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注意到了[13]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这十年间的社会观念的到来，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过去的社会服务无限增长的天真而不可思议的公式，过去的社会服务是物化在现在的物质商品和固定资产中的。但是，当那些物化的过去的服务久已磨损、折旧、过时的时候，当它们必须不断地由新的劳动所代替、被新的发明所改进的时候，是不是物质增长带来了周转的概念呢？是不是还不如说，是文明之初到现在的蒸汽动力、汽油、无线电的各种物化观念的积累？今天的科学家、工程师、机械师不过是在重复阿基米德的杠杆概念、伽利略和牛顿的引力作用概念、富兰克林的电学概念，以及文明世纪科学家、工程师和机械师无数的观念。
在“创造性劳动本能”的名义下，凡勃伦用这种进化的观念制度过程代替了物质资本增长的物质的概念，因此给近年来的周转概念赋予了一个恰当的位置。[14]然而，他的创造性劳动的“本能”，我们应该称之为管理交易的习俗和法则，导致了商品和服务不管数量、价格和所有权的有序生产。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控制这种习俗和法律的，一是对原始法律教义关于损害赔偿之诉、支付合理报酬原则的现代理解，二是所有者支配他人行为的权利，这是凡勃伦在他自己的前提中承认了的。
凡勃伦已经看到了卡尔·马克思试图把传统的财富或资本作为物资和物资所有权的双重意义分离开来，分成两个对立的实体：一个是社会劳动；一个是集体的对物资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这种物资是由劳动转化为使用价值的。但是凡勃伦觉得，马克思如此构建的两个实体只是两种形而上学的本体：一个来自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另外一个来自于经济学家的自然权利和自然自由。[15]黑格尔的计划指向一个预定的目标，在黑格尔本人的精神层面，这个目标是这种精神的演变，直至达到一个统一的和自由的日耳曼世界帝国；但是在非正统的层面（以费尔巴哈为首），[16]则变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生产模式的演变，直至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帝国。马克思的基本解释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注定的腐朽，以及无产的失业的阶级用革命的手段夺取这个体系。按照凡勃伦对马克思的理解，这些阶级会自始至终拥有一种对其全部劳动产品的自然权利。
因此，根据凡勃伦的观点，马克思的方案是前达尔文主义者的方案。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预先注定的目标，它是一个因果的连续，没有任何趋向和任何最终期限，也没有什么最终目的，它是“盲目累积的因果关系”，是各种文明的起伏，而不是任何一种文明的演进发展成了马克思的劳动所有制宿命。结果也许是最终被资本家所控制，也许是最终被劳动所控制，在其中凡勃伦预言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这些变化性会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不是预先注定的，凡勃伦企图把它们作为没有目标的纯粹的过程加以解决。
但是，在这些变化性中，达尔文有两种类型的“选择”：自然选择和人为选择。我们的理论是人为选择，凡勃伦的理论是自然选择。
凡勃伦认为，由于当时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进入了经济学领域，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难以压制的阶级冲突不可避免的问题上进入了一个怀疑时期，诉诸暴力是他们所反对的，因此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爱国主义作出了让步，同时也对他们正在卷入的变化的国际形势作出了让步。在这里，凡勃伦预言了在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态度的改变；在世界大战中，爱国主义胜过了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无产阶级终将统治世界的观念。
