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协议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三地发展创新的诉求落实到纸面上。在这份文件中，“创新驱动”是五大合作原则之首，“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排在七大合作重点领域的第三位，其他领域涉及基础设施、市场、产业、国际合作等，不可谓不全。
决策者也有难处。比如，人们去旧金山观光，必然会去金门大桥，这座桥是1937年建成的，至今已经使用了80多年。同时期建成的7座跨海大桥，承载了公路铁路时代旧金山湾区发展的巨大交通流量。然而，在粤港澳大湾区通勤，必然会堵在虎门大桥，虎门大桥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建成通车的，至今仅使用了20多年。两“门”相比，一个是开放、连接之门，另一个却是拥堵之门。至于港珠澳大桥的“双Y方案”之争、深中通道的“桥隧之争”等，已经是后话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决策者要把“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放在七大合作重点领域的第一位。我们常说“要致富，先修路”，对21世纪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则是“要创新，先修路”。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人流、物流、货流就无法实现自由流动，更不用说关乎创新成败的资金流和信息流了。
当然，粤港澳大湾区也有自己的优势。大湾区的占地面积、人口数量、GDP总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机场旅客吞吐量、高校数量（含高职高专）都比旧金山湾区多。但不可否认，如果按人均计算，粤港澳大湾区就不存在优势了。其中，人均GDP（约2万美元）不及旧金山湾区人均GDP（约11万美元）的1/5。想一下，如果以粤港澳大湾区现在约6600万常住人口规模计算，当人均GDP达到旧金山湾区的50％时，大湾区的GDP总量将达到3.6万亿美元，与德国差不多；如果人均GDP达到旧金山湾区的水平，大湾区的GDP总量将达到近7.3万亿美元，远超日本，成为世界排名第三的经济体。实际上，在现有条件下，想要实现这样的赶超，难度非常大。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展开引领式、颠覆式的创新，正如蒸汽机之于人力、电气之于蒸汽机、互联网之于电气，只有把握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脉搏，才能实现发展的升维与跨越。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用政策的升维来适应发展和创新的升维？这是对决策者智慧和能力的巨大考验。现阶段比较务实的解决方案是：首先，成立一个统筹跨城市政策的协调机构，来管理大湾区内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和教育需求，包括以大湾区为呈现形态的一系列对外吸引政策，在此基础上再由各城市根据自身特色来提供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其次，创新者的政策话语权和主导权应该得到扩展，正如旧金山湾区委员会可以代表整个地区的创新者及商界，提出经济、商业和社会事务方面的政策主张，并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实现决策落地。最后，鼓励创新、包容开放的创新文化营造需要政策的配合，针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应用，政策应保持最大的监管包容性，形成有利于快速传播创新想法和手段的开放环境。(www.xing528.com)
陈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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