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转规则给了我们对经济交易之间的部分—整体关系一个统计上的测量标准，与此同时，限制和补充因素规则在变成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的时候，则显示了意志过程本身，这些结果就是通过这个过程达到的。这种限制和补充因素的规则，从李嘉图时代以来就一直在逐渐构建，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工具；依靠这一工具，旧的均衡的类比让位给了人类能力通过交易控制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实际过程。因此，这个规则有两个用途：通过管理交易控制物质的力量，导致效率的增加或减少，它以产出对投入的比率来衡量；通过买卖交易控制其他人，以支出对收入的比率来衡量。一个是运行中的工厂，一个是运行中的商业。因此，我们把一个叫做限制和补充因素的效率意义，另外一个叫做限制和补充因素的稀缺性意义。一个是对自然的控制，另外一个是对他人的控制。在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的意志意义上，两者的结合就是运行中的机构的意义。
1.效率。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人类当然不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他们不过是控制自然的力量，使之为自己服务。这种工作的结果就是使用价值。因此，使用价值不是什么被动的从属于外在对象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目加以控制的积极的自然能量。它们的化学、物理、生物能量都是自然的要素，或者说是使用价值的“实质”，通常称为“基本的”效用，或者干脆说是基本的使用价值。但是，这些元素不过是未利用的自然活动，在未被使用之前，它们不会完全变成使用价值，这意味着，在人类没有让自己的脑力、体力和管理能力作用其上对其加以控制之前，它们还不是使用价值。如果有二十万种化合物是大自然所不知晓的，那么这些化合物就正是使用价值。自然元素对人类没有用处，除非运用人类的体力、脑力、管理能力让它们按照人类需要的方式发挥作用。人所做的一切就是驱动它们，以便改变它们的形式、时间或地点，在让它们得出自己的结果所需要的期间之内，不受干涉地占有它们。通过体力劳动，人用自己的体力直接地驱动它们。通过脑力劳动，人用驱动其他事物的方式间接地驱动它们，目的是为了它们自己的活动会针对广阔的空间和未来的时间得出结果。通过管理劳动，人驱使其他的人来驱动它们。
这种通过劳动力来控制一个关键因素的意志过程，目的是为了让它或它自己的能量可以控制众多其他的自然能量，从人最初发明工具的时代，到让空中的波长执行人的指令的时代，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的普遍性就是“限制和补充因素”的规则。限制因素是这样一种因素，即在适当的时间地点，按照适当的形式，它的控制会让补充因素发挥作用并带来想要的结果。很少一点钾肥，如果它是限制因素，那么也许会让谷物产量从每英亩五蒲式耳翻到二十蒲式耳。所谓精明的工匠，就是那种让自己忙于控制限制因素的人，他知道补充因素会得出想要的结果。手忙脚乱的人则把自己的时间都浪费在了补充因素上。
但是，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是不断换位的。本来是限制因素的东西，一旦受到控制，就变成了补充因素，然后另一种因素又成了限制因素。在一辆汽车的操控中，限制因素有时候可能是电火花，有时候可能是汽油，有时候可能是把握方向盘的人。这就是效率的意义——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数量和正确的形式对可变的限制因素进行控制，目的是为了通过预期的补充因素的作用来扩大总产出。
我们把这些变化的控制因素浓缩为一个意志术语：及时。理想效率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恰到好处地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形式和数量控制可变的限制因素，从而控制所有的补充因素。
既然所有的一切对整个生产活动都是必要的，那么从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之间的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最大的效率就是在时间和地点上对所有因素的最佳配比。一家农场或工厂的明智的管理者会敏捷地搞清楚什么是限制因素；当他迅速地控制了限制因素以致所有的因素都平稳地共同发挥作用的时候，他就会满怀骄傲地指点他所谓的“令人满意的组织”。他的意思是说，不存在任何抑制某个因素或其他所有因素的限制因素。在现有科学和艺术条件下，他已经达到了最大的效率，因为他把所有的限制因素都置于了他的控制之下，这些因素接下来都会变成补充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说，关于人类意愿的作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不是一个总数，而是一个倍数。如果把一堆煤按照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数量、适当的间隔和数量加到炉子中去，那么自然的力量会把一个司炉工微不足道的能力倍加为按照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飞驰的火车头。大自然对限制和补充因素一无所知，人类把它们曲解为了自然，它们完全是人为的。自然的力量前进的时候是盲目而不可避免的，但人类按照自己的目的干扰了它们；如果人类知道整体所依赖的部分是什么，那他们就会倍加它们的作用，转化为它们从没有过的产出。但如果人类要知道它们成倍地增加了多少，那他们得用工时而不是美元美分来衡量结果。最大的效率是每工时的最大产出，或是每一给定的产出最小的工时投入，它成倍地增加了劳动和自然的力量，使之远大于把它们简单叠加在一起的数字。因此，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
2.稀缺性。但是限制和补充因素的稀缺性意义不会倍加自然的力量，它只会转移它们的所有权。整体不会大于它已经形成的现有的效率。但是，整体所必需的某些部分可能要比其他部分具有更大的稀缺性，而且由于它们是被不同的人所占有的，因此它们的相对稀缺性就会决定购买它们的价格。由于任何运行中的机构都需要大量的限制和补充因素，而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被人占有的，因此要拥有占有、使用、控制它们的排他的合法权利，就必须支付代价。为了保持补充因素运行，现在限制因素就成了相对稀缺的因素，必须大量购买或以高价购买，我们把它的购买称为关键交易。
因此，必须按照各个因素的相对稀缺性支付不同的价格。与护路工人、供差遣的仆人或者农业用地相比，机车工程师、总经理、邻近市场的土地就是相对稀缺的。因此，从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稀缺性意义中得出的普遍规则是，增加比较慢而且相对不可替代的生产因素的所有者，与增加比较快而且容易替代的生产因素的所有者相比，在买卖的交易中要吸取产品的总的货币价值中的一个较大的份额。这也是帕滕论述过的。[297]限制因素是那些相对稀缺且不可替代的因素，补充因素则是那些相对丰裕且可以替代的因素，它们的相对稀缺性和丰裕性不是用工时而是用货币来衡量的。
因此，在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或者是其意志的等价物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的普遍规则的两个意义之间，不存在任何不变的或者可公认的关系。实际上，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经济学，一种是管理交易的工程经济学，一种是买卖交易的所有权经济学。少许钾肥就会大大增加产量这个事实，并不是说钾肥的价格将会是一种垄断价格或折扣价格。工程经济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里，少许的钾肥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有权经济学是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少许的钾肥可以花费小代价，也可以花费大代价。在工程经济学中，限制因素的价格与其效率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它只跟稀缺性有关。我们不能说工程师的劳动、总经理的劳动或城市的土地要比普通劳动者、供差遣的仆人或者农村的土地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原因仅仅是因为它们的所有者可以从这些东西的销售和使用中获得更高的价格。当我们用工时衡量生产力、用货币衡量稀缺性的时候，这种差异就被保留了下来。
因此，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效率意义和稀缺意义之间的区别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对限制因素的控制会扩大产出；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对限制因素的控制只是以其他人的较小份额为代价转移了较大份额的产出。
这个问题让我们想起了门格尔和维塞尔之间的一个争论。门格尔认为，对限制因素的控制会扩大产出，维塞尔则认为不会扩大。门格尔说的是效率，维塞尔说的是稀缺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尽管如此，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把效率与稀缺性区分开来，两个人的都是“补充因素”。[298]但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说法转化为意志的过程，那么限制因素就是这样一种因素，即对它的控制是为了寻求在两种意义上控制补充因素——一种是扩大产出的效率，一种是转移所有权的稀缺性。
这里，在买卖的交易中，又一次出现了及时原则，它不是作为管理交易中财富的增加，而是一个人资产的增加和其他人资产的等值减少。生意人在低价时买进，高价时卖出，等到价格下跌时才买，价格上涨时才卖，那些按照正确的时间和数量进行买卖的人，与在错误的时间上进行买卖的竞争对手相比，会增加他们的资产。他们所需要的所有因素对于作为整体的生意而言都是补充因素，但它们的价格是变化的。正是他们的判断能力决定着他们买进补充因素和卖出补充或替代因素的及时性。但这样做他们并没有扩大共同财富，他们只是转移了所有权。
能够让我们看清“营销”一词双重意义的就是效率与稀缺之间的这个区别——一个是劳动过程，一个是买卖过程。劳动—管理过程是通过把产品送达其他的劳动者而创造出地点效用，但买卖过程则是产品所有者和购买力所有者之间就价格和价值达成的一致。这种区别在讨论“合作营销”时变得非常重要。合作是指按照工时衡量比所取代的中间商更有效率的营销，还是指按照货币衡量有更大的能力把持供给的较高的稀缺性？如果它是指第一种情况，那么合作营销就是合作的财富生产；如果它指的是第二种情况，那么合作营销就是集体的买卖活动。如果它意味着前者，那么它就是通过增添地点效用（使用价值）增加使用价值的管理过程；如果它意味着后者，那么它就是通过相对买卖能力增加一方的稀缺性价值而减少另外一方稀缺性价值的所有权过程。[299]