为了满足连续变化且放弃预先确定目标的这种达尔文式的新观念，凡勃伦简单地代之以过程观念，并没有可确定的目标。但是这样做的时候，在增加国家物质财富的劳动过程和把持、保留以及让劳动者失业的资本主义过程之间，他造成的对立甚至要大于马克思自己造成的对立。
凡勃伦指责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推衍出来的注定进化的概念是达尔文之前的概念，这没有错，但是很难想象，在只奉行有形财产古典派概念的时候，马克思会在其他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学说。如果财产只是单纯的物质所有权，如果财产的价值仅仅是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量，那么马克思可以采用的唯一的变化的概念，就是劳动所生产的物资的增加，当然，与之并行的还有所有权的增加。
但这可不是达尔文的微不足道的变化过程，那个过程的最终的结果是不同的物种。因此，从有预定目标的形而上学的实体转变到达尔文的过程观念，凡勃伦只要将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统学派的有形财产的概念，变化为新的、实际上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无形财产的概念就行了。后者是一个买卖、借贷以及增加财产权利的金钱价值的过程本身；而有形体的财产本身没有任何的买卖能力，它的增加只是工作和发明的劳动过程所带来的使用价值的增加。
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这种物质的东西的单纯的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话，那么所有权本身就会变成一种实体，完全独立于社会劳动力这种实体。当凡勃伦从实体改变为过程的时候，他必须将不包含任何金钱的买卖过程的有形体的财产，转变为不是别的、正是金钱过程本身的无形财产。相应地，他要脱离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力，就必须代之以一种创造物质财富的规则过程，不受金钱过程的控制。对此，我们称之为管理交易预期的有规则的重复，凡勃伦则称之为创造性劳动（workmanship）本能。
凡勃伦所了解的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只停留在其初期阶段，当时它还没有对包含在管理交易分析中的人道主义的内容产生影响，我们已经从亨利·丹尼森那里引证了对管理交易的分析。[17]科学管理也没有影响到一般的社会福利，近年来管理经济学家把它作为了一个目标。[18]泰勒的科学管理的观念完全是运用于劳动的工程师的计量观念，就如同它被运用在机器上一样，管理者凭着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就决定劳动者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凡勃伦在1914年叛离了这种观念，建立了与之相反的理想化工人的观念，无论是体力的、科学的或者是管理的创造性劳动 都发扬着优秀的创造性劳动的传统。
出于这些原因，凡勃伦变成了一切现代方案的理性创始人，这些现代方案将把工程师而不是资本家置于了社会过程的首要地位。[19]
在这里，凡勃伦的学说又一次成为了一种替代，它取代了经济现实均衡和谐的各种正统的静态学说，代之以关于财富生产者的知识、科学、艺术、习惯、习俗的进化学说，没有考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蓄意破坏。因此，正统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物质的东西本身，例如机器、商品、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复存在，它们重新现身是作为创造性劳动本能的应用知识和后天的各种习惯，这些都是以工程师为首的。
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凡勃伦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老派的经济学家的物质的东西只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出现或消失是由不断地重复或周转来更新和创造的，这些重复和周转我们归结为管理的交易。但延续和重建新物质的是知识、习惯和发明，因为这是人类能力的展现，是经过多少世代通过教育、传统、经验、实验、研究来展现的。这种知识完全是技术性的，如同凡勃伦所言：
