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特点原因分析

静态角度看模型（2）的实证结果，云南省位于国际直接投资第二阶段，落后于中国国际投资阶段。探究其原因，需要从时间序列上连续的对云南省和中国国际直接投资阶段进行动态分析，这需要借助IDP理论的“U”曲线和邓宁在阐述IDP理论时描绘的散点图（如图4）。

图4　云南省和中国国际直接投资阶段比较图

在图4中，星状代表2003—2015年我国PNOI和PGDP之间的关系，圆点状代表云南省2003—2015年PNOl和PGDP之间的关系。我国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已经完成“U”型曲线进入第三阶段，而云南省仍在“U”型曲线低端，说明云南省仍处于国际投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关于云南省国际投资阶段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本文依托IDP理论主要从国际投资第一、二阶段、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折两方面进行分析。

云南省国际投资时间开始较晚，吸引FDI的区位优势较弱。云南省在2003—2004年间，人均OFDI不足1元，人均FDI为25.68元，处于国际投资第一阶段。2005—2007年两者开始上升，PNOI绝对值出现上升趋势，进入国际投资第一阶段后期。但是从全国来看，2003年我国PNOI绝对值达到41.14美元，相当于云南省2015年PNOI绝对值，这说明云南省国际投资起点较晚。除此之外，发现第二阶段吸引FDI的区位优势仍明显不足，2008年云南省吸引FDI速度较之前加快，PGDP超过600美元，进入国际投资第二阶段，但人均吸引FDI为17.1美元，仅占中国年人均吸引FDI的40.97%，前期FDI的流入量较少，所以FDI的技术溢出相对较少，进而阻碍本省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形成，影响云南省进入国际直接投资第三阶段的速度。

从国家宏观政策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渐进式的梯度开放政策，沿海地区在吸引FDI时优先享受政策优惠，进入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早；云南在2003年开始从事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晚，所以发展阶段较落后。从IDP理论方面分析，云南省处于国际直接投资第一阶段时，FDI和OFDI都较少，进入第二阶段后主要依靠区位优势吸引FDI；研究区位优势要回归到OLI理论，在OLI理论中，邓宁提出基础设施建设影响运输成本，运输成本会影响到FDI对东道国的选择，因此本文使用“铁路+公路/总面积”的指标来衡量基础设施建设。另外，邓宁在IDP理论中指出一国国际直接投资会受人口规模的限制，其缺陷在于没有考虑人口素质，人口素质作为人力资源贮备对FDI有重要影响（孙俊，2002），因此本文采用“专科+本科毕业人数/总人口”来衡量地区劳动力素质。本文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力素质”这两个指标来探究云南省和中国区位优势的差距。结果如表2，从基础设施建设看，2003年云南省交通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增速较为缓慢，2006年被全国平均水平超越，2007—2015年离全国水平越来越远。根据IDP理论，国际投资第二阶段主要靠低廉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FDI，但是云南省交通水平的落后会增加运输成本，所以在第一阶段会影响FDI的流入，FDI流入较少会影响本省FDI的技术溢出，进而影响第三阶段中所有权优势的形成。从劳动力素质看，云南省劳动力素质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2010年差距一直扩大，虽然在2011—2015年差距缩小，但是缩小速度较慢，劳动力虽然低廉，但是劳动力素质较低，这会加大外商在我国投资的成本，不利于云南省吸引FDI。

表2　区位优势变化表

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呈现出所有权优势不足、内部化优势不明显的缺陷，所以云南省未能过渡到国际直接投资第三阶段。在IDP理论中，邓宁阐述当PGDP大于2000美元，NOI绝对值缩小时，国际直接投资进入第三阶段。根据统计数据，云南省在2014年PGDP达1979美元，2015年P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但是净对外直接投资（NOI）一直处于绝对值扩大的状态，说明云南省国际直接投资发展不仅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所以经济发展阶段滞后影响国际投资阶段过渡的因素可以排除。(www.xing528.com)

根据IDP理论，进入第三阶段时，对内净投资开始下降，一国竞争力上升，外国原始投资的所有权优势被侵蚀，本土企业利用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上升，NOI仍为负数但是绝对值在缩小。所以本文选取了“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作为衡量所有权优势的指标，因为技术优势是企业潜在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力，一个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代表地区科研创新和技术优势，是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选用“地方财政收入/地区GDP”代表政府资源配置能力的指标，用“国有资产/总资产”代表企业的国有化程度的指标，以此进行云南省和中国平均水平的内部化优势比较。选取“地方财政收入/地区GDP”作为衡量内部化优势的指标，是因为这个指标反映了政府能够支配的社会资源、调控经济的能力。当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强时，能够组织活动促进投资，提供内外企业合作牵线搭桥等降低交易成本的服务；另外，知识产权保护会对内部化优势产生积极影响，而政府效率正是测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重要指标，因此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具有一定内部化优势。“国有资产/总资产”作为衡量内部化优势的指标，因为我国国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不仅可以得到政府的行政支持、税收政策优惠等，还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和资源成本价格上的优惠，国有企业凭借其特定的政策在OFDI中更有雄厚的实力应对风险，从而增强其内部性。

结果如表3所示，云南省科技创新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差距在持续扩大。云南省2015年的科技创新水平仅相当于全国2008年的平均水平，2015年全国平均创新水平是云南省的4.36倍，说明云南省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另外，云南省在国际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中吸引FDI数额较小，FDI技术溢出效应较弱，加之自主创新能力落后，导致对外直接投资中所有权优势不足，所以云南省国际直接投资阶段未能进入第三阶段。

表3　所有权优势变化表

表4显示出云南省内部化优势一直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但是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说明云南省政府资源配置能力的内部化优势正在减弱，国有资产水平也一直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在2003—2007年间，云南企业的国有化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一直在缩小，但在2008—2015年间，云南企业的国有化程度增速变快，说明云南的内部化优势一直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所以，云南省国际直接投资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过程中需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并扩大区位优势，大力吸引FDI，提高FDI技术溢出吸收能力，逐步形成地区企业所有权优势，然后依靠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进行OFDI。

表4　内部化优势变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