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

中国的改革是以理论创新为先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提高了全党的觉悟，对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多次政治运动中搞乱了的思想理论实行了“拨乱反正”。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共产党对20世纪60年代代价惨重的十年动乱进行冷静反思，在深入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加深对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进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出的体制改革的重大方面是：（1）实行权力下放，改变“权力过于集中”；（2）让企业有更多经营管理自主权；（3）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4）不得干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5）稳定粮食征购指标、调整粮食统购价格和农副产品收购价格；（6）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执行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对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先行加以规定，但从上述对城乡改革的具体要求中，特别是从决议中有关“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的理论概括中，引进商品、市场关系的改革取向已经体现得十分鲜明。

生气勃勃的改革实践，总是走在理论认识前面。1978年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集市贸易和农民长途贩运的放开、农副产品价格管理的松动，逐步出现了市场调节的农户商品经济；此后，在农村经济放活和实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中，又出现了市场调节的乡镇集体企业经济；随着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市场调节的城乡私营经济。在城市，随着国有企业扩大自主经营权和计划价格逐步放开，市场调节作用也渗透到一部分城市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活动之中；在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沿海地区和特区，出现了市场调节的外企——如像实行“三来一补”——商品经济。商品、市场关系的引进，给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城乡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极大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面向市场、自主经营使许多企业走出困境，实现了生产发展和效益提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上述改革，使我国现实经济越来越表现出受到市场调节——一部分企业已经由市场调节，另一部分企业已经不同程度受市场影响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性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理论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者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论点，终于在1984年被写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之中。《决定》中主要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两次使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命题。《决定》明确提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例如，赋予企业以经营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缩小指令性计划；逐步放活价格；运用经济杠杆，重视宏观调节，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等。尽管当时还没有能彻底摆脱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传统观念，但《决定》毕竟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做出了初步的理论阐述，更重要的是：《决定》启动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面的经济改革，特别是计划体制的核心——城市国营经济的市场取向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了全国范围内生气勃勃的经济实践。

改革的发展和深化呼唤经济理论的创新。改革是体制大变革，是一场革命，它需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改革沿着正确方向积极推进和有序进行。改革总是在克服种种阻力，特别是思想认识阻力中推进的。改革初始期的思想认识阻力，集中在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的认识上。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无锡召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一些学者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论点，提交大会的论文中有两篇论文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21]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在当时被认为是“离谱”的。可能是受到来自“上面”的制约，也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到会上讨论的主题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当时着重讨论了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题也未曾开展讨论。(www.xing528.com)

尽管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改革大方向，但《决定》中仍以“有计划商品经济”为主命题。这一命题包含着商品经济、市场与社会主义不相兼容而必须用“计划经济”加以限制的内涵，表明当时人们还未能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

利用市场的改革总是要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例如城市国营经济改革，经历了下述步骤：扩大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两步利改税，经营权下放，赋予企业法人财产权，发展股份制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等等。企业改革的发展，还启动了银行、外贸、财政等领域的改革。改革创造了新的市场体制，产生了新机制，它增进了经济的活力，也带来了新问题、新矛盾。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总是不一致的，由于受传统的思维定式的影响，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提出，总是会伴随着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甚至是激烈争论。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自负盈亏，实行股份制，明晰和赋予企业法人财产权，以及企业重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更是长期争论不休。受到这种政治性争论的影响，一些时候，一些地方，改革迈不开步伐。因此，改革呼唤着经济理论的创新，呼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理论的构建，需要以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消除改革的思想阻力，营造敢闯敢干、锐意改革的精神气氛，对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改革实践予以理论指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理论界打破了多年来的思想禁锢，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围绕经济改革这一时代主题，进行了热烈的学术争鸣。尽管人们在不少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在发展商品经济、引进市场这一改革大方向上基本形成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经过理论工作者30年的共同努力，中国经济理论界突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维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例如：（1）突破了社会主义实行产品经济论，形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论；（2）突破了社会主义实行单一公有制论，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样所有制结构论；（3）突破了国有国营、政企不分的企业论，形成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理论；（4）突破了支配权、收益权、处置权合一的大一统国家财产权理论，形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财产权理论；（5）突破了以指令指挥经济活动的政府统治理论，形成了依靠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职能理论，等等。上述经济理论的大变革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取代了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

1978年迄今的3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初创时期。初始的理论必定还不成熟。如果以今天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达到的认识为标准，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任何一个人写的文章中和众多重要理论文献中找出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人们也会发现有众多的理论分歧，但是中国热心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是呼唤改革的鸡鸣，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向前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