“关于物质的自然行为的实质的知识，是人类的谋生时不得不涉及的……我们说矿物、植物和动物是有用的，换句话说，说它们是经济物品，是指把它们引入了关于方法的社会知识范围之内。”[20]
这一点甚至赋予了构成正统经济学基石的物质的东西本身以制度的特性。这就是我们用“管理交易”来代替“物资”和“劳动”的物质概念的原因。物质的东西由于折旧、报废和消费，来来往往的周转很快，但是保持其更新和增长效率的，是在不断演进的管理交易的特性中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和发明，不过由于一种“具体化”，凡勃伦把它们称为“产业的非物质设备，社会的无形资产”。[21]这种“非物质的设备”是继承下来并可以遗传的，因为它是“对目标的不断追求，而这个目标是我们正在谈论的本能使之值得追求的”。
由于这个原因，凡勃伦把这种不加思考或没有深思熟虑的动物或人类的行为起了个“向性”[22]或“向性活动”的名称，他把“本能”这个词留给了人的意志。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按照他的想法，称之为习俗，而不是本能。他说，这种本能是“是源自于过去的传统问题，是通过历代经验积累起来的思想习惯的遗产，它属于习俗的路线，获得了习俗和规定的连贯性，所以呈现出制度的特性与力量”。[23]
这些做事和思考的习惯方式是“获得了社会习惯的认可的，于是变得正确而恰当，上升为行为的原则。由于习惯，它们与当时常识性的办法混为了一谈”。尽管这样的本能不是因为被教育而遗传，但是它们受变化、选择和生存竞争和奋斗的支配，主要是作为各种适应性去满足生活的物质要求和文明的文化变迁的需要。[24]
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创造性劳动的本能或者如同我们应该说的创造性劳动的习惯，贯穿于所有其他的习性当中，因为它是适合性的意识，与成就最终目的的方法和手段相关。在艺术中，“美感之所在就是原动力之所在”，创造性劳动的本能提供了技术；在宗教中它是仪式；在法庭上它是诉讼程序和法律的专门事项；在产业中它是生产过程和职工力量的组织。为了获利的目的，企业家在操纵市场和人的需求的时候，也表现出了创造性劳动的本能。“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本能对其他一切都有助益，它关系到生活的方式和手段，而不是跟任何人特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有关”。“它包括坚持一个目的”。它关系到“实际的对策、方法和手段，关系到效率和经济的设施和装置、熟练程度、创造性的工作，以及技术上对事实的掌握。它是一种煞费苦心的倾向”。[25]
因此，凡勃伦被迫把目的引入了他的创造性劳动的本能中，由此也从达尔文的“自然的”选择变成了达尔文的“人为的”选择。
凡勃伦居于第二的补充概念是他的运行中的机构的概念，这个概念把物质的资本转化成了进化的过程。然而，他的概念是我们称之为技术上的“经营中的工厂”的东西，把“经营中的企业”这个术语预留了下来，包含了经营中的工厂和经营中的商业两方面的内容。凡勃伦的经营中的企业，或者干脆说经营中的工厂，是物资、机器、厂房的周转，在管理者、专家、工头和工人的经营和维护下，它生产出使用价值。卡尔·马克思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物质的东西和“物化劳动”的设备上，凡勃伦注意的是工厂中创造性劳动的组织，我们称之为管理交易的层级。因此，马克思是在“资本的有机构成”这个被动的、比喻性的方面表达这个概念的，而凡勃伦则是在管理过程这个方面表达这个概念的，它是“工头式的监督与这项工作的种类、速度和数量的相关性”之下的管理过程，它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是工头对技术状况的大量的掌握，以及他让一个产业生产过程与另外一个产业生产过程的要求和影响成比例的资质”。[26]
这就是“效率”，尽管凡勃伦拒绝“目的”这个词，但与拒绝效率这个字眼的“现代科学家”却是分道扬镳的，后者拒绝这个词据说是因为它包含了形而上学的“因果”概念。我们赞同凡勃伦的观点，效率确实是一个因与果的概念，因为它是“由工人所有者（master-workman）、工程师和厂长实施的”有目的的控制，它“决定着特定的物质设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有效地当做‘资本货物’”。[27]
我们肯定应该把这个称为目的，而凡勃伦的物质资本不再是东西的数量，而是变成了有用性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受“流行的思想习惯”支配的。“物资的物质特性是不变的”，“变化的是人的原因”。资本不是储存劳动过去产品的积累，这些都是昙花一现且漫无目的的，它是在工人所有者的指导下为人类服务的具有产业知识和经验的经营中的工厂；资本是亨利·福特和他的十万工人，是福特的著作《我的生活和工作》，是行动中的凡勃伦。
