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大学文化的转型时，刘遵义认为，不仅要提高大学普及率，更要提升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想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创新基地，就要在研发上投入更多力量，建设世界领先的创新基地。香港的研发投入占GDP的0.73％～0.78％，2020年预计达到1％，这个比例其实很低。深圳是4％，韩国、以色列更高，中国内地到2020年预计可达到2.5％。
刘遵义还认为，大学文化亟须改革的关键一点是，亚洲人对权威过于重视。但创新需要挑战权威，挑战既定的理论。爱因斯坦当初就是挑战了牛顿定律，才创造了广为人知的相对论。所以，敢于挑战权威是创新的必备条件之一。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容忍失败。硅谷的很多创业成功者都至少有过两次失败的经历，到第三次才成功。在中国，大多数人只有一次失败的机会，而这会导致创业者过于小心，根本不敢冒险。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大家有冒险精神，另一方面也要容忍失败。
在谈到大学自治的问题时，海闻认为，深圳可以尝试创办私立大学，虽然这确实很难。深圳有很多企业家，可以考虑办一所像西湖大学那样的高校，为国家的未来做贡献。
公立学校所受的限制较多，表现在人才等多个方面。深圳的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缺乏，未来需要在制度上有所突破。虽然很难，但也要勇于尝试，否则就永远不可能有突破。
罗范椒芬则认为，关于改善香港高校的自主权受限问题，虽然由企业办学是一个方法，但更好的办法可能是改革大学自主委员会。如果大学在董事会层面已经改革得很好，政府对大学更有信心，就可以在管理制度上进行改革，建立大学自主委员会模式。
现在的大学文化是以在国际文献上发表论文为升级标准，所以真正去做科研转化的教授不多，这是不利于发展的。未来，要鼓励校企加强合作，以增加学生就业的机会。
刘遵义也赞成校企合作，但他同时认为企业的目光比较短浅，很少有企业愿意支持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出成果的时间较长，很可能10年甚至20年都没有明显的成效，而以利润为目标的企业不太可能投资一个十几年都见不到成效的项目。但是，大学要达到顶尖水平，基础研究必不可少。中国的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经费只占5％，美国约占3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最新、最前沿的发明创新都在美国。
在林垂宙看来，香港有很多优势，金融、科技方面都很强，但高等人才无疑是香港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香港回归之后有一部分优秀人才回到香港，大部分都在大学做研究，他们在经费投入有限的前提下，做出了很多成果，推动香港的几所大学在很短的时间内跻身世界名牌大学排行榜前列。只用这么少的经费就能取得这样不错的成绩，实在难能可贵。未来，如果投入更多经费，不但很多教授可以继续从事更高研究水准的工作，也会促使学生从事创新和转化的工作。这对香港的未来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www.xing528.com)
（本文由《腾云》编辑部整理）
【注释】
[1]本部分观点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
[2]本部分观点来自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经济学教授海闻。
[3]本部分观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香港科技园董事长、香港教育署前署长罗范椒芬。
[4]本部分观点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校长高级顾问、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前院长林垂宙。
[5]本部分观点来自中山大学教授、粤港澳研究院副院长陈广汉。
[6]本部分观点来自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