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接待了北京优选金融投资公司的总裁张虎成先生，张先生也是个网红，他做的金融视频节目“虎成论金”，在中国拥有很多粉丝。张先生这次来日本，不仅考察了日本的医疗机构，也考察了日本的金融业和房地产市场。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日本的投资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有没有超过中国？我说：日本的投资基金公司都快死了，因为找不到可以投资的市场。
为什么投资基金在日本会找不到市场呢，这里面有着日本独特的企业经营理念和金融投资环境。
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的英国首相是位女强人，人称撒切尔夫人，她领导的政党叫“保守党”，为了解决香港回归问题，撒切尔夫人来到中国，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有记者问了她一个问题：“您领导的政党为什么叫‘保守党’，而不叫‘革命党’呢？”撒切尔夫人听了之后很纳闷，她说：“ ‘保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只有‘革命’才是好东西吗？”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还是存在一些比较僵化的东西，觉得只有“革命”才是进步，而“保守”就是倒退，就是腐朽，必须予以批判和抛弃。撒切尔夫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保守党就是要守护住我们认为传统的美好的东西，而不被破坏。”事实上，在西方社会里，“革命”这个词带有一种红色恐怖的色彩，并不十分讨人喜欢。
撒切尔夫人对于“保守”的解释，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因为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单词。后来到了日本，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发达国家不喜欢革新，反而更多地喜欢保守。
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对于日本社会来说，150年前的明治维新运动，结束了日本长达500多年的闭关锁国的状态，开始打开国门，学习西方世界各种制度与文化。
我不久前去了一趟日本伊豆半岛下田市。这是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小城市，位于伊豆半岛的最南端，因为这个城市扼守着东京湾，因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驶入下田港，并炮击下田市。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德川家族掌控的幕府政权，看到如此强大的美国舰队，日本政府放弃抵抗，选择了妥协。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美国海军登陆下田后，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提出了什么要求呢？很简单，就是要求通商。德川政府马上答应，不仅答应了美国，后来也答应了英国、俄罗斯，与他们都签署了通商条约。这些西方列强并没有占领日本的领土，只是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佩里留在伊豆半岛的下田，并在那里建立了美国在日本的第一个领事馆。为了笼络这位洋大人，当时的下田地主乡绅们动了一个脑筋，游说一名漂亮的艺伎去给佩里当小妾。这名艺伎日夜伺候佩里，直到他离开为止。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会牺牲一名年轻女子的色相，求得国家的太平。但是，一直到现在，日本人还在纪念这位艺伎，认为她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为国家赢得了和平，是一位民族英雄。
那天晚上，我坐在下田的海边，思考了一个问题：假如当年英国军舰驶入中国，要求中国通商，我们也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大清王朝放下架子，和日本一样打开国门，与西方列强做生意，那么，近代中国会不会也像日本那样早早地学习西方，走上一个强国之路，而不是签署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我的这个问题，想得有点偏远了。
西方列强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也因此让日本人看到了比自己还先进的西方社会，开启了日本的民智，产生了一批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斗士。这才导致在“黑船事件”发生13年之后，日本社会拉开了明治维新之幕。
明治维新并不是一次流血革命，而是由明治天皇和一批维新斗士们主导的改革开放运动。这场运动，使得日本不仅引进了当时西方的教育、科学、军事、文化艺术、医学等制度，还引进了议会政治制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全盘西化”。但是在这个“全盘西化”的运动中，日本很好地保留了天皇制度，保留了日本传统的歌舞伎、相扑和艺伎文化，保留了日本独有的餐饮文化，包括从中国传入的各种社会传统与习俗。日本社会的根本，并没有因为明治维新而改变，相反地，这个改革开放让日本从一个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一跃变成了亚洲最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也就是说，西方先进的东西只是被日本所用，而没有改变日本国家的颜色，它始终还是天皇制，虽然天皇的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大大地削弱，但是，日本依然是世界上现存的历史最为悠久的天皇制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明治维新这样一场浩大的变革之中，日本依然信奉“保守”的力量，而且这种保守的力量代代相传，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也很少发生改变。
