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家的理想类型如何塑造？

上述的人格化源自于古典学派、社会主义学派、无政府主义学派、享乐主义学派的演绎的或者分子的经济学，它们都排除了货币。来自于历史方面的一种相似的人格化，是韦伯自己的“资本主义的精神”，被桑巴特和托尼所接受。现在它是一种人格化——不是没有货币，而是有货币——由此才使得货币价值的无限积累成为可能，但是也支持了李嘉图和门格尔的同样的理想类型，也就是说，为了给自己取得收入而完全不考虑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与此相反的是韦伯和桑巴特中世纪的市镇经济的“手工业精神”，在那里，体力工人和手工工人采纳了他们行会的规章，意在防止行会会员以同一行会其他会员的利益为代价自己致富。

在这些案例中，出现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人格化和行会与工会的人格化，每种人格化都给出了自己的特殊的理想类型，不是因为真有什么远离一切交易的这样的“精神”的实际存在，而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具有相似情感的人，可以把自己置身于典型的资本家或者典型的行会会员的地位，从而“理解”他。

这样很好，我们巴不得如此，但是必须注意到，当我们在这种同样情感的意义上“理解”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必然是在爱恨、反对、褒奖的意义上理解他们的。因此，我们的理想类型很容易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情感基础之上，就如同当韦伯和桑巴特忽视了行会和工会对外人的暴力和排斥时，他们所选择的只是其对行会或工会会员公正的那些属性；或者当他们忽略了本着良心的偿债或对顾客的好意服务或者资本家的其他与伦理有关的态度时，集中注意的只是无限的金钱上的利己主义。

因此，既然又是教育学又是人格化，那么理想类型的解释正是可以用于宣传的合适的思想工具，它不是吸引人的广告宣传，就是诽谤性的政治宣传。对于韦伯和桑巴特所阐释的意义，经济学家可能不承认自己要么是“劳工”经济学家要么是“资本家”经济学家，但事实却是他们选择作为自己的手工业精神的理想类型的，只是整个精神中朝着行会会员的公正性看的那部分，而遗漏了朝着利己主义和排除异己看的那部分；他们为资本主义精神选择的理想类型，只是朝着以货币为手段无限追求利己主义看的那部分，而遗漏了朝着公正、平等、善意看的部分。这个事实必然会给经济学家盖上正在建立宣传基础的印记，尽管他们自己不承认这一点。

韦伯不承认这种宣传家的偏见，是基于他在应该是什么这个最终目标与用以达到目标的工具或手段之间所作的区分。他的理想类型既不是一幅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画面，例如共产主义的理想、无政府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理想，也不是一幅关于人类的最终状态应该是什么的画面，无论是直觉主义者说的善，还是功利论者说的普遍的幸福，它完全是一种作为工具的理想类型，这种理想类型取自于被认为与特殊程序运行有关的事实，不考虑研究人员认为什么才应该是最终目标。他从自己所研究的事实中客观地发现了这种作为工具的目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手工业的“精神”或者是早期基督教的“精神”，并不是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或非的东西，而是他在研究中所发现的精神作用的方式，这种作用方式的前提是没有其他精神或者其他情况在作用的时候加以阻碍或者帮助。严格意义上讲，它是有助于理解的一种工具式的理想类型，而不是转变或者离间任何人的宣传家的理想类型。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研究者的偏见不仅表现在对最终目标的不同意见上，而且也表现在权衡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说，归于组成整个过程的不同因素的相对价值。一个研究者也许会给劳动、工资、工时赋予较大的权重；另外一个研究者也许会给投资、利润、利息赋予较大的权重；又有一个研究者也许会给文明的长期趋势赋予较大的权重；还有一个研究者也许会给人性赋予较大的权重；再有一个研究者也许会给企业赋予较大的权重。实际上，在估价上的这些差异，都会受最终目标理想差异的影响，而且跟最终目标密不可分。因此，韦伯的“工具性的”理想类型以及他的理想的最终目标，也是主观而感情用事的。在“权重”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意义上，以及可以概括为韦伯试图避免的那些非常主观的估价上的差异。根据一个人的主观估价，研究者不仅会选择他的理想类型的因素以排除其他的因素，而且跟其他的研究者相比，会对那些他们有可能在选择上一致同意的因素赋予较大的或较小的权重或者价值。

因此，从一切科学的目标这个立场看——这个目标是称职的研究者的一致意见，在他们的理想类型的公式中，通常不能指望有什么一致意见。他们不但在所选择的因素上不同，而且在属于各自的相对重要性上也有差异，正如在韦伯的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手工业的精神或者工会的精神之间不公平的对比一样。这就是偏见和宣传。(www.xing528.com)

