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商品关系与生产社会化原则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沿着自给自足的方向还是沿着交换化的方向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否能够顺利地向前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特别是对于像我国这样原来经济落后，城乡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国民经济很大程度上带有自给自足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在理论与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与处理这一问题，更有着重要的意义。

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的。现代的生产社会化表现在：一是生产资料社会化，即作为生产单位的企业拥有大规模的先进物质技术手段，实行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二是劳动过程的社会化。它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劳动力的积聚，即拥有较大数量的劳动者与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它在宏观上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即企业之间劳动分工的发展与生产协作化。三是产品的社会化。它表现在企业生产的产品用于满足自身需要的比例的减低与用于满足其他企业与社会需要的比重增大。这种生产社会化的进程，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经济不是由一个个内部生产门类俱全、万事不求人，排除了外部交换的自给自足的单位所组成的联合体，而是由生产高度专业化的彼此依赖日益密切的、众多的企业所组成的有机体。就生产社会化的发达，与各个单位、地区、部门经济活动结合的紧密程度来说，它是比过去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组织更为复杂、更为高级的社会生产机体。^[1]作为社会基本生产单位的企业，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相互依存，决定了它们各自的生产活动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以彼此之间发达的活动交换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决定了企业之间的活动交换不可能在产品生产与产品交换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而必须依赖商品关系这一纽带。这一点本书第一章业已从理论上加以论述。

如上章所述，社会主义社会乃是由历史上最发达的商品经济转向更高的产品经济形态的过渡时期。既然是向产品经济的过渡时期，那么，似乎社会主义经济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开始了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削弱与衰退和产品交换与直接分配关系的兴起，如像经典作家所预言的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那样，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是从原先经济落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那么，正如国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表明，对这样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很长发展阶段，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表现为国民经济的自给性经济因素的缩减与交换因素的发展，要表现为实物性交换的缩减与商品性交换的发展。归结起来，将表现为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曾经流行着轻视社会主义制度下交换关系的作用的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社会主义是以商品经济的消亡为特征的。因此，他们是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活动看作是直接的产品交换。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倍倍尔等也是宣称社会主义只是产品经济，而不存在商品交换。普列汉诺夫就曾说：“社会主义商业——这是荒唐之极”，是“四轮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倍倍尔说：在新社会没有“商品”，所以没有货币。^[2]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曾经一度设想和试图推行用直接的产品交换来代替货币交换。他说：“从货币过渡到不使用货币的产品交换是不容争辩的。”^[3]此后，列宁及时总结了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论述了必须利用商品关系、货币交换来建设社会主义，否定了社会主义是排除货币交换的自然经济的观点。但是，在一个社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质表现得极为鲜明的小农国家，根深蒂固的小生产者的自然经济思想传统，总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表现出来，总是要表现为理论中的轻视货币交换、崇拜直接产品分配的自然经济倾向。即使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著作中，斯大林在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所下的定义中，也未曾明确地把生产品的交换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必要内涵。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也存在着只重视生产理论与分配理论，忽视流通理论的状况。在这种自然经济思潮影响下，一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都曾经出现过经济联系实物化与生产自给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妨碍了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正常发展，对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带来了很大障碍。

商品交换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是生产与消费（生产的消费与个人的消费）的重要中介。因为，生产资料的商品交换，实现生产资料的更新和扩大再生产，从而它本身是生产的要素。消费品的商品交换使生活资料归个人消费，从而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如果没有生产，就没有可用于市场交换的物质对象，但是如果没有商品交换，生产者就没有用以进行再生产的物质资料与人身材料。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互促进的。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的顺利实现又促进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可见，商品交换从来不是消极的，它在商品经济中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积极动因。

商品交换是以社会分工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又是推动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促进生产社会化的强大杠杆。(www.xing528.com)