因此，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准则的双重意义就是其效率意义和稀缺意义。在生产过程中，限制因素是这样一种因素：对它的控制可以确保补充因素朝着扩大使用价值产出的方向运动。在买卖的过程中，限制因素是这样一种因素：它的所有权可以让所有者获得总收益的一个较大的份额作为自己的收入，同时却让他人所得的份额减少。
无论是哪种情况，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都表现在周转和限制因素的这两个准则里：一个代表的是统计的结果；另外一个代表的则是意志的控制。这种控制的利用造成了这种结果。因为“原因和结果”这样的词不适用于自然的力量。在自然界，事物只是“发生”，但是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人类为自己的目的选择了限制因素；如果人类能够控制这些限制因素，那么其他的因素就会得出想要的结果。“原因”是通过管理或买卖交易对限制因素或关键因素的意志控制，“结果”是补充因素的运作和常规交易的重复。
无论哪种情况，意志控制都取决于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识。整体相对而言是不变的，但部分却在以或大或小的速率在变化，但是，只有对变化的控制因素的控制明智而及时，整体才会相对不变。在均衡和周转的比喻中剥离了引起误解的内容后，我们就得出了管理和买卖交易重复的意志过程：财富的创造、替代、扩大、减少，原因在于管理活动；资产的创造、替代、扩大、减少，原因在于买卖活动。这些都是通过对各个容易变动的限制因素的关键控制进行的。
3.机构。尽管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效率意义和稀缺意义截然不同，但运行中的机构的意义就是整体，管理交易和买卖交易都是其组成部分。从李嘉图所说的劳动在农业中的递减效率，或者从杜尔哥所说的资本品在所有产业中的效率递减，经济学家们已经慢慢地意识到了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所暗含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的原则。1871年，卡尔·门格尔在他关于互补物品的规范理论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原则。在这个理论中，他提到，在土地、劳动、资本的一个整体互补中，缺少一个因素就会让其他因素无法运用。[300]这是边际生产力的效率意义，但它很容易就转变成了关于满足程度的边际效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是限制性因素和补充因素规则的稀缺性方面，两种理论都是关于产生想要的结果所需要的一切补充因素数量上的配比原则。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得到最大的使用价值或者是最大的稀缺价值，从数学上讲，这样的配比就是让各种边际单位相等，这样每种因素的主观效用就都会随着其供给的增加而递减。如果供给太大，那么它所提供的额外的主观效用就要少于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现在变成了限制因素）的数量增加时所能获得的效用，并且它们的主观效用会因此而递减。
如果用价格代替它们在效用方面的主观人格化，那么这个原则显然是对的。如果一个补充因素的价格下降，其趋势就是购买更多的那种因素，但是如果所生产的数量太大，并因此与其他因素比例失衡，那么从全部因素中所得到的净收益就可能减少。补救的措施不是限制对现有的这种补充因素的购买，就是增加对现有的限制因素的购买，这就使得从每个货币单位中所获得的边际增加量是相等的，因而就会从全部费用中获得最大的净收益。这也是著名而且普遍的技术上的原则，我们称为“最优化”、“各因素的最佳配比”或者“令人满意的组织”；按照更加专业的术语讲，这是一个控制限制因素的过程，目的是为了让全部补充因素可以生产出最大的净产出。
因此，具体表现在运行中的工厂的实际交易中的效率价值的意义，是人们归因于那些据认为将变成限制因素的东西的相对的重要性，在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上对这些因素的控制，不仅是期望获得或保持对想要的补充因素的控制，而且也是为了从整个运行着的机构中得到最大的净产出。各个因素本身不断地在改变着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是限制因素的东西，一旦被控制，就变成了补充因素，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就变成了限制因素，目的是为了保持或扩大过去一直是限制因素的那个因素产生的结果，但另外这个因素现在还是补充因素。
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在客观的意义上的这一规则，或者是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在意志意义上的这一规则，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部要旨，正如在人类寻求对环境的控制的活动中它是人类意愿的全部要旨一样，因此这个规则是关于这个意愿的经济学说。在这个方面，这个规则可以区分为具有三种运用性的东西，三者在细节上大为不同，但事实上却难以分离，这就是稀缺性、效率和运行中的机构。稀缺性和效率的运用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认为稀缺性方面和效率方面不加区分会导致混淆。运行中的工厂和运行中的商业在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较大范围内是共同发挥作用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我们发现法庭也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区别）构成了单个企业乃至整个国家这样的运行中的机构。[301]最佳的运行中的工厂，是技术因素被管理交易适当配比的工厂；最佳的运行中的商业，是买与卖被买卖交易适当配比的商业；最佳的运行中的机构，是技术和商业适当配比的机构；最好的国家，则是权利、义务、自由、风险承担在个人和阶级之间最佳配给的国家。技术经济是效率；商业经济是稀缺性；运行中的机构的经济是技术和商业；国家的经济是政治经济。每个都是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中的一个特例。
技术经济是有别于自然机制的一部“机器”，因为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规则完全都是建立在意愿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在控制环境的具体方面，它甚至是意愿的全部要旨。这个规则不适用于自然机制，在自然机制中，只有向心力和离心力，或者说只有能量的守恒和损耗，没有任何未来的目的或计划，因此也没有未来事件取决于对其控制的限制因素。一种自然的机制，比如说原子或者宇宙，根本不知道什么稀缺性、欲望、人口过剩、有限资源、有效利用、目的、未来性，因此它也没有什么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要从中去选择履行、避免或克制。它不过是牛顿的运动定律，或者是爱因斯坦的时间和空间的相对论，或者是热力学的定律，或者是能量守恒所解释的能量。但是从人类的观点看，这些都是非常浪费的。
但是，当人类的智力构建并运作一种机制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机制，而是机器了。机器是人类通过语音、数字、习俗、重量、测量制度代代相传下来的人类意愿。在这里，各种因素——不是怀特黑德的自然机制，而是人为的机器——变成了限制性的和补充性的，因为人的意愿已经把未来性、目的、经济、效率置入了它们。现在限制性因素就是像杠杆、节流阀电线、汽油之类的东西，这时候整体的运转都是依靠它的，因为这个整体是由全部补充因素组成的。如果操作者按照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数量具体控制了限制因素，如果他控制的一台机器是其他机器的一个限制因素，那么他占有的就不仅仅是机制了，他所占有的是作为整体的一台机器，或者是作为整体的一个运行中的机构。例如，在农业种植中，限制因素在一个时候也许是钾肥，在一个时候也许是氮肥、人类的劳动、管理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投入”，它们最佳的相互关系会产生“最优化”，也就是与全部投入相关的最大产出，这可以作为“效率”来加以衡量。而且，不像是十八世纪因果相等的旧的学说，我们所拥有的限制因素这个“因”，一旦被人类所采用，就会把想要的“果”扩大到远超自然界所知的程度。当自然恰好不能提供的时候，给土壤中加入少许的钾肥，就会把全部因素联合的产出从每英亩一、二蒲式耳增加到二十、三十蒲式耳。但这是人类的意愿，不是自然的“经济”。
在生物机制中，从阿米巴虫到人，与机械装置中的活动和运行中的机构的交易相对应的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的重复与相互作用就是有机体。这是全新的关于生命与死亡的科学，它是达尔文的巨大荣誉，他创立了有机体的科学，没有从牛顿的机械科学中借用任何比喻。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的科学原理可以说明有机体起源于机械装置。因此，达尔文的问题是物种起源，而不是生命起源。他的和机械装置不连贯的概念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的概念。而且，如果我们检验达尔文有机体概念的组成细节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不是我们一无所知的“生命”，而是生命发生作用的各种方式。生命发生作用的这些方式是可变的运动，这些运动是以有机体——在这些有机体中能力本身是有限的——跟同样有限的机械装置和有机体的环境为条件的，这个环境我们称之为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这些作用与反作用，我们不称为生命，而是称为稀缺原则，它们是遗传、过剩、变异、斗争、死亡，以及那些当时得到并利用这些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有机体的生存。这个有机体的概念完全不同于机械装置的概念，后者的基本原则是能量，可以表述为对压力、体积和时间三种成分的概述。牛顿和他的继承者们得出了能量原理作为机械装置发挥作用的方式，达尔文则得出了稀缺原理作为有机体发挥作用的方式。
