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理论把建设社会主义归结为离开生产力的不断的、先行的生产关系变革,提倡快速的公有化,即依靠政治动员,强制推进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快速实现“一大二公”,在落后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先行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甚至实行共产主义制度,搞“速成的”即“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过快速的公有化和试图快速走向共产主义。苏联20世纪50年代末期赫鲁晓夫提出建设“土豆+牛肉”的共产主义,我国1953年过早实行和不断“提速”的“一化三改造”,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特别是60年代中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这种“速成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表现。
我们要指出:主要表现在以上“三论”中的传统经济观念,一旦成为干部和广大群众头脑中的思维定式,就会使人们闭目塞听,看不见与找不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矛盾的体制病因。例如,尽管企业丧失主动性、职工缺乏积极性、国民经济缺少活力、效率与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经济增长势头已放慢,但人们往往将其仅仅归结为经济管理的方式、方法的缺陷,往往在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划分上进行一些小改小革,对原有体制进行小修小补,人们看不见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计划体制的严重弊端。(www.xing528.com)
特别是长期宣传和深入人心的计划经济姓“社”,商品经济姓“资”的传统命题,成了一种思想枷锁,束缚了群众的改革、创新意识,而在出现政治思想路线“左”倾和极左的情况下,一切关于实行市场性改革的思想都会被视为“异端”加以废弃。例如,我国1958年党的八大接受的陈云同志关于在一部分经济领域实行市场调节的主张就被束之高阁;而经济学家骆耕漠1958年提出的旨在加强企业自主权的“大全民”“小全民”的论点;孙冶方有关利用价值规律、重视企业利润和加强企业自主性的论点,更被视为是修正主义而遭到严厉批判。可见,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通过思维惯性成为一种保守的精神力量,它排斥理论创新,自然也就排斥真正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革,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改革滞后局面,而滞后的改革,由于各种矛盾的纠集,更加难以启动和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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