但是，凡勃伦和福特认识到了另外一种本能，并且了解到了资本的另外一个意义。若不是斯密在其中看到仁慈的无形之手的话，那么这种本能可能已经从亚当·斯密“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以及相互交易的倾向”中推论出来了，而凡勃伦在其中看到的是恶毒之手，为了“不劳而获”，[28]这只手妨碍了技术生产过程。这种“金钱的本能”就是财产。财产是资本，正如凡勃伦的资本家不是通过“使用的权利”而是通过“滥用的权利”获取金钱收益一样，所以法院判决的结果是，福特符合凡勃伦的理论，他买下股东的产权，剥夺他们对利润和利息的合法主张权，以便真正变成凡勃伦所谓的受创造性劳动本能驱使的“工人所有者”。
根据凡勃伦的观点，亚当·斯密的财产概念是属于早于机器生产方式成熟之前的手工业和小商业体制的，当时工人还是生产和销售自己产品的工人所有者，当时商人是靠让自己适应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来赢利的，对于这种供求他们却没有任何控制。当时，现代的企业财产是一种投资，不是投在周转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各种商品之上的，而是投在产业本身的机械生产过程之上的。[29]我们注意到，斯密的财产概念溯源于约翰·洛克，洛克基于工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产品的所有权，用财产和自由的自然权利替代了基于英勇、仪式和效忠的高高在上的权威，这个权威可以从世俗的权威中回到神的权威中。[30]在斯密时代，经济生活“在工作质量和价格”方面已经变得标准化了，但现代企业在保留自然权利和自由观念的同时，已经放弃了洛克关于财产的起源在于工人创造性的效率这一结论，在预期赢利能力资本化中找到了自己的基础。财产并不仅仅是对自己生产的东西的所有权和自由处置权，它还是预期要获得的他人将要生产的东西的现在的价值。因此，财产是货币化的赢利能力的资本化，而这种资本化就是现代的资本。
这是因为机器生产方式已经取代了手工生产方式。“机器生产方式”的规模要比机器本身大很多。它是整个国家，它是基于所使用的各种力量的系统知识的过程。农业和畜牧业是机器生产方式，它大于单个的工厂，因为没有哪种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而是“产业运作的整个协奏曲将按照机器的生产方式进行”。因此，凡勃伦总结说，必须有工厂内部的调节、工厂之间的调节、产业之间的调节，有物资和装置的计量单位，有标准化的尺寸、形状、等级、规格，不仅商品与服务如此，时间、地点和环境也如此。它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全面的、均衡的、机械的生产方式”——是工程师而不是资本家。
这种生产过程均衡得非常精细，任意一点的任何的失调都会很快传播到其他点，可能会由于停滞、浪费和困难搞垮整个生产过程。凡勃伦说，这里是企业家挺身而出的地方。“通过商业交易，几个产业单位经营关系的均衡得以维持或恢复、调整和再调整，每个产业单位的事情都是在同样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调节的”。所有这些关系“总可以简化为金钱的”单位，因为企业家作为企业家而言，感兴趣的不是作为产业设备的“工厂”，而是作为金钱“资产”的工厂。[31]对于他而言它是一种“投资”，而投资是一种金钱的交易，其目的在于价值和所有权方面的金钱收益。他不是靠对社会有用的创造性劳动来赢得自己的收益的，而是靠没有用的企业。
区别出现在两种类型的资产上，即“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前者是“有特殊用途的资本物品”，后者是“非物质的财富，非物质的事实，在对拥有它们而获得收益的评价的基础上，被占有、估价和资本化”。这些无形资产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物质设备的所有权使得资本家成为了“社会所积累起来的关于方式和手段的知识的事实上的所有者”。也就是说，是在工程师和工人的技术能力中发现的社会的“非物质设备”的所有者。但是，所有权赋予资本家的不仅是工人的技术能力的使用权，而且还有“滥用、少用和不用的权利”。[32](www.xing528.com)
因此，法律上所禁止的“贸易限制”并非是滥用的唯一形式，最为典型且广为流行的滥用，是在获得金钱收益的时候靠“工厂的故意闲置”、靠“尽现有情况所许可的情况收费”、靠“旨在阻碍商业对手效率充分发挥的妨碍策略”、靠“逼走”竞争企业、靠哄抬物价，所以，“在资本体制下，社会不能把自己方法和手段的知识变成对维持生活手段的说明，除非在这样的时候就对物价的行为而言，能负担得起给有形的设备的所有者一个级差利益（differential advantage）”。