显而易见，出于这一原因，理想类型在因素的选择和各个因素的相对权重方面都必须是非常有弹性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研究者的一致意见。在韦伯的理想类型中缺乏这种自发的一致，这是它的一个弱点。这就允许每个参与者通过选择和估价的活动来构建自己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跟历史上的或者同时期的事实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而且不可能给维持机构继续运行的集体努力创造机会。在经济科学中，弹性很大的理想类型也许不是毫无希望的，但这也可能不是大家所期望的。因为经济学家并不像陪审员那样，没有人迫使他们就一项裁决取得一致意见，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也不需要意见一致，所以，在选择他们所选定的任何事实并赋予其所想要的任何的重要性方面，他们是自由的。

但是，经济科学家并不是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经济活动中的人类。人类既是主观的又是跟环境有关的，主观体现在他们的情感、动机、愿望、痛苦、欢乐、理想上，与环境有关的是在他们跟他人的交易中。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主观偏见。为了“理解”他们的行为，除了量度这种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研究者必须“设身处地”，在想象中做他们在所在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做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韦伯的理想类型所做的真正贡献。可是，研究者在阐释自己的理想类型的时候，又必须以假定自己能够理解的资本家或者工人的动机或情感的形式来进行，于是对于资本家和工人而言，动机，或者更正确地说是韦伯所谓的“价值”，被认为是他们行为的原因。如果研究者选择了其中之一的动机，比如说利己主义，那么他就处于门格尔的立场，采用的是他的典型特性和关系。他无法囊括他们全部的动机，因为那会让他变成超人。他必须为经济学选择足够又不过多的动机。不过，这就又把他置于了韦伯的立场。

或许便是到了这儿，处在经济学中的研究者仍然没有一个可操作的理想类型，因为它太宽泛了。他必须区分出各种动机，把利润的动机跟利息、地租、工资、市场或者消费的动机区分开来。因此，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构建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中，韦伯以及紧随其后的桑巴特和托尼，创立了资本主义的动机，这解释了他所谓的“资本家精神”。资本家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这跟卡尔·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创造了资本家精神的说法是背道而驰的。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韦伯的资本家精神在于以货币或货币价值形式积累的形式，追求无限的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根本没有任何对他人的责任或义务的意识；与此相对的是中世纪行会的手工业精神，这种精神只在于追求足够的物品来满足各种需求，不会剥夺他人的合理份额。当资本家精神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时，它就如同手工业精神受到行会规则的约束一样，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类型，便开始“腐朽”。当然，韦伯看到的是这已经到来，他的信徒们也这样认为。资本家精神是对无限利润毫无公平意识的追求，手工业精神，也适用于工会精神，是以利润为代价对公平的追求。

很明显，如果这是解释理想类型方法的结果，那么它毕竟是研究者在选择构成他的理想类型的因素时的偏见。显然，这种结果是从寻找适合各种特殊行为类型的专门动机的努力中产生的，因此对待每种动机的方法就好像它是可以被描绘的——乌托邦式的方法——作为一种可分离的理想类型本身，在行为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这个缺陷显然是可以纠正的，只要创造一种理想类型，把所有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动机都包含进去就可以了。但这会是科学的理想类型，而不是教育学的、宣传家的、人格化的类型。在科学中有用的正是这种形式的理想类型，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语里都可以找到它。作为无视对他人的影响而追求无限金钱收益动机的资本家“精神”被取代了，这种资本家“精神”会消失殆尽，只有“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会在各种类型的动机、情感、环境的驱动下，成为这种理想类型。实际上，关于情感、资本家的主观估价以及资本主义或好或坏的作用方面，研究者中间的意见还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为什么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但是会有一个跟所有科学的目标比较接近的东西，那就是研究者在怎样和多少的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

理想类型的这种意义就是它的科学意义，但是它产生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韦伯着手创立他的理想类型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引起的。第一，这种科学的方法完全消除了主观的东西，但是不是会再次把经济学还原为古典经济学家、共产主义经济学家、享乐主义经济学家那种纯粹机械的科学？什么是科学的理想类型？在这里我们将找到一种研究的方法。第二，这种科学的理想类型这样确定之后，是不是跟那些机械的类型一样，会排除韦伯试图跟经济密切结合起来的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呢？什么是伦理的理想类型？在这里我们将发现合理价值的意义。我们首先来考虑科学的理想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