但是，即便如此，达尔文还是在“自然选择”和“人为淘汰”之间作出了区分。人为淘汰对自然选择的关系，如同机器对机械装置的关系。它之所以是“人为的”，完全因为它是目的、未来性、计划，它的被注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生存竞争。达尔文承认，他的“自然选择”这个词属于用词不当，后悔自己求助于比喻的说法。用盲目选择要更为准确一些，而人为的类型则是一种有目的的选择。自然选择，是“适者”的自然生存，产生了狼、蛇、毒物、有害微生物，但人为淘汰则把狼转变成了狗，把天然的毒物转变成了药品，消除了有害微生物，繁殖了有益的微生物。如果听任自然选择的话，那么荷尔斯坦因牛[302]是不可能生存的，它是人为淘汰的为了它在未来给人带来益处而创造的一种异常的动物。它真的不是怀特黑德所谓的有机机制，而是一种人为的有机机器，从自然的稀缺原则中解脱出来，从而转变成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制度。
然而，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成就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致当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遇到社会和文明问题时，达尔文的自然有机体的概念又一次通过比喻，变成了他们的社会概念的基础。在斯宾塞[303]手里，这个概念达到了荒谬的顶点，社会成了“社会有机体”，让它保持运转的能量是食物、感觉、本能、感情、生理以及后来的各种腺体，所有这些都是在天然选择的原则之上运行的；忽略带修辞色彩的规则，更为准确的比喻不会是包括狼和蛇在内的自然的有机体，而是由人类的目的转化过来的人为成分很高的狗或牛。
在这里，当提到目的的时候，贾德[304]在批评和概括前人在各种社会科学中所做的工作时明确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制度主义，这个概念跟达尔文的概念也是不连贯的，它是按照自己的原则——意愿——出现的，与牛顿的能量和达尔文的稀缺都有区别。因为，在检验构成制度主义这个概念的成分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们的主要特征就是出于经济目的对未来的预期，可以区分为未来性、习俗、主权、稀缺性和效率。这些内容与压力、体积和时间完全不同，但又以之为基础；而压力、体积和时间伴随着能量原理构成了牛顿的机械装置，这些内容跟遗传、变异、过剩、斗争、死亡和生存不同，但又以之为基础。达尔文的稀缺原则就是由后面那些内容构成的。
因此，引领经济理论经过机械和有机阶段而进入运行中的机构的阶段的，不只是诗一般的比喻。在相似的机能关系产生的相似性的科学意义上，这些比喻的理论甚至是对类比的正确运用，但类比的方法过于狭隘了。它们没有包含人类的目的所引入的人为事物，因此它们变成了比喻。现代经济学按照一种实用的方法，让能量和稀缺性这些原则服从于更大的意愿原则，而它的主要问题则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机能整体的部分再次组合在一起。
因此，从克服自然阻力生产使用价值的观点看，一个运行中的工厂不是一种“机制”，而是一种机器，而人类能力投入与使用价值产出的比率，是按照水力投入与电力产出同样的比率计算的。这就是运行中的机构的效率维度，也就是工程经济学家认为是整体的一面。它是机器论，而不是机械论。
同样地，运行中的商业也类似于一个有机体，因为稀缺原则贯穿于它的全部交易中。这个原则采取的是冲突、变化、竞争、生存的形式，但也如同休谟所指出的那样，它还采取伦理、财产、司法的形式。因此，它是人为的淘汰，而不是天然的选择。
这是因为，运行中的机构所接受的效率和稀缺原则的特殊方式，是贯穿于未来性原则的诸多方面的，这些方面合在一起不是别的，正是意愿的原则。实际上，这些个别的领域的分离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思想上必须用它们自己的术语把它们分离开来，正如达尔文对有机体、牛顿对机械装置所做的那样。实际上，要用斯密的劳动分工把它们分开之后，才能在思想上和事实上把它们在运行中的机构的机能程序中组合起来。所有的有机体都是机制，但是附加了稀缺性；所有的机构都是有机体和机制，但是附加了目的。正是这附加的目的变成了一般性原则之后，要求在它自己的领域并且用自己的术语来得出，所以它所附加的机械论和有机论的原则变成了本身的附属，而且变化很大，但在它们改变了的形式中却是必要的。
这种在思想上和事实上的分离，以及在整体概念中的重组，完全适用于各种交易，这些交易预期的有秩序的重复就是运行中的机构。管理交易有关于机构的机制和效率；买卖交易有关于贯穿整个机构中的稀缺性原则；行政、立法、司法程序有关于机构的统一和延续。它们是通过合理配给利益和负担让成员服从于整体来做到这一点的。这些交易，由于有稀缺性原则贯穿于其中，与达尔文在有机体中发现的事实有非同寻常的相似之处。习俗，也就是交易的重复，类似于遗传；交易的重复和增加起因于人口压力。它们的变异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变异性中产生了习俗和习惯的改变。但是，在这里，习惯是良好习俗的“人为选择”和对不良习俗的惩罚，它是人为的，这不过是运行中的人类意志把机制转化成了机器，把有生命的有机体转化成了制度化的理智，把无组织的习俗或习惯转化成了有秩序的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
因为人的头脑不光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作为有机体，它不过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大脑，在变成“制度化”之前，大脑不过是动物有机体的一个部分，[305]因此，它需要一个拓宽的活动范围，这个活动我们称之为思想和意志。它最初的制度是符号、单词、数字、语音、文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字与数的语言，这就是对个人而言的习惯，也是从世世代代中留传下来的强制性的习俗。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制度。人类其他的制度有火、工具、机器、家庭、政府等等，[306]这些制度的持久重复，有赖于配比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人为原则，我们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
因此人不只是有机体，他是制度体系，只有制度化的头脑才会进化为经济活动中非同寻常的时间维度，这个时间维度我们称之为未来性。未来性是制度上的，与世隔绝的婴儿或人跟动物一样，对未来性知之甚少或者是一无所知。有机体的大脑像这样制度化地延伸到遥远的未来时间，与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空间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大脑活动的这两种制度化的延伸，才使得产业和政府中的现代高度发达的运行中的机构对世界和未来的世代发号施令成为可能。
至于时间，机械装置的能量运行完全不涉及时间的流逝，将时间因素引入产出的计量，完全是人类大脑的外在运转，不是机械装置本身的内在的东西。时间的概念只不过是制度化的大脑构想出来的。
但是，对于有机体本身而言，稀缺性本质上是一个时间流逝的问题，因为即便是在最低等的有机体中，在获得一份有限的食物供给与从这份食物中得到的欲望满足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间隔。在动物的生命中，这个时间间隔是如此短暂，以至于对欲望刺激的反应一直都被恰当地描述为本能。本能的努力是由遗传和稀缺提供的，但是努力与满足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如此之短，以至于用力学作比喻，这个反应被说成是自动的或者直接的。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自动或直接的反应是没有时间间隔的，只有机械装置才会如此，因为它们不会经历欲望和努力，在努力和满足之间也没有任何间隔。它们的能量只管流动，根本不考虑在外部对象之间对满足和没有满足欲望的对象或者是必须避免的对象进行区分。
因此，在有机体中也是二中择一的选择，但机械装置却不会选择。而且，这种时间间隔当然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间隔——作为反应的现在的行动以及进行刺激的未来满足。但是，这个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以至于靠遗传和本能就能衔接起来，根本不需要理性和社会制度的帮助。这是本能的时间，不是制度的时间。
因此，在稀缺原则中，我们会发现后来描绘为意愿原则特征的所有内容的萌芽，而稀缺原则则是伴随着有生命的有机体来到世界上的。也许在这一点上，可以让关于制度的科学与关于有机体的科学连接起来，在新陈代谢把无生命的物质转化为有生命的血肉之躯的情况下，这一点还一直不为人们所理解。然而，在制度预期所提供的现在活动的未来性方面，人类有机体把未来的事件转变成了现在的行动。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所说的关于时间的内容，对于空间也适用。只有制度化的头脑才能理解世界，它们是通过运行中的机构和作为工具使用的机器做到这一点的。
在向未来的时间和遥远的空间的延伸中，由于几乎是永存和无处不在的，所以运行中的机构不只是机械装置和有机体，它就是日常人们说话时经常提及而且已经被法庭采纳了的内容；并且一个非常珍贵的运行中的机构，会让人们对有益交易的预期具体化，而且要求人们忠诚、爱国、成为典范。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一旦以履行、避免、克制来分析行为时，所谓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就应该在经济学理论中占有合理的一席之地。这三者是行动中的意志的维度，而行动中的意志把法律和经济学连在了一起。那些纯粹以个人主义的方式把个人作为生理学和解剖学的机理对待的人，借用了“行为主义”一词。[307]但是，在经济学中，个人是交易的参与者和运行中的机构的成员。在这里，让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的生理、“腺体”和“大脑模式”，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格，他是否会履行、克制或避免。最近的“行为主义”在儿童心理学和广告方面有不少作为，但在运行中的机构的行为主义方面却贡献不大。在这里，意志就意味着在自然和经济的三个方面——履行、避免、克制——的个人和集体的行动，这种行为不为任何自然科学所知，在生物学中也只是初露端倪，但是却可以像电子或重力一样分析与计量，特别是就其本身而言。
自然科学摆脱“力”、“能”之类的比喻性的存在，并不是靠对这种观念的否定，而是通过把它从未经分析的灵魂、精神或存在改变为了可变的运动维度。意志也是这样。我们脱离它，不是因为对它的否定，而是因为对其运动的分析和测量。因为意志是“形而上的”，在摆脱它的时候，“行为主义者”跨过了意志的外在行为，跳跃到了新陈代谢的内在行为，在意志作为一种行为、心理作为一种假定的类似类型的行为之间，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留下任何形而上的缺陷。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缺陷。它们不是连续的，只有依靠形而上学，或者干脆说是依靠比喻，这个缺陷才能弥合。来自其他学科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比喻性的跳跃是不应该被采用的。我们应该说，要把个人意志按照其自己的行为范围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让心理学家和解剖学家把有机体的内部作为另外一个整体来对待。