因为“危害的能力也许跟有用的能力一样容易资本化”。不用提及为了保护贸易的海陆军的军事机构，或者是在赛马场、酒吧等方面的投资，或者是浪费的、假造的商品，这里涉及的“所用的技术上的权宜之计的不当使用”，其实还存在着所谓的“商誉”这种典型的无形资产的资本化。这是凡勃伦给商业上的级差利益所起的名称，不仅包括原来的“顾客方面的信任和尊重等好感”，而且还包括更现代的意义，它适用于垄断和工商机构的合并这种特殊的利益。由把持供给的能力所造成的正是这些对社会和竞争对手的级差利益构成了无形资产的主要内容，这个特性给我们提供了从有形和无形资产中得出的区别。尽管无形的和有形的资产因为对所有者的收益生产能力都是有价值的，但这个假定中的前者对于社会是潜在有用的，它代表了“物质上的生产性工作”，这种工作提供使用价值；而无形资产“总体上和平均而言”是“对社会大体有用的”，原因在于它只给所有者提供货币价值。
实质的差别在于，有形资产是社会的技术上的熟练程度的资本化，也就是说，是生产方法的资本化；而无形资产是对产业和市场之间的调整和失调——对供给的不同控制——的资本化，也就是说，资本化的是“应急手段和方法，不生产财富，只影响财富的分配”。因此，无形资产是企业的金钱上的特权，只产生于对供给的控制以及在价格不满意时控制供给的能力之中，因此与工人的生产性的效率恰好是相对的，后者增加供给。
因此出现了“产业的”职业与“金钱的”职业之间的区别。[33]古典学派把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已经被证实不够了，经济学家们引入了第四个要素——企业家——作为领取特殊类型工资的特殊类型的劳动者。与此同时，凡勃伦说，原来的按神的旨意发生的自然秩序的前提仍然存在，仍然具有其自然或正常均衡的法则，这种均衡解决了“生产服务和报酬之间的相等”。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利润就变成了企业正当的等价物，如同地租、工资和利息一直都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等价物一样。
后来，一个特殊的商人阶层也即所谓的投机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们对于“任何实业性质的企业或者是实业性的工厂都没有兴趣或者没有关系”。五十年前，企业管理者也许被解释为“以监督机器生产过程为职业的代理人”。当时，投机的功能还被认为是与实业的功能密不可分的，因此还可以在“合法的”投机和“非法的”投机之间作出区分：前者跟“某个具体的实业性的工厂的成功运转”有关；后者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但是，凡勃伦认为，近一段时期来这种关系已经分开了，所以从产业和机械的职业中，已经有条完整的界线把商业的职业和金钱的职业分离开了，因此，“这条界线并不是落在了合法与非法的金钱交易之间，而是落在了商业和产业之间”。也就是说，它是落在了抑制供给的能力和增加供给的能力之间。
凡勃伦接下来说，商业活动是“有利可图的，但未必就会对社会有用”。这类活动包括证券投机家、地产代理人、律师、经纪人、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活动，它们渐渐地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从“不易觉察的从没有任何产业效率作为远期目的的真正的投机家的活动，演变成了经济书刊上照习惯要提到的实业巨头或者企业家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特征就是“主要跟价值现象有关，即跟交换或市场价值、购买和销售有关，跟机械的生产过程，即使有任何关系，也只是间接的和次要的关系”。它们无关生产或消费，只跟分配和交换有关，也就是说，跟财产制度有关，后者“在经济学理论中根本不能归类为生产或产业的活动”，原因在于私有财产的功能完全在于其抑制供给的能力。
实际上，产业是“严格受商业制约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意味着“对财富的任意控制”。企业家决定将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或有用，而是为了“市场价值”。通过扰乱或者是促进产业，他往往一样赚钱，或者说至少避免了损失。简而言之，来自于凡勃伦的金钱职业的收益，是从财产制度所允许的阻碍和抑制生产的能力中产生的，而来自于他所说的实业职业的收益，则是从创造性劳动本能所允许的生产的增加中产生的。
