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商关系对企业家创新的影响

制度环境就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的、被人们认可的并在无意识中接受的一系列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习俗。制度环境通过这些法律规范界定了企业各类行为的界限，使交易各方都能在规定的界限内选择风险与收益的相对平衡点。而制度环境由于受国别地区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具备了不同的特点。迥异的制度环境在其不同适用范围下就产生了好坏之分。但总的来说，好的制度环境必然具备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不仅包括保护创新成果的产权制度和刺激创新的金融政策与激励政策，还包括在有效遏制地区腐败的同时大力提升政府效能，从而促进优化公司的治理机制。^[5]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进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企业家的创新意愿。

1.经济制度

（1）产权保护制度^[6]

任何形式的创新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企业家在对是否创新以及如何创新做出决策时都会比较并考量其创新方案的风险性与收益率。此时，好的激励与保护政策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某政府制定了保护创新成果以及鼓励创新的优惠政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同时由于企业家的创新成果得到了保障，企业家们就愿意主动进入某行业或开拓新市场、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形成新的组织管理模式、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这就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了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7]

相反，如果政府没有采取合理的创新成果保护政策，市场上盗版和侵权现象就会源源不断，“山寨”产品不断出现，企业家就不得不自行支付高额的维权费用以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不受侵犯，在对比分析收益与成本后，绝大部分企业家将不愿从事创新型活动。因为企业家会认为在侵权成本低廉的前提下，与其花费高额的成本进行自主创新，不如以低成本模仿其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不论政府出台多么优惠的鼓励创新的政策，在没有相应的产权保护制度下都无法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20世纪美国的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正是得益于《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一系列知识产权法律政策的出台以及诸如美国专利商标局等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设立，它们对私人产权的强有力保护才使得企业家们愿意投放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到创新活动中。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创造良好经营和积极创新环境的首要条件，尤其在当前这个科技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知识产权形式的变化已经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新兴领域，相关部门应当与时俱进，及时更新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之与时代发展相匹配，更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和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让侵权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加大侵权违法成本，这样才能有效调动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创新积极性和维权主动性。浙江作为较早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省份，在1997年就颁布实施了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条例，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完善相关的保护体系。近几年来，浙江又成立了全国唯一的电子商务领域专利执法维权协作调度中心，打击假冒专利、保护电子商务领域专利，这才成就了如今浙江科技和知识产权强省的地位。近年来我国虽在逐步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但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政策力度还略显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2）金融政策(www.xing528.com)

当前企业家在进行创新前提投入和中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融资难。尤其是作为创新主力的民营企业家们，由于其民营的产权性质特点，与国有企业和各政府机构距离“近”、具有政治强势性的特点相比，具有天然的弱势。不论是科技创新的过程还是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究其原因，一是以国有四大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其政策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同时证券市场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性待遇导致民营企业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困难；二是国家对民间金融的严格管控造成了大量民间资本闲置与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矛盾现象。同时由于民间资本难以通过正规渠道流向民营企业，近年来也爆发了以各类名目非法集资造成财产损失的案件，如金易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e租宝）及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案（泛亚金属），涉及民间金融资金近千亿元，为国家金融安全提出了严重警示。

近年来为了鼓励企业家创新，央行会同有关部委与2015年7月18日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用六大政策助推互联网金融稳步发展，有力拓宽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为企业家创新资金的来源提供保障和支持。

2.政治制度

在以往的政商关系中，企业办事都要“靠关系”，正常的市场竞争也变成了拉关系送礼的人情比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某些官员“吃拿卡要”“不作为”之类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8]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行动之下，一大批贪腐分子被查处，其中既有大老虎，也有小苍蝇，而这些贪腐分子背后，是一批又一批因行贿而锒铛入狱的商人。会出现这些屡禁不止的贪腐现象究其原因就是政府干预过多，政府拥有大量的企业创新所需的关键性资源，而拥有分配这些关键性资源的权力的官员不可避免地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租，企业家为了获取这些关键性资源又只能通过寻租，这反过来助长了贪腐之风。同时这种讲人情凭关系的政商相处方式也大大降低了政府工作效能，如企业为获取一项项目审批往往需要数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有调查研究表明曾有企业审批项目最长时间约达1500天，如此长的审批时间必将导致部分企业错失创新机遇。因而构建“清”型政府，建立清明的政商关系就尤为重要。

近年来广东省就以“正负清单”的形式规范了政商交往的“雷区”和“安全区”，让公务人员不再担心踩红线，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如何服务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上来。在正面清单中就明确规定了“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参加符合规定的企业活动中可以由企业按照当地公务接待标准提供工作餐”，这样从前为了赶饭点调研一家企业就回去的领导干部逐渐敢留下来，边吃工作餐边聊心里话，政商关系更近了，办事效率也提高了。同时负面清单也厘清了政企行为的禁区，明规则多了，潜规则自然就少了。企业家可以凭借自身的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合法守规的经营也自然降低了企业的成本，政府营造的良好环境成为了企业茁壮成长的土壤。以“创新红利”取代“关系红利”，企业不再需要靠寻租而是靠创新发展获取生存空间和赢利点，这样一个有度有为的政商良性互动新局面也必然能促进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