但是为了我们现在的目的，让我们忘掉生理学和解剖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忘掉心智这种类型的主观性是如何进入或走出另外一种主观性的，也就是生理学上的身体。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作为结果而发生的整体实际的作为，这个整体不是别的，正是意志，它作为一个整体履行、避免、克制，而且它是联合其他的意志的，怀着对共同结果的期望，通过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这样做的。作为整体的机构行动，通过履行、克制、避免，个人意志因此成了个人的行动主义的连接方法，它把我们称之为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的行为规则的所有特殊的适用性连接了起来，表现为机会、竞争、权力、权利、义务、自由、风险承担、使用价值、效率、稀缺、预期。这个把它们全都连接在一起的总的原则我们称之为意愿原则。
在对人类行为的这种分析中，时间和运动的概念完全不同于其他学科中时间和运动的概念。我们把麦克劳德所有的谬误都追溯为一个根本的缺陷——他的时间概念。我们将把凡勃伦的谬误追溯为他未能对时间进行分析。非常荒谬的是，尽管麦克劳德具有未来时间的概念，但他却没有运动的概念。我们通过物质的类比，把运动描绘为一种时间流；从数学上来说，时间流是时间的零点，也就是现在——在即将到来的未来与正在逝去的过去之间没有维度因而也没有生命向前移动。这是麦克劳德所没有的概念，尽管在一种关系中他曾用零来代替现在。但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说，现在是一个时间瞬间，正如佩尔斯对它的描述那样，它不那么明显地在两个方向上逐渐变化：一个是朝着过去，一个是朝着未来。过去的是记忆，现在的是感觉，未来的是期望，它们都是一起存在于脑子里的，就像曲调里的音符，在现在的时间点上不是零，而是现在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现在的交易。按照这样的方法，佩尔斯把休谟的怀疑主义转变为了实用主义，把数学转变为了意愿。
这种实用主义的时间概念，让我们能够对不同的未来时间可测量的维度作出区分，这是符合习惯法的。现在是立刻发生的未来，从制度上是可以按照秒、分或许是一个或两个小时来测量的，但是时间的间隔是如此之短，以至于实际上不涉及什么等待和冒险的感觉。短期的未来，范围从证券市场上的“隔夜”利率到通常商业贷款的三十、四十或九十天的期限，在这里等待是可以被感知的，因此也是可以测量的。长期的未来是超过短期未来的持续时间。这些区别可不是那么任意的，因为它们是合乎习惯的，所以在对行为的实际分析中更加有用。麦克劳德假定，时间由于某种原因是客观的，具体表现为他的可销售商品的一个方面——债务，因此它是按照时间的滴答声到来的，跟使用价值和稀缺价值一样，是按照债务的期限而变化的。但是时间完全是制度性的，机械装置和有机体根本不知道时间。时间在预期中出现，预期左右着现在的行为，依据的是不同阶级人们的习俗，以及同一阶级在不同交易中的习俗。对未来时间最准确的测量是在短期和长期债务市场上进行的。但是，在消费、游戏、锻炼、工作和其他常见的情形下，主导活动的是即刻产生的未来的预期，它如此短暂，以至于都不值得进行测量。
因此，客观地说，“时间流”是瞬间的运动；而从主观上来说，时间是关于瞬间的记忆、感觉和预期，以及生命体生理上的新陈代谢。由于我们了解这些运动只能靠经历这些运动的有生命的人的运动，因此时间流就是个人按照履行、避免、克制等维度表现的行为。我们有一种运动——个人的履行、避免、克制，它介于两种类型的运动之间并联系着两种运动——包括其他人类在内的宇宙的外在运动，以某种方式伴随着记忆、感觉和预期的内在的生理运动。这种人类行为的流动，作为一个整体，介于宇宙和其他人的外在运动的流动和心理的内在流动之间，后者某种程度上伴随着神秘的记忆、感觉和预期，在经济学中，我们把它叫做受意愿原则驱使的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指向未来的是人类的时间流，以它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既不是唯物主义的商品论，也不是主观的感觉论或心理论，而是指向未来目的的经济活动的意志论。
至于对古典派和享乐派的经济学家，我们需要进行类似的评价。按照未来的观点，我们把行动中的意志按照履行、避免、克制来分析是非常肤浅的，但是最近的事物总是最后才研究。这种分析摆脱了只选择意志的一个属性进行研究的不合理的简化，即这个属性通过快乐、痛苦或递减的效用比喻性地跟商品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在这个比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数理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是，个人的意志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按照自己的人格在机构的范围内通过交易运行，这些机构接下来又是一致行动的其他整体。
因此，从交易角度对意志的分析，使得这样一种经济学理论成为了可能，这种经济学理论避免了一边是伦理和法律、一边是经济学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是从斯密和边沁开始的。因为这一经济学理论在意愿这一个概念里，把履行、避免、克制的权利、义务、自由和承担风险的伦理与法律关系，跟对价值和估价的经济学分析结合在了一起。估价在这里是作为冒险价值和稀缺价值的未来贴现的。
这些铺垫，使得我们有可能把限制因素和补充因素的原则作为法律和经济因素运用于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稀缺性和未来性两项原则解释了这种适用性。对于那个要为自己获得利益的个人而言，限制性因素是自己或他人在当时当地的特殊行为，其他人的补充行为是依赖这些行为的。在法律诉讼中，限制性因素可能有时是法官，有时是陪审员，有时是治安官。在一个制造性的机构中，限制性因素可能是技工，可能是监工，也可能是主管，甚至可能是勤杂女工，对他们的控制通过的是命令与服从的管理交易，而交易的总额就是依赖于这种控制的。这种控制的结果就是“运行中的工厂”，而运行中的工厂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可测量的结果——效率。控制个人行为的这些社会关系，以集体控制的制裁为后盾，从中产生的命令服从的权利，从直接的“行动权利”的意义上，可以变成一种限制因素。
上述的“效率”关系与“稀缺”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这里的问题有关于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在需要的时候是丰裕性的或稀缺性的，因此也有关于为获得它们所必须支付的价格和税赋。效率和稀缺性在分析中是可以分开的，但在现实中是分不开的，因为它们构成运行中的机构时在机能上彼此作用。驾驶小汽车所需要的汽油的数量，运行中的工厂所需要的技工和监工的数量，开办法院所需要的法官的数量，在思想上是价格、工资或薪水，这是可以分开的，但在实际上却是分不开的。
因此，就人类意志为了一个目的而努力发挥作用这个主题而言，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原则的普遍性出现于一切学科之中。与其他因素相比，数量上有限的因素就被认为是重要的，它们都必须在预期中出现，但只有假定的限制性的因素才会在行动中出现。就相关的行动而言，补充因素是在未来出现的，如果能够保证在需要的时候就能够得到它，那就没有人会去注意它，在机构中，它就处于了常规交易的地位。因此，一个人的“权利”是现在存在的，而且他“拥有”权利，但在无数的交易中，它都是日常性的，而不是关键性的。如果它有保证，那么它只有在万一的情况下才能够变成限制性因素；如果是没有保证的，那么就把一切事情抛在一边，全力以赴地去控制限制性因素。
限制性或关键性、补充性或常规性因素和交易的这个学说，可以用效率、稀缺性和未来性来测量，而在形而上学的“本质”和“存在”的问题中，似乎一切都包含了。本质是靠得住的补充因素的预期，而存在是限制因素的不牢靠状态，其他因素的牢靠状态取决于现在对它的控制。然而，柏拉图的“本质”与这些预期还是相去甚远的，因为它是永远不指望被认识的永恒的实体，在与其各个变化的部分完全分离的一个外在整体的关系中，它遵循着本体。但在“本质”的现代意义上，它是一种外在存在的某种东西，甚至是一种“绝对”，它在等待着“下凡”并体现于真实行为中的时间上面。如果这就是它的意思，那么“本质”不过是对补充因素的预期。用单纯预期对“本质”的这种替代，似乎在康德的纯粹理性、山塔亚纳（Santayana）的纯粹本质以及新康德派对本质与存在的区分中已经完成了。在实际的交易中，麦克劳德和法学家的“自然权利”，似乎也是一种类似的预先存在的本质，等待着被作为一种存在去发现。
但是，如果我们检验一下这些非实体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就会发现，本质或者抽象只是一种当需要的时候会重复的预期的相似性，它并不是一种先前存在的关于永恒的、绝对的或外在的不存在的事物的观念的“下凡”和“显身”，它是把自己体现在现在的各种价值和估价中的未来性，它构成了一种现在的的预期。事实上，它是非常真实的预期，然而却不被人注意，因为它是靠得住的，很像空气是一种真实的预期一样，没有人会注意它，除非它变得太热、太冷或者太稀薄。
因此，凯尔森（Kelsen）正确地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建立在“有效事实”和官方的“执行”这两点上的，在纯法学的意义上，他否认权利、义务、权力、自由等术语是“合法”的术语。它们表示的是社会或伦理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308]在这一分析中，凯尔森的贡献是很具启发性的，也是很正确的，但通过实用主义的未来性学说和限制因素与补充因素的经济学学说的方式，我们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麦克劳德现存的抽象权利，变成了凯尔森的法律强制的预期，这种法律强制可以用“诉讼权”来表示，为了从另外一个人那里获得所主张的商品、服务或货币，这样的诉讼权是必要的。假设一种已经确立的法律体系预期可以继续，那么法律关系的“本质”不过是对相似性重复的预期，这种重复是官方在迫使公民服从的强制性交易中造成的。如果预期如此，那么在无数的交易中，对价值现在所归因的东西而言，它不是一个限制因素。限制因素是私人各方的直接行为——他们的约定，对经济物品的种类、质量和数量等，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官方行为预期的相似性在对现在价值的任何估价中都具有高度的决定性，但是如果它的预期是靠得住的，那么在诉讼的时候它就不是限制性因素。法庭的判决在价值上会产生很大的改变，而且会让价值发生个人和阶级之间的大转移。这样创造的预期就是我们叫做权利、义务、自由和风险承担的东西。事实上，这些就是基于预期的公民政治权力的社会和经济预期，这种政治权力就是集体或个人对立法者、法庭和行政部门行为的控制。这不是柏拉图主义、新康德主义或绝对主义，这是善于分析的实用主义。