在人们相互间的交换活动还不发达，在生产单位间只存在偶然的交换，在商品货币关系还处在萌芽状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生产者不能不依靠个人的力量或家庭和共同体的结合劳动力，来生产维持他们的生存所必需的、为数不多的物质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单位可能有某些生产分工，但是不可能有发达的社会分工，因而劳动社会化处在很低的水平。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原始共同体中以自然发生的分工为基础的原始共产主义经济，还是中世纪的马尔克共同体经济、封建领主的庄园经济和中世纪个体农民经济，由于缺乏同外部的发达的商品交换，因而都是以缺乏发达的社会分工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劳动力用于提供人们衣、食、住及再生产所需要的物品，妨碍了劳动的专业化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注定了生产工具的简陋、技术进步的缓慢，以及人们劳动经验积累的薄弱，决定了自给自足经济的简单再生产特征，使那些处在这种自然经济中的民族，甚至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尚停留在原先的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上。

而一旦商品交换得到持续的发展，情况就根本不同了。由于产品采取了商品形式，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从而有效地调节了生产当事人双方的经济利益的矛盾。这样，商品关系就成为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生产单位中分散的、独立的生产者联系起来的纽带，使他们相互提供产品，以满足双方生产上与生活上的需要。这样，由于生产者可以从市场交换中取得他在生产上与生活上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他们就不再由自己去进行多种职能的活动，而能够专门从事于某一种生产，使生产专业化，从而就促使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促使生产工具的专门化，加速了技术进步，在劳动专业化的基础上促进了生产者的劳动技能与熟练程度的提高。这样，生产者不再是孤立的生产者而成了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生产者的劳动不再是私人的劳动而成为社会的劳动，生产也不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产，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性。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也就由个人劳动生产力逐步转变为社会劳动生产力，这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取得更高的、进一步的发展。可见商品关系正是通过促进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成为促进生产社会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杠杆。

在古代与中世纪历史上，我们看到商品关系的发展，总是使具有内在的巩固性并长期延续下来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归于解体，它打破自给自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与技术上的墨守成规，推动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分工的发展。而一旦商品关系遭到破坏、市场萎缩，原先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工又归于消失，社会就又复归到自给自足的落后状态。马克思指出，在中世纪，“由于农民家庭不依赖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而形成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正是由于缺乏商品交换，而使封建社会成为“静止的社会状态”^[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发达的市场商品关系中孕育、成熟和向前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开始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发达的商品关系，使锁闭性的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彻底解体，同时，又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工与生产社会化飞速地向前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一方面，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发达的专业化协作，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具有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发达的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存在，有力地促使原先从事多种产品生产的企业不断地分化为从事更加专业化生产的企业，使企业内部的分工不断地转化为不同企业、部门之间的社会分工。列宁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各个独立的工业部门的数量增加了；这种发展的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不仅把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制成消费品的各个工序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5]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表现在，它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在这种自发性的经济规律所固有的社会劳动浪费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后果下，把社会分工与生产社会化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固然，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商品化对生产社会化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阻碍，但是商品经济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中的作用，在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尚未消失。如在当前，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北美、西欧、日本等国家，在商品经济向更大的广度与深度发展的基础上，业已将生产专业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使参与每项完成品的制造的企业越来越众多，往往达到成千上万家，从而把生产社会化提升到新的高度。

商品关系的发展绝不是牧歌一样美好的历史。在阶级社会中，商品关系实际上是实现剥削阶级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压榨的经济形式。商品货币关系在它引起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引起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加深和阶级对抗的深化。在人类历史上，商品经济的产生总是伴随着原始公社共同体的解体与奴隶制的产生。较发达的商品交换总是引起更为苛重、更加暴虐的剥削形式的产生，如在希腊罗马的发达的奴隶制下出现过“骇人听闻”^[6]的过度劳动。在近代多瑙河诸国曾经出现再版的农奴制。在商品经济最高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出现了对雇佣劳动的“文明”的和最精巧的剥削制度。在当前国际垄断资本带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更高发展中，资本对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不仅进一步加深，而且超越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国界，扩大到资本主义世界更广泛的领域。对于商品经济我们必须进行全面的与历史的考察，一方面，我们要结合历史上的对抗性的社会形态，看到商品经济在那里所体现的阶级剥削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商品经济曾经起到的推动生产社会化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这种作用可以说是商品经济这一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合理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