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葛兰素史克的启示

黄光裕曾称，“富豪榜就像一个倒霉榜”，现在看来一语成谶。

三次荣登内地首富宝座、因两鬓斑白而索性以“光头”示人的黄光裕，运筹帷幄之术再高，也未能在2008年底逃过法律与道德的拷问。

2008年11月19日晚，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带走。11月26日晚，黄光裕的胞兄、新恒基集团董事长黄俊钦也因同案被调查。2010年5月18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黄光裕构成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6亿元，没收个人财产2亿元。单位行贿罪，因黄光裕有自首情节，获刑2年，与前两项罪名相比，这项罪名要轻得多，但引起财经界和政界的震荡却不小。一个由资本与权力编织的环环相扣又错综复杂的灰色关系网，一一被剥茧抽丝拿上桌面，牵扯其中的掮客、政客渐次曝光。

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侦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长相怀珠、公安部政治部正处级女警员王菲、上海长宁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钱宏祥等，先后被“双规”并判刑；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刘友君、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等，也相继倒在这个资本掺和其中的特殊权力场上。20多名涉案者中，不乏政界要员，大部分人曾在大众面前表过态，公开对腐败表示嗤之以鼻和深恶痛绝。

一位平民富翁的红与黑，演绎出资本托庇与权力寻租的盘根错节，也展现出部分民营企业独有的财富路径——以权力为跳板，发挥其杠杆效应，在灰色地带游荡，最终一败涂地。

在中国，权力结构与财富金字塔从来就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古代，在封建制度的外“壳”里，商人要“做道场”势必受限。当时，国家的政治目标是强国而非富国，更不是富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中总结道，“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顶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国性政府官僚机构。”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官本位社会里，商人的崛起与其说是一场与当时制度背道而驰的商业预言，倒不如说是在政治跑马场打商业擦边球。中国商人似乎必须懂政治，只有既会经商又懂政治，才有可能把商业操持起来。而对政治的高度依附性，决定了古代商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幸或不幸并不取决于商业群体是否具备优秀的商业气质，而是取决于官场厚黑学是否拿捏到家。当所依附的权势及其制度濒于灭亡时，等待他们的无非是日暮途穷而已。(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民营企业在法律意义上的自主人格日益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马上独立于官场驭制，因为行政权力还在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着各种干预，权力依然掌控着“资本繁殖”。民营企业先天不足，处于劣势地位，再加上融资难、行业准入高，特别是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在不断突破层层叠叠的制度屏障过程中，仍不免徘徊在法律灰色地带，而一旦宏观调控收紧，就有可能陡然一落千丈。因此，民营企业为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消耗大量精力处理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而一些掌握行政性审批及其他权力的官员，也会蓄意牟取非法钱财，这就是权力寻租。

政商关系总是难以拿捏。在一对又一对“官商组合”闹剧中，有人可能沦为某种工具和附庸，任人呼来喝去，超规则行事，最终难免毁于规则，使权力与资本皆输。建立在贿赂基础上的权力依附，往往是饮鸩止渴的毒药。一旦民间资本从中得到实惠，就等于得到了诱惑与鼓励，与权力的结盟必呈覆水难收之势，越陷越深。民营企业与官员在双向的道德滑跌中，均被物欲大潮折磨得神志不清，只剩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官商互傍、权钱交易。在这种局面中，有人则干脆画地为牢，与之界限两清，但“水至清则无鱼”，最终竟也会招致祸端，把自己逼向绝路。如戴国芳，这是悲壮，亦多悲哀！

戴国芳身为亿万富翁，没有娱乐应酬、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搞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生活很是简朴，是常州当地出了名的“五不老板”。但是，他是否料想过，这种“清教徒”式的做派也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命运呢？他对自己舍不得花钱，在企业公关方面也要求量入为出，因为“不懂政治”，理解“不到位”。同期遭受重创的企业早已恢复生气，唯有铁本沉沦不堪。来做一个万不得已的假设，如果“吝啬”的戴老板，当初能从号称百亿投资的项目中，抽出区区千万，用来觥筹交错，那么事态的走向是否还会如此毫无回旋的余地？

身陷囹圄达4年半之久的戴国芳，如今似已东山再起，投资百亿重新杀回钢铁行业，创办了国内最大的镍铁生产企业——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其人生起伏之大，是否足以构成拿捏政商关系的又一个经典案例呢？

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国际知名企业在进入中国国境开拓市场后，为何也丑闻不断？比如最近揭秘的葛兰素史克，其中国高管竟以骇人听闻的手法大搞贿赂，买通政府主管部门等各方关节，从中谋取药品暴利。这家世界知名的老牌医药企业，素来以守法为本，口碑甚佳，一到中国却走上如此大面积行贿的违法之路，其原因之一就是合法的正常的经营流程受阻不畅，处理政商关系有时不“买”不“通”。这说明我们还缺乏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实力强大的外企如此，何况处于弱势的民企？政商关系，一旦变成权钱交易，动作就会扭曲、变形，再强大的企业也会名誉扫地。这表明，坚守是多么不易！甚至要做到“垄断我无权、行贿我无胆”（上海奥盛集团董事长汤亮语）是多么不易！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发表过这样一番见解，“现代经济社会体系中的美国，只不过改变了一个中国一直以来信奉的‘学而优则仕’，改了一个字，那就是‘学而优则商。’”李光耀的观点并非前卫。此前，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已提出，中国人要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有的还拿出数据称，就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多少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要想获得长足发展，还是绕不过“权力”这道坎。能否处理好政商关系，直接决定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曲线是否流畅。然而，在这关键点上，并非完全由民营企业说了算，尽管民营企业的自律水平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