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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湾区成为学习型区域的探索与实践

时间:2023-05-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果用高标准来衡量,我认为大湾区至今尚未很好地形成弥漫于区域内的浓厚的“创新空气”。如果把创新视作集体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区域文化”比“企业文化”更重要,“学习型区域”比“学习型组织”更关键。“学习型区域”是经济地理学家们提出的概念,用来强调一个地区内的学习型企业紧密合作、共同学习的作用,这是提升企业和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创新性和竞争力不可或缺的东西。

让大湾区成为学习型区域的探索与实践

在需要不断创造新知识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地区”这一地理组织的作用变得比以往更重要,日益成为和跨国公司同样重要的经济与技术组织方式,甚至成为推动创新的核心动力。

2017年6月20日周其仁教授在香港召开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发表演讲,提出创新要有“密度”和“浓度”。密度是集群的概念,浓度是指集群里的不同要素要高度互动。

产业群(又称地方产业集群)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一些产业集聚于国家经济体系中的特定区域,这个现象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全球化浪潮中,“地方产业集群”开始具备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全球化正在造成更加明显的本地化。在需要不断创造新知识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地区”这一地理组织的作用变得比以往更重要,日益成为和跨国公司同样重要的经济与技术组织方式,甚至成为推动创新的核心动力。

在大湾区论坛上,不止一位演讲者提到大湾区的成功依赖于通畅的四流(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其实,这也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意思,旨在大幅消除旧有的空间摩擦力,从而实现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创新,所以我们看到,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共同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强调了“创新集群”的概念,并指出城市或区域层面的创新中心往往是国家整体创新绩效的驱动力。报告还显示,地区不仅是组织特定产业群的焦点,更是组织和管理创新的焦点。

这份报告跳出了衡量国家创新的传统窠臼,让我们把评价创新的注意力从国家政策、法律与制度、国家对创新的投入等转移到发生在地区层面的创新投入与产出上。所以,我们既高兴地看到中国已跻身全球创新领导者行列(中国的排名从2016年的第25位上升至2017年的第22位,成为唯一进入前25名的中等收入国家),更欣喜于在报告首次尝试对热点地区“创新集群”进行的排名中,深圳-香港地区以“数字通信”为主要创新领域,位列第二。

这充分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的设想具备充分的实施条件,在制度、人才、创新网络等多方面都具有竞争力。然而,该地区是否也具备世界级的创新生态环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地方政策与制度、社会网络、本地劳动力市场、专业服务水平等因素与创新的关系上。同时,鉴于粤港澳大湾区还是一国两制的试验场,我们还需要考量中央层面的制度和政策。

如果用高标准来衡量,我认为大湾区至今尚未很好地形成弥漫于区域内的浓厚的“创新空气”。什么是“创新空气”?我们都知道空气无处不在,但又常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创新空气”的意思是,企业与本地的其他企业以及本地环境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把创新视作集体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区域文化”比“企业文化”更重要,“学习型区域”比“学习型组织”更关键。(www.xing528.com)

我们也许早已认识到创新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但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创新是一种社会过程,即创新是建立在地方生产综合体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基础之上的。在技术经济的重大变迁中,再有创造力的企业,也无法“闭门造车”地独立开发出重要的新产品或服务。因而,创新成为充斥着互动式学习的社会过程。为了形成企业间的紧密合作关系,为了在内部和外部的网络中鼓励企业广泛参与,创新需要“社会语境”,也需要社会资本的积聚。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洞悉后福特时代的学习型经济的真谛。

“学习型区域”是经济地理学家们提出的概念,用来强调一个地区内的学习型企业紧密合作、共同学习的作用,这是提升企业和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创新性和竞争力不可或缺的东西。它意味着一种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既包括公共领域,也包括私有部分),凭借适宜的权力和预算,可以提高当地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福祉。当我们提到区域发展时,资金往往被视为一个发展瓶颈。但其实资金并不是高新技术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充分条件,未来成功的要素是成熟的企业制度和专业化的分工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域创新环境。

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前主任卢瑟福有一段逸事:就在做出核裂变实验的前夕,实验室陷入了极度缺钱的困境。卢瑟福把实验室的人员召集起来宣布:“伙伴们,我们的钱花光了。现在我们必须思考。”这就是学习的本意。在发达国家中,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创新,创新已成为最关键的竞争力。它源自知识的应用和商品化,知识是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被提炼出来的。知识资本远比金融资本更稀缺,流动性也更低,且更多地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在知识资本聚集的地方,大学和富有创造力的企业(不论大小)融合在一起,可挖掘的特殊专长与技能潜力似乎无穷无尽,信息经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自由流动。

这一切都对特定区域内的行为主体构成了巨大的考验:企业如何建立充满信任的关系网络,形成既竞争又共存的多赢局面?大学如何培养融合多学科知识、有国际视野且能有效地将知识转化为应用的人才?政府如何进行跨越行政边界的改革,允许行为主体大胆试错、勇敢试验?这些都需要一种干中学、学中干的实践智慧。

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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