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讨论通向在一门科学中科学研究所扮演的角色。在这门科学中，未来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个研究对象跟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对各种物质不作任何预测，因此，研究方法必定不同于精确科学，因为它的成果是人类意志在一种历史的演进中一致却冲突的行为，这种历史研究决定在不断变化的经济、政治和伦理序列范围内什么东西都是行得通的。然而，它是一切科学中部分—整体关系的一个特殊例子，不过它是在一个社会的未来理想中展现自身的，现有机构中的参与者或多或少地都把自己的交易和规章指向了这个未来。通过检验德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马科斯·韦伯的学说，我们可以得出指向这种方法的线索，他的著作对于后来的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影响。[87]
韦伯所面临的问题是德国的演绎学派和历史学派的争执，主要的代表是门格尔和施姆勒。门格尔陈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假定，他探索在与过去的自然科学类比的基础上，从所有其他的现象中抽象出最为简单的“典型的”特性和“典型”的关系，认为应该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精确的”经济科学。他的典型特性就是利己和效用，而他的典型关系是个人和社会所需要的有用物品的数量与当时当地可自由支配的这种物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典型关系给了他有别于“非经济”物品的“经济”物品的意义。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门格尔要建立“精确的”经济科学。事实上，它是达尔文已经为所有的有机体建立起来的稀缺性的科学，在达尔文的手里，我们称之为生物的稀缺性，但是门格尔把它转移到了人类的有机体上，转化成了我们区分为心理的稀缺性的东西。门格尔没有把它建立在其他方面的稀缺性之上，其他方面的稀缺性我们称之为所有权的稀缺性，是从休谟那里推导出来的。
但是施姆勒声称，这种利己的抽象给予我们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幻影”，一个“想象中的鲁滨逊”，是从揭示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真理所要求的复杂的历史、社会、法律和经济特性中抽象出来的。实际上，施姆勒在他对门格尔的方法的批评中可能走得更远。门格尔为了得到他关于个人心理学的“精确”科学，不仅排除了诸如是非、公正、义务这种作为伦理感觉的动机，不仅排除了所有对习俗的遵循、所有对强制力的服从或行使，而且还排除了愚昧，他所假定的是绝无谬误的无限的知识，然而在实践中是靠对“误差”的估计来矫正的。
但是，门格尔和施姆勒不仅同意抽象是必要的，而且还认为为了查明全部的真理需要大量的抽象。法学家作出了财产权的抽象，生物学家或者经济学家作出了稀缺性关系的抽象，心理学家作出了感情、智力或意志的抽象，化学家作出了原子的抽象，等等。我看见了我屋子里的桌子。老派的物理学家从这张桌子的其他特性中抽象出了重量；化学家抽象出了化学成分；生物学家抽象出了有机结构；现代的物理学家抽象出了电子、质子和真空；伦理学家抽象出了是非以及关于这张桌子应该尽到的义务；经济学家抽象出了使用价值、稀缺性价值以及和这张桌子有关的那些人的预期；心理学家抽象出了对这张桌子感兴趣的人的感觉、概念、情感、习惯、意志。就这些概念的每一项而言，理论学家抽象出来的特性都应该是实体，他们可以采用因此而抽象出的这些实体，然后把它们中间的每一项分别构建成一门精确或近似精确的科学。问题是，这些抽象的实体，在每一项都被构建成它自己的科学之后，当我的桌子待在我的屋子里的时候，如何才能在一门单一的科学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当然，门格尔和施姆勒都同意，所抽象的某些东西跟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所抽象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他们都同意抽象出了心理学、伦理学、习惯、稀缺性、使用价值等，除了财产权；施姆勒包含了财产权，门格尔拒绝了财产权。所有这一切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早晚都会变成可以分离的抽象问题。但即便如此，把它们本身跟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分离开后，他们如何将这些包括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在内的迥异的科学综合为一个整体，包含在对经济科学而言是真正的实体的这个整体中？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他们都是从一种自己认为具有重要性的心理的因而也是主观的抽象出发的。门格尔是从追求外界的物质的东西的自私的欲望和从那些东西中衍生出来的自我满足出发的，施姆勒的出发点是伦理的情感，也就是考虑到其他人的欲望和满足以及自己的欲望和满足应该是什么。于是，门格尔把他的心理学发展成了一门关于递减效用和边际效用的精确的科学，而施姆勒则只能把他的心理学发展成为对习俗、法律、制度演进的描述。因而，把两者结合在一个关于单一实体的综合单位中，这个单一的实体应该既是门格尔演绎意义上的理论的实体，又是施姆勒历史意义上的经验的实体。这样的努力似乎是没有希望的，这样，二元论就会继续存在于演绎学派和历史学派之间、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科学和艺术之间。
在这里，韦伯步哲学家李克特的后尘，用他的“理想类型”来加以干预。他推翻了这个问题的陈述，认为它不是在不同的学科已经各自通过抽象加以构建之后如何再把它们结合起来的问题，而是在它们各自被构建之前如何表述将它们结合起来的问题。这种预先的陈述就是理想类型。它跟门格尔的“典型的”特性和关系有怎样的不同呢？
第一，理想类型不是一种实体，或者更准确点说，不是一种实体的拷贝。根据门格尔的说法，实体是可以在观念上当做真实存在来理解的某种事物或者行为，比方说，商品、用这种商品来满足自己欲望的个人、可以获得的商品的数量、所需要的数量，总之，门格尔的典型的特性和关系是一种实体，这跟一个人骑一匹马是一个实体是一样的。门格尔从这些典型的特性和关系中所得出的边际效用理论的“法则”，跟引力的抽象一样，也是一种实体。