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和谐存在于未来性的实用主义学说之中。在行动的时刻，权利和价值是现在的存在，但它们是作为未来事物存在的。它们构成了一种预期状态，如果不加行使，那么法律权力在行动中就不会存在于现在，不过它却在预期的可靠状态中存在，这同样起作用，甚至更好。它是未来的行为，权利是它现在预期的名称。法律权力是未来本身，权利是其未来性。价值是对未来有限供给的商品的现在预期，这种商品是以权利为手段而获得的。
这些不是抽象，它们是预期——集体行动的预期。这些权利、价值和权力全部都存在于现在的时间之中，但是它们只作为现在的预期状态存在，准备在需要的时候体现在交易中，到那时候，它们将作为那个时候的现在的限制因素。这些心中的预期是洛克的“观念”和柏拉图与康德的“本质”，与时间无关，因此它们是怀特黑德“永恒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原则和概念。但是具体地从实用主义和时间（timefully）的观点来说，它们是作为行动的时刻的限制和补充因素存在的，甚至在那个时候补充因素也只作为未来性存在。然而，未来性是人类产生影响的唯一“对象”，它们是佩尔斯的“本体”，它们的“本质”是未来的时间，它们现在的“存在”是预期或状态，而它们现在的外在本体是交易流和运行中的机构。
这些关于未来性和限制与补充因素的学说，正是经济学家对自大卫·休谟以来的哲学家形而上学问题的答案。休谟进一步详述了柏克莱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当时对物体的感觉，靠我们身体的感觉，我们既不知道感觉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我们的感觉所产生的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自休谟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所有哲学的不变主题一直都是给各种关系一个得体的地位，最出色的解决方案一直都是康德的先验论。但是，他的解决方案把一个只由关系组成的绝对的世界，与一个只由经验组成的经验主义分割开来了。后来在詹姆斯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中——也就是佩尔斯的实用主义的引申，先前来自于斯图尔特、霍奇森和佩尔斯的经验主义学说，都被发展为了一种心理学，其中内在的“已知”和外在的“已知”是同样的功能过程的两个方面。这样一来，不仅感觉和被感知的对象是同一的，而且对象之间的反应与这种关系之间的感觉也是同一的。在最近的格式塔[309]心理学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德国复制品。这些经验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格式塔主义等不同的哲学和心理学，无论如何，都可以证实是意志的最终本质。[310]关于意志的经济学学说，坦白地讲，是一种环境的或者制度的意志，其中限制因素与补充因素之间变化的关系是通过经验教训直接知道的或预期的。在这里，杜威的心理学差不多是最符合这种情况的。人类意志体验了各个因素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因素本身，否则它就不可能知道如何通过控制关键因素来得到远期的结果，这些关键因素转而会修正其他因素；机器和制度所取得的成就，要远大于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
实际上，大脑从限制因素与补充因素的关系中得出了因果关系的观念。通过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数量控制限制因素，它就控制了其他的因素，结果就是运转中的机器、运行中的商业和运行中的机构。这种控制有一个综合的名称：及时。实际上，及时是靠经验得来的，而且是适当感的一部分，这种适当感不能光靠智力给予，而且它提供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区别，提供了意愿的抽象概念与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行动的具体意志之间的区别。科学家或者哲学家可以不顾时间而投入于抽象的概念，但事务缠身的人却必须注意他们的及时性。因与果在自然科学中已经被恰当地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方程式。数理经济学也倾向于把因果从经济学中排除出去。可是，因果是经济学与其意愿原则的本质，它通过及时控制现在的限制因素成就了未来的目标。
因此，我们有了一个经济学的意志概念——受目的和预期指引的行动中的意志。由穆勒阐明的经验主义的因果论和由布莱得利阐明的绝对论，[311]都在这种经济的意志论中认识到了，这种意志控制了限制因素，目的是为了给大家增加未来的产出，或者是为了通过减少其他人的收益而为自己取得更大的收益，或者是通过控制公司或其他机构，把意志延伸到遥远的空间或遥远的未来，公司和机构在自己的范围内，依赖的是交易手段对全部限制和补充因素按照想要的目的进行最佳配比。
【注释】
[1]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政治哲学家，出生于瑞士，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社会契约论》（1762）、《爱弥儿》（1762）、《忏悔录》（1781）等著作。——译者注
[2]指《托伦斯不动产登记法》，即财产转让采取登记和发给证书而不立出让契约的一种法规。——译者注
[3]在不可替代的劳动（如演员和棒球运动员）的情况下一直有例外。
[4]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35～261页。
[5]麦克劳德、亨利·顿宁（Henry Dunning）：《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二卷，1856年第一版，引用见1923年第六版，第1章，第200页；《经济学原理》，第二卷，1867年版，引用见1881年改编版。在其《经济学入门》（1884年版；引用见1900年第6次印刷）中有简略的阐述。
[6]他的名字在1923年前都没有在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出现过。
[7]麦克劳德曾受聘于一个皇家委员会，整理一部关于票据、纸币的法律汇编，在《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和《经济学原理》中都有转载。
[8]庞巴维克：《权利与关系》。他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谓的商誉、商标等无形财产。除非参考庞巴维克在1881年奠定这一基础的较早期的著作，否则他接下来的著作就无法理解。
[9]原来属于家政经济学家的“农场经济学家”，近来接受了市场，所以称自己为农业经济学家。
[10]麦克劳德：《经济学入门》，第23、24页。
[11]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154～159页。
[12]罗马神话中掌管门户出入与水陆交通的门神。——译者注
[13]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154～155页。
[14]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156～157页。
[15]我们下面称之为“无形的”而不是“无形体的”。
[16]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57页。
[17]参阅本书后文关于贴现与利润的论述。
[18]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据第152～156页重新整理。
[19]关于人们未能区分时间“流”与时间“间隔”的原因，见本书后文《凡勃伦》。
[20]参阅上文关于经济与社会关系公式图解。
[21]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303页。
[22]塞纽希（Enrico Cemuschi，1821～1896）：意大利经济学家。——译者注
[23]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290～291页。
[24]我们将会看到，在“匹兹堡附加”案例基价和交割价之间的问题中，这是一个部分。见上文关于从公司法人到运行中的机构的论述。
[25]参阅本书上文关于经济与社会关系公式图解。
[26]庞巴维克：《权利与关系》，第5页；又见克尼斯《货币与信用》，1876、1895年版。
[27]麦克劳德：《经济学入门》，第13页。
[28]在穆勒关于信用的绝妙篇章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但这与他把价值解释为基于生产成本的理论基础没有任何关系。他的信用理论的基础是心理学，在李嘉图的价值和成本学说中，这是不被承认的东西。
[29]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75～89页。
[30]同①，第3页。
[31]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第53、54、55页。
[32]见上文关于可转移财产总额的论述。
[33]以不参加工会或退出工会等为条件的非法雇用契约。——译者注
[34]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94页。
[35]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182～213页。
[36]参见费特的最新著作：《垄断的伪装》，1931年版。
[37]见上文关于效率与稀缺的论述。
[38]包括“服务”。
[39]费特的论文见《美国经济评论》，1912年第2期，第783～813页。
[40]哈德利（A.T.Hadley，1856～1930），美国经济学家和教育家，1899～1921任耶鲁大学校长。——译者注
[41]哈德利：《经济学：关于私有财产和公共福利关系的说明》，1896年版，第70、72页。
[42]后来克尼斯把它处理为了一种带有一种时间间隔的交换。见克尼斯的《货币和信用》。
[43]见上文关于债务的解除的论述。
[44]见瑞普利（W.Z.Ripley）：《主街与华尔街》，1927年版；布鲁金斯（R.S.Brookings）：《产业所有权》，1925年版；邦布莱特（J.C.Bonbright）和米恩斯（G.C.Means）：《控股公司》，1932年版。
[45]见后文关于利润的边际的论述。
[46]见后文关于投机的供求法则的论述。
[47]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57、58、59页。
[48]同①，第325页。
