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路上的问题与挑战

在上述多种背景因素的交织影响下，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转入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和挑战。这部分与阶段性特征相关，部分与我们所处的历史结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的问题相关。

一是社会共识与政绩观。社会共识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作为“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社会共识能够大量降低社会交易费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迟缓或倒退，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关于发展的社会共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是建立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之上的。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发展的社会共识也需要相应的转变。把发展主要视为甚至等同于增长速度，在高速增长阶段或许是有道理的，但当这个阶段过去后，如何把发展更多地与“质量”“效率”等概念挂钩，需要从决策者到普通民众都系统地转变理念，或者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

与高速增长的发展共识相适应，把速度搞上去是政府官员工作业绩组织考核、社会评价以及自我认知的主要尺度。要转为追求质量效率的政绩观，除了“认识”问题外，重要的是确立新的评价考核体系，比如，把就业指标放在优先位置上；或者按照五大发展理念，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只把GDP作为一个预测性、结果性的指标。

二是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流动与优化配置。要素市场仍然是中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主要短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土地市场改革的方向，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户籍、公共服务、社会分层等仍然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约因素；资本市场在准入不足的同时，也出现了监管混乱的问题；行政性垄断不同程度的存在，限制了生产要素效率导向的流动和配置。如果说在高速增长期，不完全的要素市场尚可勉强支持，一旦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短板就绕不过去了。事实上，大都市圈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无一不受制于要素市场的短板制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还是打破要素市场的僵局。

与高质量发展相配套，要素市场上中高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显著上升。所谓中高级生产要素，主要是指知识、技术、价值密度或含量较高的生产要素。比如，中国近年来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800万人，知识技术含量高，但人工成本比发达国家低，从而构成了新的人力资本优势。相应地，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的知识技术密度、附加价值含量提高，金融产品能够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企业提供有效服务等。能否吸引并用好中高级生产要素，对地区、行业和企业竞争将至关重要。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能够加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能够吸引并高效配置这些中高级生产要素。

三是重大结构性问题的理顺与调整。这类问题包括：行政性垄断导致的效率差异，脱实向虚背景下的经济泡沫，收入差距与社会阶层固化，创新驱动发展所需的自由探索环境等。从长期看，解决这些问题不大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创造条件，也需要一定的耐心。然而，同样确定的是，不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不将其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高质量发展就难以实现。一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受制于相同或相似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要成功转入高收入社会，必须旗帜鲜明、措施到位，坚定不移地打赢解决这些重大结构性问题的攻坚战。(www.xing528.com)

四是金融风险形成条件的变化与有效防范。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到中速，金融风险的形成条件也会相应地发生重要改变。在高速增长期，资产价格持续上升具有吸收、后推金融风险的功能。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几大国有银行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坏账，一开始时压力很大，一段时间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相当多的工厂设备贬值，员工下岗再就业，但土地升值，价格涨了几倍，原来的坏账变成了“优质资产”，潜在风险被吸收了。转入中速增长后，这种条件难以维系，甚至出现相反的情况，原来无风险的资产也转化为有风险的资产了。东亚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无一例外地经历了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金融危机，原因也在于此。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速，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先是终端需求中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后的减速，带动产业领域的去产能，再带动金融领域的去杠杆，进而逐步形成与终端需求相适应的产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中国能否比较平稳或“有惊无险”地渡过这一难关，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五是地方性要素黏性与高价值区域的形成。高质量发展对应高收入增长。收入差异的背后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度、附加价值度的差异，或者说“产业质量”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低收入、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也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和内部。在高收入经济体之间，有的人均收入达到两三万美元后就停滞不前了，有的人均收入则高达五六万甚至10万美元。在高收入经济体内部，也是高收入地区拉高了整体的收入水平。

部分地区拥有更高的产业质量，是因为存在特定的“地方性要素黏性”，能够吸引高知识技术密度的相关要素，并对其进行优化配置和使用。所谓地方性要素黏性，通常是指“投资环境”或“发展环境”。但是，高知识技术密度要素要具有“黏性”，显然对要素市场条件、政府能力、产权保护、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会提出特定的要求。有的地区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当高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就是因为形成了高质量的产业体系与配套的发展环境。在一个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高质量产业处在产业体系的顶部且规模有限，究竟“花落何处”，取决于相应的地方性要素黏性在哪里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地区之间的竞争，特别是领先地区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将体现为高质量产业体系和相应的地方性要素黏性之间的竞争。从全球范围看，大湾区往往能够以自身突出的要素黏性，聚集起较大规模的高质量产业体系。

六是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企业家精神集中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组合能力，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这种能力的要求是有差异的。当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将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与国际技术与产业前沿差距的缩短，可直接借鉴或模仿的技术、管理、商业模式等相应减少，而需要更多地探索、创新前所未有的要素组合方式，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超过以往。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生存发展的基础并不牢靠，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保护、企业家预期、政企关系等方面，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一旦形势有变或遇到冲击，企业家行为问题就会被推到台前。

为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备稳定、可预期、蓬勃发展的企业家精神是必要条件。各种破除束缚企业家精神的改革应该摆在优先位置。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应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而不能仅限于并不稳定的政治承诺、政府文件、地方性或阶段性的人事关系支撑，比如，有些地方就曾出现后任不理前账的现象。对某些企业家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件重新审理，将有助于提高产权保护法治建设的可信度。与此同时，还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形成“亲”“清”相容的政商关系，划清政府权力边界，纠正脱实向虚倾向，使企业家精神聚焦于实体经济、创新驱动，而不是“套利”和寻租。此外，更具长远意义的是，充分理解企业家精神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形成崇尚、发展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和民族文化，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创新国度。在这个过程中，大湾区有条件走在前面，激发出更强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