前面我提到的优选金融投资公司的张虎成先生，他在中国投资医药、军民融合产业，做得很成功。但是，假如优选金融进军日本市场，会不会也成功？我对张先生摇了头，说了一句：“不一定。”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因为日本人没有像中国人那样热衷于创业，尤其是年轻人。
日本人说，创业需要三样东西，第一是资金，第二是经验，第三是人脉。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年轻人来说，这三样东西要同时拥有，很难。因为日本是一个信用社会，一个人和一家公司的信用建立，需要良好的业绩，而不是一份漂亮的计划书。(www.xing528.com)
我们中国企业在收购兼并日本企业时，往往会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日本公司的社长在出售自己的企业时，会附带一个很苛刻的条件，那就是要继续雇用公司的员工，除非他们自己想走。为什么日本的老板会提出这个条件，因为在日本企业家，尤其是家族经营的企业家眼里，员工就是家人，他们来公司工作，作为老板，就是要承担起为他们养家糊口的责任，而不能轻易地赶走他们。
这个事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日本企业家的一种社会责任。不管企业是大是小，你想当老板，就必须要承担起这一份责任。承担不起的话，你的信用将会一塌糊涂。
正因为日本人意识到当老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多数日本人都喜欢当白领，按月领工资，而不愿意创业去当老板，每月给别人发工资。
日本最大的商业调查公司“帝国数据库”做过一个统计，新创办的公司在3年内死掉的，占50%；能够撑过5年的，只有30%；坚持10年的，只有20%。我不清楚我们中国人创业的成功率有多高，估计也跟日本差不多。那么这就意味着，10个人创业，有8个人还没有赚到钱，就已经倒了。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不可能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向父母要钱，向亲朋好友借钱去创业，因为如果失败了，这是在给大家添麻烦，而在日本社会，给别人甚至是给家人添麻烦，是最不应该做的事。如果因为你创业失败，给客户添麻烦，那更是丧失信用的事。所以，日本社会有能力有勇气去创业的人，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更多的人是进入公司就职。只有等自己到了40岁左右，有了资金，有了经验，也有了人脉资源之后，才会考虑是不是可以自己独立创业。所以，40岁是日本人创业的平均年龄。
创业的人少，是不是就意味着日本社会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日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日本的企业已经很多，把现有的企业做好做强做大，依靠现有的企业去不断地创新技术，创造新的产业，社会照样可以发展。
创业的人少，自然投资基金就难以找到市场。而日本3.5万家百年以上历史的企业，大多数是家族经营，而家族经营的企业是最抗拒投资基金的进入。因为在过去，三洋电机公司的破产，给了日本家族经营企业很大的教训。
三洋电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日本家电公司之一，三洋洗衣机、电冰箱和音响，是当时许多人结婚时的追求。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三洋公司陷入经营困境，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三洋公司向美国的投资基金公司伸出了手。最后，在经营连续几年不景气的情况下，公司的股权被投资基金公司一点点蚕食，最后被剥夺经营权，再后来，公司的产业被切成一块块蛋糕被卖掉，洗衣机和电冰箱就落入了中国海尔之手。
三洋的破产，让所有的日本家族经营企业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投资基金公司的钱不能要，除非你想做一件对不起祖宗的败家之事。
不仅投资基金的钱不愿意要，连银行的钱，也不愿意借。日本银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称，日本有近70%的企业表示不需要向银行借钱。所以也害得日本的各大商业银行只能开始裁员。
日本的这种保守的经营方式，追求的不是一夜之间的暴富，而是长久的拥有。他们强调企业经营必须是安全驾驶，而不是弯道超速快进，超速自然是好，但是同时也充满风险和赌博。对于大多数日本的父母来说，更多地期望自己的孩子安安稳稳地领工资过日子，而不是去当一名企业家，去经受人生太多的苦难与折磨，去承担太多的社会责任。能生活就足够，不必大富大贵。正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就决定投资基金在日本一定找不到很好的市场。
我们把日本人的这种心态，理解成一种平和的心态。而这种平和的心态，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缺乏一种挑战和勇敢精神的心态，甚至是一种步入晚年的心态。其实不仅日本是这样，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大多也是这种心态。自然，这种心态不是一种勇于革新的心态，而是一种保守的心态。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20年，当中国遍地都是创业成功的老板企业家的时候，日本可能只剩下众多的企业经理人和家族事业的传承人。中日两国之间的活力，一定会拉开距离。但是，当我们的第二代开始接班时，是不是也会陷入日本现在这样的怪圈，而不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像他的父亲那样再去艰苦创业？
这是后话，但是，这个阶段也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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