[49]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358、359页。
[50]这一区别直到后来才由西奇威克（Sidgwick）搞清楚，见后文。
[51]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372页。
[52]安吉尔：《国际价格理论》，1926年出版，第138页。
[53]见上文。贴现与价格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到了1898年才由维克塞尔作了充分的说明。见后文关于维克塞尔的论述。
[54]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329～330页。
[55]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412页。
[56]同①，第二卷，第342～343页。
[57]同①，第343页。
[58]同①，第170页。
[59]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418页。
[60]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二卷，第344页。
[61]前述关于“商人”的知识，见马吉（James D.Magee）的《交易补正》，《美国经济评论》，1932年第22期，第429～434页。
[62]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二卷，344页。
[63]同②，第139页。
[64]同②，第366页。
[65]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418页。
[66]引自贝克哈特（B.H.Beckhart）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政策》，1924年版，第29页。这本书对于英国的银行利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基于1797～1850年经验的贴现政策公式，作了一个精彩的历史概括。
[67]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版，第二卷，第367页。又见最近英国关于改革《银行法》的提议，改革该法案是为了提供灵活性以及更大的自主权，有点类似于《联邦储备法》授权的内容。
[68]见后文关于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的论述。
[69]等同于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交换价值”。参见本书上文关于机会的论述。
[70]参见本书上文关于谈判的结束和交易的结束的相关论述。
[71]克拉克：《财富的分配》，1899年版。
[72]参见本书上文相关论述。
[73]参见本书后文对资本与资本品的论述。
[74]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引文自1887年第二版，据作者本人说，这一版基本的重要观点没有什么改变。
[75]同④，第83页。
[76]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引文自1887年第二版，据作者本人说，这一版基本的重要观点没有什么改变。第256页。
[77]同①，第258页。
[78]同①，第259页。
[79]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第259页。
[80]同①，第217页。
[81]同①，第225、226页。
[82]主要是英格兰银行的钞票。
[83]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第223页。又见上文关于债务金字塔的论述。
[84]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第224～225页附注。
[85]沃克（Francis A.Walker）：《货币与贸易和产业的关系》，1879年，第一版。
[86]同①，第226～227页附注。
[87]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第227页附注。
[88]在《宪法》针对“损害契约义务”制定的禁律范围内，人们设计了一套现代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在抵押合同中同意用“目前法定标准重量和成色的美国金币，按照纽约当前的汇兑率”偿付债务。
[89]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第227页。
[90]同①，第230页。
[91]由于存在无力偿还或不安全的情况，可以按照一种“风险贴现”的方式来对待它们。但所谓的“定期贴现”，我们指的是当等待行为发生时的一种预期的时间间隔。
[92]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考虑现代资本的其他形式——“无形财产”，我们只考虑了“无形体的财产”的流通性。
[93]见上文关于从流通到重复的论述。
[94]见上文对李嘉图的论述。
[95]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卷，第303～305页。
[96]同①，第312页。
[97]见后文关于从边际生产力到资本收益的论述。
[98]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第245～246页。
[99]见本书上文关于服务成本和服务的价值的论述。
[100]见本书后文关于等待的稀缺性的论述。
[101]见后文关于宣传家的理想类型的论述。
[102]见后文关于从边际生产力到资本收益的论述。
[103]见后文关于杜尔哥的部分。
[104]西奇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59页。后来克拉克在1899年版的《财富的分配》一书中采用了一种更为广泛的静态分析，他所谓的“资本基金”其实就是西奇威克制度化的资本价值的心理等价物。
[105]见本书后文关于静态和日常的交易的论述。
[106]纳普：《国家货币论》（1924年翻译并节选自德文1923年第四版。德文第一版在1905年出版）。引文自译本。
[107]纳普：《国家货币论》，英译本第2页。
[108]同①，英译本第1页。
[109]纳普：《国家货币论》，英译本第52页。
[110]纳普：《国家货币论》，英译本第3页。
[111]同①，英译本第4、6页。
[112]纳普：《国家货币论》，英译本第32、33页。
[113]纳普：《国家货币论》，英译本第134页。见后文关于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的论述。
[114]蔡斯·格罗斯（Chas.Gross）编著的《商法案例精选（1270～1638）》，塞尔登社会出版社，1908年出版，第二十三卷，第80、81页。
[115]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法定货币法案》的时候，认为“1862年和1863年法案的合理构架，使得美国的钞票成为偿付债务的法定货币，被司法意图包含在‘债务、公众和私人’的描述之下的是公众和私人，而不是国家立法所强加的税收以及因偿付合同或移交硬币或金银而征收的税捐”。“立法意图”的这个意见适用于一个特殊的国会法案，而且与强制性债务（独断强制的债务）与自愿债务（公认的债务）更为一般的区别没有什么矛盾。关于“强制的”和“公认的”这两个词，见康芒斯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83～121页。
[116]塞利格曼（E.R.A.Seligman）：《财政学的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季刊》，1926年第41号，第193、354页注。
[117]纳普：《国家货币论》，第110页。
[118]纳普：《国家货币论》，第164页。
[119]纳普：《国家货币论》，第4页。
[120]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54页。
[121]见后文关于货币和价值的交易制度的论述。
[122]纳普：《国家货币论》，第50、51页。
[123]参见坎南（Edwin Cannan）：《1797～1821年的英镑纸币》，1919年出版。
[124]因为它最终可以用法定货币购买。
[125]一种毛茛属草本植物，主要产于温带和寒带，有苦的汁液，齿形或圆形叶片，通常开黄色或白色多雌蕊的花。——译者注
[126]霍特里：《通货和信用》，1919年版。引文自1923年第二版第1～16页；同时参阅霍特里《中央银行的技术》，1932年出版。(www.xing528.com)
[127]特纳（G..Turner）：《在波利尼西亚的十九年》，1861年版；高登-柯明（Gordon-Cumming）：《斐济故乡》，1885年版；霍伊特（E.E.Hoyt）：《原始贸易：经济学的心理学》，1926年版。在希腊，这种计算货币是牛。
[128]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2页。
[129]同①，第13、14页。
[130]坎南：《1797～1821年的英镑纸币》，1919年版，第17～24页。
[131]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4页。
[132]同①，第5页。
[133]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5页。当然，霍特里在这里提到的只是债务的量的一面，其他的方面是价值的其他维度。
[134]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5～6页。
[135]同①，第6页。
[136]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0页。
[137]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1页。
[138]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1页。
[139]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1页。
[140]同①，第12页。
[141]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2页。
[142]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2、13页。
[143]同①，第16页。
[144]《休谟哲学全集》，格林和格罗斯编著，第三卷，第313、315页（见《道德、政治与文学论》中关于货币、利息和贸易平衡的论述）。
[145]《休谟哲学全集》，第三卷，第325～328页。
[146]《休谟哲学全集》，第三卷，第322页。
[147]同①，第333页。
[148]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898年译本。引文自英译本，但我参考了1788年的法文本并进行了修改。
