重塑价值观：走出资本与权力的阴影

当过去的一切已成为历史时，也许正如黑格尔所说，“回过头看，都是理性的狡诈。”一种无可掩饰的社会现实，逼迫着每个人都必须在“正视”与“逃避”间做出选择。

在现代社会，粗略而言，能够配置资源的大体是权力（政府）、资本（市场）与知识（学界）三种形式，有时单打一，有时则兼而有之。而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得是否充分，往往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否深化到位的尺度之一。当大大小小的黄光裕一个接一个在权力的胁迫与诱惑下，最终落入资本与权力的十字阴影中，那么，迫切需要思考的应当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何时能够走出这样一个阴影？

民营企业在政商关系中陷入权力依附，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国并不完善的商业生态。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社会提出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是等级特权制度，用权力约束人们的行为，避免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是产权制度，以财产权利的界定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刺激生产、交换以及分工与合作。当第一种经济制度向第二种经济制度过渡时，就容易产生权力租金，即制度化腐败。

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中，既关乎经济体制，也关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更为错综复杂，这是因为任何变革都不会让所有人直接受益，总有一些人的利益面临受损。经济体制改革损害的经济利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补偿，而政治体制改革触犯既得利益，则很难找到相应的补偿方式。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衡量政府所控权力的进退或增减，让国家左右为难。

2007年，吴敬琏在《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中写道，“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路凯歌，经济改革所采取的从非国有部门入手、由易而难的策略，一方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面又使以双轨制为特征的寻租环境得以广泛存在，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得以四处蔓延。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在我看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唯一途径，在于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设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迟滞，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第一，中国经济继续沿着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一路狂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第二，设租和寻租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失范愈演愈烈，这些，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继续深化，民营企业生存的商业环境不能得到彻底改观，制度性利益输送仍然会源源不断，来自市场的溢价很容易转化为权力溢价。民营企业为了获得一定的制度依托，不得不付出代价，而这样的代价不但来自资本，也成为决定企业家群体素质的关键要素。(www.xing528.com)

中国的民营企业承担着改革受益者与社会转型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在制度开放的间隙中获得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又必须承受“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性改革尝试的风险。在不断摸索、摇摆的制度变革中，资本之手很容易被权力之脚踩到，这就是有中国转型特质的商业淘汰逻辑。

但是，实际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不足以成为民营企业在商业成长中以贿赂等违法形式向权力献媚的合理证明。很多民营企业处理政商关系之所以失败，与常识的缺乏有关。他们热衷于幅度过大的冒进，以致常常连自己也分不清边界到底在哪里；他们堂而皇之或信誓旦旦地打出的理想化大旗，或许只是其不断膨胀的欲望和野心的精美包装而已；他们对权力惧怕而又痴迷，不惜铤而走险企图以资本转动权力的法轮；他们模糊了企业家的道义责任，日渐迷失，并把权钱交易的潜规则变为心照不宣的惯例。

谁也不敢板上钉钉地预测，下一个黄光裕从此不会出现。不过，我们仍然相信，英国前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所言“腐败是一个国家走向衰亡的捷径”不失为一句令人深省的警世名句。不管是经济变革还是政治变革，中国终究要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区别仅在于推进的广度与深度。

转型的过程依然漫长。当前的制度体系中，不少企业家还蜷缩在阴影处，心甘情愿或被迫屈服于权力，企图以资本“购买”对其发展的助推。但是，这不该意味着中国财富金字塔将永不止息地被权力依赖症所折磨。

过去的30多年，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因染指权钱交易而不能自拔，更没有截然与政府不相往来。相反，一些优秀企业家与政府保持着良好互动，比如尹明善、王健林、张近东、许连捷、傅军、刘沧龙、刘志强、何俊明、茅永红、徐冠巨、周海江、鲁冠球、徐文荣、王建沂、邓伟、王均金等，起码在处理与权力的关系中，有着良好的政商口碑。这说明，在黄光裕与戴国芳的两端，即附庸与绝缘的两端，还存在中间状态。而在民营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形成普遍而广泛的良性政商关系，需要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双向反思，当然，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更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