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承锐 梁凤贺[1]
摘 要：基于我国地区间出口差异巨大的事实和影响出口制度因素的文献，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地区行政长官是否有留学经历会不会导致地区出口不平衡？本文从地区行政长官留学经历入手，梳理出财政补贴效应、FDI引致贸易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三个机制，说明具有留学经历的地区行政长官如何更有效地推动地区出口。并利用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具有留学经历的地区行政长官确实能显著地推动出口贸易，稳健性检验和敏感性检验都支持该结论；并且，较之没有留学经历地区行政长官任职的省份，有留学经历地区行政长官任职的省份出口率高出2.1%。除此之外，门槛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水平和交通设施水平均对留学地区行政长官的出口贸易提升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但地区间具有异质性，造成地区间贸易不平衡。
关键词：地区行政长官；留学经历；出口贸易(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出口贸易呈现迅猛增长的趋势，2017年我国继续保持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我国出口贸易在省（市、区）之间存在严重分布不均问题。据统计，1986年广东省出口额达42.9亿美元，西藏出口额为0.045亿美元，西藏的出口额为广东省的0.19%，省（市、区）际出口额方差为4.12；2015年广东省出口额为6431.7亿美元，而西藏仅有5.86亿美元，西藏仅为广东省出口额的0.09%，省（市、区）际出口额方差扩大为8.51。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出口贸易总量的加大，出口贸易在省（市、区）之间分布不均的问题也日益严重。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出口贸易的分布不均呢？已有文献多从地区经济资源禀赋、地区制度质量差异角度来解释。例如，谢昭琼（2002）从地区间收入和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吸引外资差异角度出发，研究发现地区间上述资源的不平衡会显著影响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2]金祥荣和茹玉骢等（2008）指出，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对地区出口差异具有显著影响，通过改善企业制度的生存环境，可以缩小地区间贸易不平衡的差距。[3]张杰和李勇等（2010）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发现，制度是我国出口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制度完善的省份出口份额相对较高。[4]王凯和庞震（2011）从地区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差异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存在正向作用，并且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远大于西部。[5]由此可见，省（市、区）制度供给的差异是影响地区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指标。
我国治理体制使得地方官员成为地区制度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因而地方官员在我国地区出口贸易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在省（市、区）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这种治理体制赋予地区行政长官对地区财政、金融信贷、外资引进及出口鼓励等事项的重大决策权。尤其在出口方面，地区行政长官具有调整地区税收政策、劳动力市场法规、国有经济部门发展战略的权利，这些因素会显著影响企业出口（黄顺武等，2017）。[6]同时，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政策下，为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加速融入世界，国务院积极推动地方高素质官员出国留学，以便更多地了解和熟悉国际惯例，提高地区行政长官的经济事务管理能力，推动地区开放经济的发展，也为地区出口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地区行政长官为什么能够推动地区出口贸易呢？其动力主要源于地方官员之间的晋升锦标赛，出口可以在短期内通过贸易乘数、积累外汇资金等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地方官员在短期内取得政绩的愿望，实现晋升。但即使面对相同或相似的晋升激励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人口统计特征的异质性也会使辖区经济绩效出现差异（张尔升、胡国柳，2013）。[7]黄顺武等（2017）研究发现市长的专业背景、年龄和学历等人口统计特征的差异显著影响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8]高雄伟和董秘刚（2017）指出地区行政长官留学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个人能力的发挥，这种差异对地区吸引FDI有显著影响。[9]中央选取高素质官员出国留学，出国留学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他们的认知水平和价值观，自身素质又会得到明显的提高，这种循环是否会变成地区行政长官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推动地区出口贸易中更加有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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