[149]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898年译本，第78节。
[150]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20页。
[151]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898年译本，第57节。
[152]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英译本，第78节。
[153]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英译本，第67节。
[154]同①，第100节。
[155]同①，第58节。
[156]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英译本，第83节。
[157]同①，第60节。
[158]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英译本，第73节。
[159]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英译本，第73节。
[160]同①，第38节。
[161]同①，第33节。
[162]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阿什利（Ashley）版，第29、90节。
[163]古时法国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164]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阿什利版，第89节。
[165]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法文版，第95节。
[166]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阿什利版，第94节。
[167]同②，第96节。
[168]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阿什利版，第99节。
[169]同①，第1～26、44、63、98节。
[170]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阿什利版，第10～15节。
[171]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阿什利版，第100节。
[172]同①，第98节。
[173]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20页。
[174]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48页。
[175]同①，第89页。
[176]西尼尔（Nassau Senior，1790～1864）：英国经济学家、律师。——译者注
[177]西尼尔：《政治经济学》，1834年出版，引文自1872年版，第58页。
[178]凯尔尼斯（J.E.Cairnes，1823～1875）：爱尔兰经济学家。——译者注
[179]凯尔尼斯：《政治经济学主要原理新解》，1874年版，第87页。
[180]麦克文（S.M.Macvane）：《生产成本分析》，《经济学季刊》，1887年第1期，第481、483页。
[181]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41、42页。
[182]见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86年第三版，第232、233页。
[183]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49页附注。
[184]卡塞尔：《社会经济学理论》，1918年、1924年版，引文自1924年版，第184～185页；1926年德文版，第177页。
[185]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135页。
[186]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134页。
[187]见前文关于机会成本与反机会成本的论述。
[188]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92、93页。
[189]同①，第73、77页。
[190]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版，第135页。
[191]见后文关于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的论述。
[192]参阅本书关于亚当·斯密的论述。我在斯密的冒险之外增加了劳动者的等待。劳动者的这种等待往往要比他们的工作和冒险还要难以负担，从他们宁愿支付给“高利贷者”和“小额贷款”公司的高得离谱的利息就可以注意到这种情况，这种利息高到了年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甚至是百分之二百。“等待”的换算往往也出现在劳动者愿意为较低的工资工作上，他宁愿为较低的工资每天或每周发薪，而不愿意半个月或一个月发薪。我在南方看到，黑人认为每天发薪的工资要比工资的等级更为重要，他们会优先选择每天发薪的雇主，而不是那些每周发薪的雇主。见上文关于机会成本和非机会价值的论述。
[193]费特：《最近关于资本概念的讨论》，《经济学季刊》，1900～1901年第15期，第1～45页；《旧的租金概念的消失》，同上，第416～455页；《经济学原理》，第8、10、15、17章，1904年版；《利息理论和价格变动》，《美国经济学会学报》，1927年3月，第62～122页。
[194]米契尔：《商业循环：问题与背景》，1927年版，第137页。
[195]柯普兰：《货币、贸易和价格：对因果首位的检验》，《经济学季刊》，1929年第43期，第648页。
[196]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1906年版，第15页。
[197]见前文关于门格尔的论述。
[198]见前文对费希尔和费特的论述。
[199]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第14页。
[200]见上文关于维塞尔的论述。
[201]参见格利高里·金：《英国商人》；又见其所著的《自然和政治评论》，1802年再版。
[202]费尔柴尔德（F.R.Fairchild）、弗尼斯（E.S.Furniss）、巴克（N.S.Buck）合著：《经济学的基础》，1926年，第一卷，第24页。
[203]关于研究的领域，见爱泼斯坦（Ralph C.Epstein）的《美国的产业利润》，1934年版，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
[204]其他的利润盈余将在后文考虑，这些章节的内容分别是“自动的复苏和管理的复苏”、“意外和失业”、“关键交易和例行交易”。
[205]正如以前我们说过的，股东在等待的同时也在冒险，如同债券的持有者在冒险的同时也在等待一样。如果统计学足够精确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进行更为精细的区分，但我们不得不满足于假定红利是纯利润的一部分，而贷款利息则是纯粹的利息。
[206]柯普兰：《近来的经济变动》，国家经济研究局，1929年，第二卷，第767页。
[207]马修·沃尔：《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1931年第94期，第85页。
[208]参见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版；《李嘉图致马尔萨斯书信集》，博纳（J.Bonar）编辑，1813～1823年；罗德波图斯：《劳动阶级的需求》，1837年版；霍布森：《失业经济学》，1922年版。
[209]刘易斯：《新领袖》杂志，1930年11月9日。
[210]刘易斯：《新领袖》杂志，1930年11月9日。
[211]刘易斯：《新领袖》杂志，1930年11月9日。
[212]刘易斯：《新领袖》杂志，1930年11月9日。
[213]哈斯廷斯：《成本利润及它们与商业周期的关系》，1923年版。又见福斯特和卡钦斯：《货币》，1923年版；《利润》，1925年版；《没有购买者的商业》，1927年版；《富裕之路》，1928年版。
[214]哈斯廷斯：《成本利润及它们与商业周期的关系》，第6、9、11、14页。
[215]福斯特和卡钦斯：《没有购买者的商业》，第167页。
[216]购买力在于每天或每小时的高工资价格这个观点似乎是存在争议的，其实购买力更多地在于稳定的就业。更确切地说，购买力在于年收入，而不是每天或每小时的收入。见下文关于自动的复苏和管理的复苏的论述。
[217]参阅上文。
[218]而且，按照银行业的惯例会希望借款人保留一个余额，按照菲利普斯（Philips）的估计，这个余额平均达到了贷款额的百分之二十。在这个例子中，这个数量就是一万两千美元，那么留给借款人的就只有四万七千四百美元，留给银行的这一万两千六百美元随后可以贷给其他的制造商。实际上，为了拥有一个五万九千四百美元的活期存款账户，这个制造商得贷款七万两千美元。见菲利普斯的《银行信贷》，1920年版。但这些考虑均不适用于我们简化后的例子。
[219]相当于霍特里的“未支用余额”（unspent pargin），见霍特里的《现金与信用》一书中的注释⑥。
[220]哈斯廷斯：《成本利润及它们与商业周期的关系》，1923年版，第95～96页。斜体字非原文所标。
[221]哈斯廷斯：《成本利润及它们与商业周期的关系》，1923年版，第96页。斜体字非原文所标。
[222]见上文关于结束谈判和结束交易的论述。
[223]见上文关于从周转到反复的论述。
[224]复利会让这个数字略微有所改变。
[225]这是托马斯·孟（Thomas Mun）的观点，1628年他提出了债务的流通性，目的是为了在等待的那个时候回避这种需要，直到商人能够利用销售形成额外的购买并因此提高流通速度前获得铸币为止。见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64年，也可能是在1628年前撰写完成的）。
[226]福斯特和卡钦斯：《货币》，第306页。
[227]斯奈德（Carl Snyder）在他的《商业周期和商业计量》（1927年版，第134页）中估计这个数字是百分之八十，其他人估计高达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
[228]道格拉斯：《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美国联邦主义者》（1930年8月）；又见《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泰勒协会会刊》，1930年12月号。
[229]道格拉斯：《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美国联邦主义者》（1930年8月）。
[230]见后文关于价格及合理价值的论述。
[231]参见霍尔布鲁克·沃金（Holbrook Working）的《需求曲线的统计学特征》，载《经济学季刊》，1925年39期，第503、519页。