这些金钱的收益，凡勃伦定义为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是可以买卖的不劳而获的权利”，既得利益是“非物质的财富”、“无形的资产”。它们是三种主要商业方法的派生物，即限制供给、阻碍流通和似是而非的宣传。三者都是以有利可图的销售为目的的。它们是“推销术的策略，不是创造性劳动的策略”。然而，它们并非是不诚实的，“它们严格在商业诚信的范围内行事”，它们不过是法律所允许的不劳而获的收益。由于这个缘故，它们被称为是“无代价的收入”，因为它们的接受者是在社会的机械生产之外获得这些收入的，它们凭借的是把持供给和把持机会的能力，而不是通过增加商品的供给和就业的机会来提供一种相当的服务。
那么，以金钱职业为业的目的是什么呢？早期的经济学家如魁奈、李嘉图、马克思，完全排除了货币，或者把它简化为一种商品，而且他们把地租、利润和工资描绘成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中被交换的商品的数量，仅仅把货币作为一种计量单位，与其他的量度单位没有什么不同。但凡勃伦的现代企业家完全以获得货币本身为职业，或者干脆说以获得各种合法的手段如股票、债券、银行的经常账户等为业，这些手段在交换中具有支配商品和劳动的能力。这些合法的手段是所有权的证据，不是创新性劳动的产物。它们和商品没有任何必要的关系，实际上根本不是商品，而是控制商品供给的合法手段。以前的工人或商人带来的是实际的商品，先生产，然后带到市场上来。但是，这些现代的无形财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凡勃伦认为是对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某种东西的权利或主张权，即一种预期的净收益的能力，也就是说，是超过预期工资支出的级差利益，这个利益的大小，决定于限制供给从而保持价格的生产过程，以及限制需求并增加劳动供给从而压低工资的生产过程。由于这个原因，凡勃伦的无形财产是对级差市场利益的主张权，当这种权利在各个要求者之间分配时，采取的是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形式。它们在产业的机械生产过程中不具有任何必要的基础，完全取决于所有权权利和作为结果的供给控制。
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个方面，凡勃伦所遵循的是历史的路线，而且他所作的区分与美国高等法院1896年在亚当斯快运公司一案中最后所作的区分是相同的。[34]他和法院一样，扩大了财产和资本两者的定义，从有形的财产扩大到未来预期的赢利能力，正是这种赢利能力的买卖活动构成了“可买卖资本的交易”。[35]这种可买卖的资本，正如我们在亚当斯快运公司一案中所看到的，与物质的资本没有任何确切的关系。按照凡勃伦的观点，它是一种“货币价值的基金”，“与旧式的产业资本概念的……产业设备的关系疏远且飘忽不定”。资本化的旧的基础是“特定机构所占有的物质设备的成本……现在这个基础不再由所占有的物质成本来提供，而是由公司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的赢利能力来提供”。换句话说，“资本化的分子不是工厂的成本，而是这个机构所谓的商誉”。
凡勃伦说，“商誉”的意义已经被扩大了，目的是为了满足现代商业方法的要求，即“性质各异的各个项目都应该囊括在商誉的名下，但这些项目却有这么些共同点，即它们是‘非物质的财富’、‘无形的资产’。要附带提请注意的是，它表示在其他的东西中，这些资产对社会没有用处，只对它们的所有者有用”。他进一步列举了他认为现代适用的商誉的成分。
“商誉……包含这些东西：已经建立的习惯性的商业关系，诚信交易的名声，特许经营权和优先购买权，商标，品牌，专利权，版权，受法律保护的或保密的特殊方法的排他使用权，特殊原料来源的排他控制权。所有这些项目都给其所有者以级差利益，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没有什么较大的好处。它们对于相关的个人是财富——级差财富，但是却不构成国家财富的组成部分。”[36]
如果能买卖的或非物质的资本和商誉是一样的，而商誉只是所有权的权利，那么被占有的物质的东西是什么呢？必须有一个坚实的所有权基础。原始的工人所有者拥有自己的房屋、原材料、工具和产品，现代的企业家拥有自己的有形设备，可是与设备的技术财产无关。现代企业家拥有的是“可买卖的资本”，但这也必然涉及某种有形的东西，这个东西能够像房子、马、机器一样拥有和占有。因此，凡勃伦的有形财产的概念，导致了费希尔坚持认为企业家拥有自己的顾客，[37]也导致凡勃伦断言企业家拥有自己的工人。[38]无形资本或商誉跟物质资本或商品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无形资本的所有者拥有自己的工人，而物质资本的所有者拥有建筑和工具。由于拥有自己的工人，他们就拥有和经营中的工厂密不可分的生产组织，生产组织是附属于运行中的工厂的。这使得量化的差别成为可能，因为交易是可以买卖的，也就是说，无形资本的交易是可以买卖的，它所进行的交易的规模要比物质产品的交易大得多，而且产生了更大的利润。[39]
