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时，针对苏联经济发展中的失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缺陷，党和政府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的主张。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特别是由于长期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中国在实践中仍然是照搬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其基本构架是：（1）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实质是将几乎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占有和支配；（2）全面的计划经济：将工业、商贸活动，甚至农产品生产和交换，统统纳入国家计划，其实质是在经济活动中摒弃和排斥市场力量，实行由国家行政指令安排的产品经济。
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初生的苏维埃国家，为了应对即将来到的西方大国军事干预，而实行的一种“准动员经济”体制。从我国的计划经济实践中，人们可以看到：（1）作为计划体制的经济基础的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强制消灭了现阶段社会主义固有的非公有经济成分，形成了公有化“超前”，从而取消了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互促互补；（2）实行依靠行政权力驱动的严格的计划管理，使企业成为行政的附庸，压抑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全国范围内“一刀切”的个人收入分配，以其平均主义，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意；（4）权力的高度集中，特别是集中于中央，压制了地方和基层的组织生产的积极性。由于上述缺陷，传统经济体制在表现出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积极功能的同时，由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造成动力缺乏、活力丧失和经济活动的低效率；（5）以行政权力作为主要杠杆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不仅带来官僚主义的管理失误和资源配置中的巨大浪费，而且成为“唯意志论”瞎指挥的温床，造成依靠行政动员的“大干”“大办”“大炼”“大跃进”和在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下的“大调整”即“大下马”，国民经济运行呈现大扩张继之以大收缩的盲目性和周期性；（6）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传统社会主义结构，缺乏自我调节、自我完善机制，由此使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越来越尖锐。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曾经在重工业建设上表现出“突发力”的新体制，在二战后逐渐走到了反面，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体制桎梏”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减速，甚至停滞不前，群众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因此发生减退的状况。令人遗憾的是，在很长时间内，人们，特别是政治家对这种体制弊端缺乏认识，造成了改革滞后。此后在紧张的政治形势下又出现了改革的失误，苏东国家终于在经济衰退与社会动荡交织下，走向了社会主义大挫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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