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中的理想类型

作为一种教育学的工具，理想类型是一种理智的解释，依靠的是一种历史环境、历史制度以及个人的最深处的灵魂或者精神，可以加以合理化，以便根据使其充满活力的人类动机来加以理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这样一种工具的需要，是从估价这个事实中产生的。估价活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的情感的过程，这个过程每个人均不同，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不同。它不仅仅是经济的估价，而且也是宗教的、性别的、有爱国心的估价，实际上，它是整个文明所产生的全部情感，德国人称之为文明（Kultur），这是一个没有英语同义词的术语，因为我们把文明当做一种结构，而不是当做一种可以热爱的东西。由于估价是这样一个内在的情感过程，因此不能把它简化为对所有个人都一致的重复，如同科学所要求的那样。但是，如果我们真要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行为的理由，那就必须诉诸这个非常真实的情感的过程。这种诉诸只能通过创建一种心理的画面，这个画面揭示的不仅仅是人们怎样行为，而且揭示的是在所选择的特定的环境下他们为什么要按照自己的惯常所作所为那样来行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

我们并没有说这种情感的过程不能归纳为科学的一致性，但是它属于心理学这门科学，具有教育学的艺术，而不是经济学的艺术，无论是历史的经济学还是演绎的经济学。经济学是建立在情感的过程之上的，就如同它建立在法学、物理学、化学的基础之上一样。而且，当韦伯在它之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类型的时候，他确实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建立的是教育学的科学和艺术，而不是经济学的科学和艺术。

但是，他的贡献是更加重要的，因为这些贡献让我们能够把某些所谓的经济理论不叫做经济学，而是叫做教育学。因此，是韦伯用这种理想类型的意义对门格尔的利己主义的情感作出了正确的解释，这种情感是在增加供给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门格尔的“递减的效用”，还有它的边际效用的“精确的”科学，从来都是既不“精确”也不是一个实体，而且永远也不能变成真实的或者精确的。但是，对于为什么人们获取商品的时候，在商品充裕时不比同样的商品稀缺时迫切，它给了我们一种理解，因为它投合了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情感变化的经验。因此，门格尔的公式不是经济科学，不像门格尔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说，它是教育学，因为它是一种构筑起来用于解释人类行为的某个方面的理想类型。同样地，它对教育学的例证是有用的，但因为它从来都不能靠自己发挥作用，所以不能用在一门必须考虑各种因素的科学里。因此韦伯不会全然拒绝门格尔的分析，如同当施姆勒把它称之为漫画时历史学派的所作所为那样。即便它是一种幻想，一种乌托邦，韦伯也会保留它，这完全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方面必须跟其他的方面结合起来，然后整个人类行为科学的真实性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它确实是一种有用的乌托邦，但却是为了教育学的目的。

但是，经济学的历史学派也有自己的乌托邦——它的理想类型。在这里，我们应该说，韦伯也指责它们是教育学，而不是经济学。历史学派构建了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面，以达·芬奇作为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进入欧洲的那种新的精神的代表，或者是一幅早期的基督教的画面，以使徒保罗作为它的典型。在这里，没有自利之心的上帝和人类纯粹的爱，渗入到了皈依者的行为之中，它是理想类型。对于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整个文明而言，这些就跟门格尔的“经济人”一样是不真实的。但是，我们如果不构建这些从中世纪或者罗马帝国时期所有其他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心理画面，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文艺复兴时期或者是早期基督教的精神。

这些教育学的理想类型全都是纯粹的乌托邦、纯粹的幻想，但是，当我们试图理解或者是试图引导他人理解我们正在研究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它们恰好就是我们要用的东西；实际上，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试图把自己置于了他人的位置之上并获得那种“历史感”，如果经济学家要解释他人的经济行为——不光是在过去的行为，还有在不同于他现在所处的环境之下的行为，那他就必须具有这种历史感。我们不能把自己置于一个机械体或者有机体的位置，以便理解它要如此这般行为的自身的“原因”，因为它并没有像我们一样的情感。我们不知道电流有什么理由要击伤张三而不是李四。实际上，我们确实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它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它没有情感。我们不知道，一只母鸡能不能给自己一个解释，它为什么要在鸭蛋上孵四个星期。实际上，我们知道它没有我们所能理解的那种价值感，但是我们理解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追求的东西，以及为什么农夫要把这只母鸡放在那里。处在当时当地的一切环境之下的是他的价值感、感觉、情感、目的和好奇心，这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所特有的，在自然科学中却没有听说过它应该包含在社会科学里，否则它就变成了只是机械论的东西了。

然而，我们认为它是教育学，而不是经济学。因为有了这个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它是一种思想工具，我们构建它，是为了理解为什么像我们自己一样有情感的人会如他们惯常的所作所为那样行为。在关于机械体和有机体的科学中，我们构建思想工具，回答的只是它们做了什么、做了多少以及我们可能期望它们做些什么。在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中，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我们更进了一步，我们注意的是价值、动机、情感、目的。总之，我们注意的是“原因”和“精神”。换句话说，我们寻求的是理解，而不仅仅是分类、测量和机械化。这就是李克特对社会哲学的贡献，以及韦伯对制度经济学的贡献。(www.xing528.com)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当我们寻求理解的时候，在韦伯所采用的意义上，我们是否在科学的领域之内呢？韦伯说得对，“不是”，而且构建乌托邦那样的理想类型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他说“不”的理由。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理想类型就不是一种科学的工具，而是一种教育学的工具。

现在我们必须注意到，理想类型因此不过是一种人格化的方法，它是政治经济学的祸根。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内心情感的意义上去理解，那么我们就在人格化。在其他科学中，这种人格化是占星学、炼金术、活力论。^[89]这就是说，占星家、炼金术士、活力论者用来描绘自己的是他的感觉、意志、智慧、理性。总之，是他的理想类型，而不是用观察到的行动来描绘自己，而且还要问它们为什么要这样运动，而不是像天文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后来所做的那样，仅仅问它们怎样运动、运动了多少。

我们已经指出了先于对科学的稀缺性原则进行阐释之前的两种人格化。李嘉图把稀缺性人格化为自然对人类劳动的阻力，因此，“劳动”变成了稀缺性的人格化，结果通过马克思、蒲鲁东、庞巴维克、克拉克、民粹主义者、绿背党人，产生了一系列古怪的劳动学说，而不是稀缺性学说。他们试图消灭货币这种稀缺性的科学尺度，货币告诉我们的只是怎样和多少；他们把自己的事实置于了韦伯为什么的乌托邦之上——一种真正的理想类型，一种经济的占星学。

稀缺性的另外一种人格化在戈森、门格尔、瓦尔拉斯、杰文斯的效用递减理论中，在理想类型这个文雅的名称下，韦伯正确地把它描述为了乌托邦的性质。边沁曾经用与商品的成本收益相伴的痛苦和快乐对应这样一种理想类型，进而把经济学和伦理学人格化了，其他这些享乐主义的炼金术士则求助于众所周知的快乐递减、痛苦递增的感觉。但是，它毕竟是一种人格化，采用的是一种乌托邦的、稀缺性关系的理想类型，这种稀缺性关系，我们实际上是用货币的稀缺性尺度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