在法院对希奇曼（Hitchman）一案的意见中[40]我们已经看到了同样的形象化的说法，确认了后来变成以“黄狗”[41]合同著称的东西。在该案中，法院这样定义“商誉”这个词是为了在其雇员的服务方面给予雇主一种“所有权”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反对强制和胁迫，甚至反对工会的劝说。凡勃伦的概念与法院在此案中的概念相去不远。
但是必须记住，根据我们的相等权利的公式，[42]所谓的消费者所有权和工人的所有权根本不是所有权，而是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风险承担”的关系。
这些单纯的所有权权利或者“可买卖的资本”具有一种赢利能力，因此具有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机械的工作程序赋予物体的价值之外的价值，这是怎么回事呢？凡勃伦认为，所有权在现代的“大企业”形式中只有一个价值源泉：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抑制物质商品供给的权力。虽然创造性劳动会增加商品的供给，但所有权会抑制供给。它是一种任意终止产业的权力，这种权力迫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对所有者作出妥协，并且给他们支付代价，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许可使用土地、机器和原材料，但信用还不包括在其内。这种使用许可权具有巨大的价值，因为它可以被任意拒绝，而没有它将一事无成。如果不为使用许可权付出代价，那么产业可能随时被终止，工人可能随时被解雇。但这又是一种自由—风险承担的关系，而不是权利—义务的关系。
因此，单是这些使用许可权就能和任何物质的东西一样买卖、借贷。根据目前可以使用的目的，它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名称。从信用制度的角度看，它们是股票、债券、公司债券、银行存款，这些构成了对这些使用许可权的预期的赢利能力的主张权的基金，凡勃伦称为是“贷款基金”。但是从产业运转的本身而言，它们是高于所支付的工资的级差利益的，其中包含最多的是被人们称为“商誉”的无形财产。
在这里我们将看到，凡勃伦对于级差利益的解释再现了卡尔·马克思对李嘉图地租法则的解释，他把这个解释扩展到了所有的级差利益和所有的净收入。李嘉图认为地租是由于劳动在较好的土地上有更大的生产力，但马克思认为地租是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无论哪种情况，所有者都不生产任何相当于所获得的地租的东西。李嘉图认为地租是财富的“转移”，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在这方面，李嘉图、马克思和凡勃伦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李嘉图认为不劳而获的土地的增量是由于劳动投入在较好的土地上因而具有更大的生产力，而马克思和凡勃伦则认为是由于私人所有者在终止生产方面具有更大的权力，因为他占有了劳动所产生的更大的生产力的工具。马克思得出自己的结论是通过黑格尔的方法，把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进行对比。如果所有的土地都公有，那么级差的生产力就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地租，人们就会对总产品进行平均，就如同农民把自己农场里的好地和劣地的总产品进行平均一样。马克思同样把自己的平均方法用到了全国的总资本上，因此，他把利润、地租、利息折合为了一种平均利润率，而且同样把它扩展到了全国的总的社会劳动力上，把熟练劳动换算为了非熟练劳动的倍数。资本不是变成了个体的资本家，而是国家总的所有权权力的能整除的部分；劳动不是变成了个体的劳动者，而是国家总的生产力的能整除的部分。[43]
另外一方面，凡勃伦当然不会犯平均数的错误，他把级差利益的原则从李嘉图的地租扩展到了同时包括利润、利息和地租在内的全部的范围，无论这些收益是从商誉、专利权、特许权、土地还是从什么所有权权利中得来的。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平均的取得收入的能力，而凡勃伦则认为是许多级差的取得收入的能力。但是无论什么情况，它都跟李嘉图的地租完全一样，即不同程度的“不劳而获”的能力，或者说如同李嘉图说过的那样，是不同程度的财富的“转移”，而不是“创造”财富的能力。
