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安徽芜湖那个只会写5个字（“年广久”与“同乙”）、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中国的经济学界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7岁在街头巷尾捡烟头、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就接手父亲的水果摊、1963年因“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的“傻子”，竟然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荡开阵阵涟漪！
1964年，年广久为维持生计，炒起了瓜子。他偷学来的手艺派上了用场，炒出来的瓜子一咬三瓣，满口清香，于是慢慢“炒”出了名。而且，他卖瓜子是连卖带送，“别人买一袋瓜子后，总会问这够秤吗，我就抓起一大把递到他手上！”薄利多销策略招徕了大量顾客，他成了顾客眼中的“傻子”。年广久的父亲曾被街坊称为傻子，他从小也有“小傻子”的绰号，所以将自己的瓜子美其名曰“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招牌一挂，高峰时店门口两排队伍长100多米。年广久为此定下了店规：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不排队，新婚男女买十斤瓜子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独辟蹊径的店规，更让人们觉得这个“傻子瓜子”不一般，前来买瓜子的人络绎不绝，一天可卖出两三千斤。生意如此红火，年广久纵使生出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于是请来无业青年做帮工，之后越来越多，竟达12个，“傻子”出的难题也就在于此。(www.xing528.com)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即在当时（19世纪中叶），小业主雇佣工人8人以下，一般是与工人一起干活的，而一旦超过8人，便是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年广久的帮工竟达12个，那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有剥削之嫌了。于是，诸如“‘傻子瓜子’是剥削分子”的流言就在安徽上下传开，有的甚至“主张动他”。而年广久却“你吵你的，我炒我的”，闷声发大财，把“傻子瓜子”做得风生水起。到1982年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利润已过百万元大关。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年广久划到资本家的行列。1979年，经济改革刚刚凿出第一道光，很多人都在观望。“傻子”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如果“枪打出头鸟”，还有多少人愿意试水？况且，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被数字“8”卡了壳？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按此控制？实践不能被限制在理论的教条中，改革更需要变通。1982年，邓小平给这场尘埃未定的争论划上了句号，“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句话，胜过多少以案例教学为典型特征的MBA、EM-BA教科书呢？对于混沌初开的中国大地，是再及时不过的具有导向意义的经典案例。年广久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他也因邓小平的提及而在中国改革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直到1987年私营企业的工人人数才取消了限制，但邓小平的一席话为民营企业破土而出播撒了灿烂阳光。
被称作“傻子”的年广久就这样以独有的“傻福”，懵懂而勇敢地跨过了一道让无数经济学家焦头烂额的门槛——姓“资”还是姓“社”。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这样的制度跨越还很多。曾经僵化得让民营企业无所适从的体制，正日益变得温润起来。而如今，当相关政策条文已接连出台却见效甚微、颇需“动真格”的关键时期，广大民营企业翘首以盼的或许正是“傻子瓜子”这类经典的具有洞天开地之力的案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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