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启蒙企业家在“商战”的号召下,怀着强烈民族情怀起航。容闳于1868年向曾国藩上书请求建立轮船招商局,但是没有被批准。1872年,在政府“求富”的号召下,李鸿章在上海成立轮船招商局,刚开始李鸿章将其交由朱其昂打理,但是,朱其昂作为一个传统商人,根本不懂在新商业经营模式下如何有效管理轮船招商局,李鸿章被迫在1873年5月任命徐润和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的主要管理人。当时徐润、唐廷枢长期与外商接触,非常熟悉西方的商业运作模式和企业运营方法,因此,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轮船招商局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短缺。为此,他们接手轮船招商局的第一件事就是积极为轮船招商局筹措资本,二人通过股份改制的手段,积极汲取民间资本进入,以求达到分散轮船招商局资金运营的风险的目的。到1873年和1874年,二人共为轮船招商局筹措到47.6万两白银,到1877年,将其资本增加到75.1万两。[12]随着民间资本的大量进入,该时期在轮船招商局内部,官方资本所占比重已经慢慢下降,企业的经营话语权慢慢完全由企业家所掌握。因此,轮船招商局在该时期呈现出“商办商管”的管理模式,并在该模式的管理下实力不断壮大。
但是,轮船招商局是在晚清洋务派“求富”的大背景下成立的,想要完全摆脱政府控制,自主发展几乎不可能。轮船招商局成立的主要目标就是与外商进行“商战”,与外商争夺内河航运的利润。徐润、唐廷枢身上不仅仅要有企业家的职业精神,更要有强烈的民族情怀。因此,二人当时把洋人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不断通过价格战来打压外商,同时依靠李鸿章的政治特权为轮船招商局经济业务开“绿灯”,以便在行业内形成垄断,从而达到打压洋人的目的。[13]随着轮船招商局的业务发展,到1877年,徐润、唐廷枢二人通过“借款集资”的方式收购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当时轮船招商局自身股本只有73万两白银,但是兼并收购需要222万两白银,不得已只能通过李鸿章向政府借款100万两,[14]剩余部分通过民间集资的方式来补足。以至于《申报》用“国家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15]的话语来形容当时轮船招商局的实力。轮船招商局经过徐润、唐廷枢的经营,到1882年开始利用所获得的利润,归还所欠官款三十多万两。因此,这一时期轮船招商局在徐润、唐廷枢“商办商管”的经营理念下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轮船招商局是在政府“求富”的号召下成立的,它可以看作是民间与政府合作的一个产物。但是,轮船招商局也是新式企业管理模式在晚清的一块“试验田”。从徐润、唐廷枢积极为其筹措资本来看,轮船招商局为那个时代启蒙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展现能力的平台;从轮船招商局取得的成果来看,证明了以徐润、唐廷枢为代表的企业家那种“商办商管”管理模式的先进性。(www.xing528.com)
因此,在徐润、唐廷枢时期,轮船招商局在“商办商管”的管理模式下实力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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