这样，凡勃伦就揭露出了古典学派和享乐学派关于财富的定义中所固有的物资和所有权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过去曾受到蒲鲁东和马克思的批判。在一个方面这种双重性通向管理交易，在另外一方面则通向议价交易。我们首先来考虑管理交易。
在凡勃伦提出其效率理论的那一年，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出了他关于时间和动作的研究成果。[44]泰勒跟亚当·斯密一样有一个“基本条件”，即通过极大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就可以达到利益的和谐。他反对工人限制产量的学说，但不是在其有组织的工会形式方面加以反对，而是在其害怕削减计件工资率和害怕失业的本能形式方面加以反对。[45]他看到了工人和雇主之间使用暴力而不是说服的冲突习俗、讨价还价而不讲效率的习俗，以及人们实际生产的东西与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生产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差距。他看到了疲劳的最高限度和愚笨的、浪费的工作方式。他的主要的兴趣在于生理上的疲劳问题以及工程上的最大产出问题。以前的学者一直都没有超越一种宽泛的生产力的概念。泰勒不得不找出点办法来，把问题定义得足够窄，以便成为经得起检验的测量，并且普遍适用。
这些限度是在提高人类能力的工程问题和引起更大意愿的经济问题中发现的。对于泰勒来说，前者跟任何的机械工程问题完全没有区别：人类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机器。但按照尤恩·克莱古的话说，经济问题是向工人“推销”科学管理的问题。
泰勒说：“问题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人的努力外加自然资源、机器、建筑等形式使用的资本的成本，只有当其合起来的支出最小的时候，该机构完成工作的时候才会带来工人的最大的幸福和雇主的最大的幸福……科学管理的普遍采用将来很容易就会让从事产业工作的一般人员的生产力翻番。想想吧，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生活中必需品和奢侈品两方面的增加都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在适当的时候就有可能缩短劳动时间，而这意味着增加教育、文化和娱乐的机会。科学管理将意味着……差不多一切产业纠纷的原因的消失。一个合理的工作日由什么构成，这将是个科学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对象……我们不争执太阳是不是在东方升起，我们改为测量它的升起。”[46]
这样一来，经济学被简化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工程问题。泰勒跟马克思、凡勃伦一样，他小心翼翼地排除了一切扰乱物质经济学家生产力概念的所谓的生产要素，例如土地、资本、机器，这些都只是工具。生产力是产出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包括工厂的管理和装置在内，它是每工时的产出率。这就是效率。
不断增加的效率会在不增加疲劳的情况下创造出一种剩余。资本家本应该与工人一起分享它，但如果工人获得了现行的工资率，那他就没有权利得到它了。它不是一个权利的问题，而是一个管理的问题。
从马克思的形而上的社会劳动力、凡勃伦的生物的创造性劳动的本能、泰勒的劳动的机械化，转变到了管理交易这个社会问题，下一步我们要转向亨利·丹尼森，也就是转向雇主—所有者—经理。丹尼森的分析在上面已经出现过了，他[47]跟福特一样，收购了股东的主张权，而且更进一步地使得董事和经理的选举变成了上层的“工人—所有者”集团的职责，而不是“投资者—经理”的职责。在这里，管理不只是泰勒的工程科学，也不只是凡勃伦和福特的创造性的劳动和权威，它是一个意志的过程，也是一种工头和熟练工人之间的交易。在这里，选择的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工头，而是“共同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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