韦伯回答说，实际并非如此。牛顿可以那样做，是因为他能够为引力隔离出来一个单一的原则，引力实际上是在隔离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但是利己主义的问题要复杂得多。门格尔所做的事情是设计出一个“理想类型”，而不是一个实体的观念。他的理想类型不是真正设计出来的东西，而是如果有可能把门格尔的个人主义的人跟其他一切事物隔离开来的话就会设计出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因此门格尔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抽象，而不是在实体的全部复杂性方面对它的理解。
这一点我们认为是韦伯所做的贡献的核心。在实体的逻辑一致性的旧的意义中，它把在经济上创立学说的整个过程从一种“理论”转化为了一种纯粹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构建了用于研究的理智工具。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不再存在对抗性的问题，因为理论只是一种研究实践的工具，就像是一把挖掘事实的铁铲，可以把事实转化为对农业制度的一种理解。实际上，一门科学并不是一个知识体，它不过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而它的理论就是它的方法。
第二，这种对一种理想类型所作的系统而确切的陈述是每门科学都在做的事情，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批评门格尔。韦伯的批评是这样说的：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各个部分孤立起来，因此这个理想类型应该包括所有的后来要结合起来的特性和关系，而且，既然所有这些都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确定，那么理想类型就必定是一个历史的概念。(www.xing528.com)
第三，并不是全部的历史都跟创立经济学说有关。因此，经济学家必须从历史的经验数据中进行抽象，跟需要相比，所抽取的经验数据不多不少，并且可以建立一个多方面的理想类型，用于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所涉及的特定历史阶段。
第四，即便如此，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这种理想类型还是不会符合实际的，如果只是把跟经济学相关的因素作为一切都在其理想化的关系中的一个整体来抽象，那么它将会是个“乌托邦”，一种关于历史制度会是什么样的心理的诠释。这样一来，他诠释的是一个关于中世纪自治的市镇或行会、资本主义的公司或者工会等组织的纯粹理想化的概念，不是当做实际存在状况的一种“理论”来用的，而是当做试图理解这种状况的一种思想工具来用的。
第五，韦伯的理想类型不是一个关于应该是什么的伦理理想，而只是一种研究性的或者工具性的理想，科学家可以用它来从事研究、选择事实以及对他实际发现的状况进行比较。
第六，因此，理想类型不是一个“平均值”，像一条贯穿于经验事实的数学上的直线，严格地说，它是假如不相关的事实都被排除的话事实会是什么的一种“理想”。它也不是一种假设，它是一种综合，这种综合有助于阐明一个假设，因为它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什么才是活动的意义？这样它就提出了选择事实和衡量其相对重要性所需要的那种假设。它是全部因素的一种综合，我们从中阐明了假设。它不同于门格尔的理论，因为综合和分析是不一样的。
第七，绝对不能指望这种对人类活动意义的探索，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来阐述，能够产生出一门“精确的”科学，甚至连接近其他科学的量的要求都做不到。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人们想要的东西。经济学家想要的是理解，他需要计量手段只是作为理解的一种辅助手段。一个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不是一种机械体或者有机体，它们的运动是一般研究者不能理解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他们的活动他可以很好地理解，只需把自己置于“他们的位置”上，从而在时间地点全部可变的条件下，在他们活动的动机、目的、价值的意义上，构筑“各种理由”。
这就是李克特和韦伯所提出的基本理由，这种基本理由把社会科学或者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分离了开来。在后者的各门学科中，要问的问题只是“要怎样”、“是什么”、“有多少”，完全是因为我们无法知道理由。但在经济科学中，我们包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对发挥作用的动机的理解。[88]
第八，在社会科学的理想类型中，将要考虑的因素的数量不是预先确定——经济学家在研究时发现的一切相关的事物都包含在内。因此，不经过长期的事先研究，经济学家是无法构建他的理想类型的。整个文明的范围对他都是开放的，但是，在研究上，各种文明可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对自己进行分类的，那就是一种文明可以通过在不同理想类型的比较中加以比较，同时，附属的类型同样也可以进行分类和比较。这样，经济学家就可以得出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个人主义的理想类型、封建主义的理想类型、重商主义的理想类型，这些类型都是理想类型的特例，而且都可以提出从一种类型到另外一种类型的历史发展的假设，或者在任何特定的组织内对要研究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提出假设，通过研究来加以验证。
韦伯在如此构建他的理想类型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我们相信，他和他的信徒们所利用的这种方法，在其中的有效性被用于对经济事件的科学研究之前，必须进行谨慎的分析。它的用处在于澄清了我们关于社会科学的思想，把它们跟自然科学区分开了。他引导我们质疑是否可能存在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或者是存在韦伯方法的一种特殊的应用，这种方法或者应用尽管在用于自然科学和有机科学的意义上是真正科学的，然而，由于韦伯提出的主观价值的同样的属性，把人类行为的科学跟非人文的科学区分开了，因此韦伯认为这种主观的价值不能归纳为一门科学。因为价值本质上是主观的、情感的、个人主义的、不能量度的，因而他谈到了中世纪城市的“精神”、工会的“精神”，他的理想类型就是围绕这些精神构建的。
我们是通过区分理想类型的四种不同意义来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这种理想类型是从韦伯、桑巴特和托尼构成它的专门运用中出现的。我们可以把这些区分为用于教育学、宣传、科学、伦理四种目的的理想类型，我们将把它们叫做教育学的、宣传者的、科学的、伦理的理想类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