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型政商关系对企业家创新的影响

“亲”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有助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企业家发挥创新提供良好市场氛围。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把该放下去的权利放到位，该营造出来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界限定下来，就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确运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10]

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详细阐述了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亲”“清”两字。“清”体现在处理政商关系时，政商双方应恪守法治底线，做到公平公正、公私分明、各尽其责，而“亲”则体现在政府官员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时要积极作为，引导和帮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切实履行服务型政府的职责。^[11]

1.刺激市场需求

早在2004年2月温家宝同志就提出来“服务型政府”的概念，经过十四年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政府职能转变更倾向于“亲”型政府强服务的特点，在使市场起到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中，“亲”型政府更多起到的是一种辅助的作用。^[12]根据“市场拉动论”（罗思韦尔，1992），创新源自市场需求，需求导向引导创新的发展方向，可以说市场需求是拉动创新的起点与原动力^[13]，而企业家创新行为的产生与变化也正是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需求越旺盛，企业家越有创新的动力，服务型政府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和刺激市场需求，从而推动创新。有国内学者也认为市场通过需求引导创新，通过竞争给企业施压，市场机制的作用可以消除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通俗来说市场具有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自发性。^[14]

2.扶持性政策激励创新

新型政商关系下以企业发展为导向，全国各地陆续出台扶持性创新政策，而这些扶持性创新激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企业家的创新热情。自2014年李克强同志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创新创业热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了全国，中国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数以万计。在这样的创新创业热情下，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扶助创新创业政策，助力创新创业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www.xing528.com)

以浙江为例^[15]，浙江经济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其省会杭州已经悄无声息地把“贸易之都”的帽子从广州头上摘了过来，而这一切都源于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企业家群体的创新行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16]一直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拼搏的原动力，他们从不拘泥于当前，在改革开放初期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从“鸡毛换糖”到“义乌世界小商品批发市场”，再到如今以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们融合出的“电商之都”“中国新硅谷”，他们一次又一次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地方到全国的跨越。如今的杭州，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之城，从衣食住行到金融投资、保险医疗，杭州人民已经习惯不带现金、银行卡、交通卡，这种便利的生活方式正从杭州向全国乃至全球蔓延。不论是以传统产业为主的老一辈企业家，还是走在信息经济前沿的新一辈浙江企业家，无创新不浙商，已经成为浙江企业发展的一条定律。^[17]所有这些创新都离不开浙江省政府的背后支持。

加大对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投入和建设，为创新提供后备力量。在针对浙江高等院校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浙江省委、省政府积极推进湖畔大学、西湖大学等具有高水准的创新型民办大学的建设，致力于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和相关高等人才的培养。同时为了打造创新强省，发展网络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而决议成立的之江实验室，以国家实验室为定位方向，以汇聚全球科研人才的开放型创新基地和跨学科创新平台为目标，一方面全面提升浙江省网络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为建设“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创新创业平台奠定基础。

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指导意见后，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以激励创新创业^[18]：安徽省为了鼓励青年群体创新创业，从资金的源头着手，通过审批一部分有资质的企业来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无抵押创业资金贷款；四川成都为汇聚各类科技创新创业人才，扶持科技创业企业，每年拿出1亿元用来支持成长型科技创业企业发展，且每年投入创新创业的各类资金不低于10亿元；浙江省更是以凡用于技术开发的费用按150%的抵扣额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创新创业。综合来说，政府为了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所采取的措施大致分为吸引人才、减税让利、提供保障等。

企业的创新不是企业家自己一个人的事，新时代的创新更需要团队的合作，以完善的创新体系为依托，将区域内的各个创新主体（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和制度环境（政策法规、基础建设和保障机制等）集合起来，企业才更容易获取高效及时的外部资源，这样才能有所突破，才能为激发企业家的创新起到引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