[232]见上文关于替代法则的论述。
[233]斯威夫特（1839～1903）：美国肉类加工商人，他在1877年第一个采用了铁路冷藏车厢。——译者注
[234]在斯威夫特的1925年的年鉴中（见第17页），该公司估价，每头牛的牛肉的利润，在支付利息之前是1.95美元；每头牛所付的平均价格是60.98美元；总的费用，包括运费在内，是12.63美元；每头牛的副产品的净收入是11.25美元。因此，利润边际和利息边际在1924年分别是生产经营成本的2.7%和每头牛收益的2.6%。如果减去利息，只有利润边际还会减少。这家公司还给出了对比表，通过这个表我们算出了下列的财务边际，或者说是每头牛的牛肉的利润和利息边际。
[235]国家产业委员会：《联邦公司所得税的转移及影响》，1928年，第一卷，第172页。
[236]全国产业委员会：《联邦公司所得税的转移及影响》，1928年版，第一卷，第173页。“我们给总销售之外的其他来源的收益增长的比例赋予最大的权重，据估计，1919年的总销售与当年的总收入相等。1921年的总销售因为准许有来自其他来源的收入而有所修改，要比1923年多一半”（引文出处同前）。我们认为1918年的总销售与总收入相等。1920年考虑到各种来源，总收益要比总销售多百分之一。
[237]来源于表9-4和表9-5。
[238]来源于表9-4和表9-5。
[239]来源于表9-4和表9-5。
[240]来源于表9-4和表9-5。
[241]在埃梅特·鲍里斯（Emmet Boris）1930年出版的《百货商店》一书中可以找到一个边际分析的例子。他所用的术语都是商业会计的术语，但埃梅特的分析（这个分析遵循了全国零售纺织品协会理事会的分析），与我们用于制造业企业的边际分析是相似的。埃梅特的“纯利润”就是我们的边际利润。对于销售额超过一百万美元的百货商店而言，这个数字相对于销售额的比率，最高是1923年的百分之三点六，最低是1928年的百分之一点五（见其著作的表16和图2）。因此我们发现，百货商店的利润边际要低于我们所估计的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利润。埃梅特证明，百货商店的边际利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转率，因为较快的周转率会减少费用对销售额的比率（见其著作表37）。
[242]“国外的”或对进口货的关税，已经被原材料的价格吸收了，或者是隐含在了生产的营业成本之中。
[243]来源于表9-4和表9-5。
[244]当然，商人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以后要处理的一项因素的变化将会对他的利润边际产生什么样的改变。但他可以十分确信，他的利润边际将会非常小，所以他清楚，在减少或增加他的利润边际方面，任何变化都会十分重要。
[245]《李嘉图致马尔萨斯书信集》，博纳（J.Bonar）编辑，1887年出版，第187～192页。
[246]罗德波图斯：《劳动阶级的要求》，1837年版。
[247]见后文关于自动的和管理的复苏的论述。
[248]这个赤字有可能发生，实际上是由于间接成本规则的缘故。无论生产是否进行，制造成本中的一大部分都会继续，目的是为了维持企业成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为了支付这些成本，即便是利润边际已经不存在了，但只要销售额能够支付间接费用，有限数量的生产就还是要进行的。
[249]来源于表9-4和表9-5。
[250]全国产业大会理事会，见前面的引文。
[251]分期付款中最后一笔数目特大的还款。——译者注
[252]见李昂斯（W.H.Lyons）：《公司财务》，1916年版；格斯腾伯格（C.W.Gerstenberg）：《企业的财务组织和管理》，1924年版。
[253]见后文关于意外事故和失业的论述。
[254]劳伦斯（J.S.Lawrence）：《物价的稳定》，1928年版，第22章。
[255]见后文关于稀缺、丰裕、稳定的论述。
[256]福尔曼：《效率利润与稀缺利润》，1930年版。见其目录。
[257]见后文关于关键交易和常规交易、意外事故和失业的相关论述。
[258]米尔斯：《物价的行为》，1927年；《美国的经济倾向》，1932年。计算截止到1929年为止。
[259]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英国经济学家。——译者注
[260]亨利·桑顿：《大不列颠的纸币信用》，1802年版；同时参见康芒斯的《稳定物价》，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261]图克：《1793～1856年的物价史》（六卷本），评论和总结散见于六卷中。
[262]见上文关于货币与资本的论述。
[263]爱德华·凯洛格：《劳动和其他资本》，1849年版（1843年初版，1861年以《新货币制度》的书名重印，我们引用的是1883年的第八版）。彼得·库珀1867年开始写作，其《关于优秀政府的科学观念》于1883年结集出版。
[264]爱德华·凯洛格：《劳动和其他资本》，1849年版，第153～154页。
[265]见康芒斯及合作者的《美国工业社会的历史纪实》，第9章，第180、213页。
[266]爱德华·凯洛格：《劳动和其他资本》，1849年版，第280、281页。
[267]见后文图9-11。
[268]图9-11中没有表示。
[269]图9-11中没有表示。
[270]见上文图9-9。
[271]维克塞尔：《利息与价格》，1898年版。
[272]见图9-9、9-11。
[273]费希尔：《美国经济学会学报》，1927年3月号，第108页。
[274]见上文关于从心理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的论述。
[275]哈耶克：《凯恩斯纯粹货币论商榷》，《经济季刊》，第11期，第270页；第12期，第23页。凯恩斯：《反驳》，见《经济季刊》，第11期，第378页。又见哈耶克：《物价与生产》，1931年版。霍特里的评论，载《经济季刊》，1932年，第12期，第119页；以及他的《中央银行的诡计》，1932年版。凯恩斯：《货币论》，1931年版；《劝说集》，1932年版。
[276]“资本收益”是15种公用事业债券、15种铁路债券、15种工业债券、20种工业优先股票、90种工业普通股票的平均收益；加权是按照1919～1933年的《商业和金融编年史》给出的新发行的公司债券、优先股票、普通股票进行的；不同类型证券的收益是按照“标准统计公司”的计算进行的，此数据目前在《现代商业概览》中引用过。“公开市场利率”：期限为4～6个月的最佳商业票据的平均月息，资料来源于《联邦储备委员会年报》，1927～1928年，1931年；《联邦储备银行公报》，1932年1月～1933年5月。“纽约联邦储备再贴现率”：来源于《联邦储备委员会年报》，1924年和1931年；《联邦储备银行公报》，1932年1月～1933年5月；1919～1921年期间的再贴现率涉及60～90天的票据的利率；1922～1933年的再贴现率，则涉及所有类型的票据。
[277]见图9-11。
[278]费特：《利息学说与价格变动》，《美国经济学会学报》，1927年3月号，第62、98页。
[279]同①，第106、107页。
[280]同①，第108页。
[281]见后文关于自动的复苏和管理的复苏的相关论述。
[282]费希尔：《繁荣与萧条》，1932年版，第82页。该书是迄今为止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为重要的著作。读者参考过此书之后，我们就不用浪费笔墨在此赘述了。根据米克（Royal Meeker）的计算，他把美国的总债务确认为两千三百四十亿美元，相当于国民财富的一半。
[283]见考克斯（Garfield V.Cox）所写的《预测》一文，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那本书里也给出了参考书目。
[284]见上文图9-3。
[285]麦卡洛克：《大卫·李嘉图文集》，1888年，第5页，序言。
[286]维克塞尔：《利息与价格》，第117页及其后的内容。
[287]维克塞尔：《工资和地租》，第114、115页。
[288]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1891年译本，第420页及以后。
[289]庞巴维克：《权利与关系》，1881年版。
[290]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1924年移居美国的英国哲学家、数学家。——译者注
[291]怀特黑德：《科学和现代世界》，1926年版。又见斯马茨：《整体论和进化》，1926年版。埃克雷：《物理学和哲学整体而复杂的统一》，载《哲学杂志》，1927年，第24期，第589页；《知其一不知其二，电和热的前提》，《工程教育》杂志，1928年，第207页。
[292]参见关于从流通到重复的论述。
[293]李嘉图关于价格稳定的假设是特定价格的稳定，而不是平均价格的稳定，原因在于他把货币价格等同于工时了。
[294]参阅关于费特和费希尔的论述。
[295]参见麦卡洛克：《大卫·李嘉图文集》，1888年，第348页。
[296]见本书上文关于交易和机构以及下文关于意外事故和失业的论述。
[297]帕滕（N.S.Patten）：《动态经济学理论》，1892年版，第18页。
[298]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版，第11页；维塞尔：《自然价值》，马洛克译本，1930年版，第101页。
[299]见后文关于政治学的论述。
[300]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版，1923年第二版，第23页。
[301]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精神》。
[302]荷兰的一种乳牛，呈黑白花色。——译者注
[303]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304]贾德（C.H.Judd）：关于《社会制度和个人》的章节，见《社会心理学》，1926版，第56～77页。
[305]见约旦（E.Jordan）在《制度化的头脑》中具有启发性的讨论，参阅《个性的形式：对人类关系秩序范围的探讨》，1927年版，第133～187页。
[306]见萨姆纳（W.G.Sumner）和科勒（A.S.Keller）在《关于社会的科学》（1927～1928年，第四卷）中对制度详尽的研究。
[307]沃森（J.B.Watson）：《行为主义》，1924年版。
[308]佛哥林（Erich Voegelin）：《凯尔森的纯法学理论》，载《政治科学季刊》，1927年6月号，第276页。
[309]格式塔：物理的、生物的、心理的或象征的结构或形态，其构成因素并不是各组成部分间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完整的结构或形式。——译者注
[310]参见《斯图尔特全集：1854～1860》；霍奇森的《实践的理论》，1870年版卷二；佩尔斯的《极端经验主义评论》；约翰·杜威的《人类的性质和行为》，1922年版；布莱德利（F.H.Bradley）的《逻辑原理》，1883年、1922年版，卷二；埃文斯（D.L.Evans）的《新现实主义和旧现实主义》，1928年版；斯马茨（J.C.Smuts）的《整体论与进化》，1926年版；科勒的《猿的智力》（1927年译本）和《格式塔心理学》；考夫卡（K.Koffka）的《精神的成长》，1924年译本；佩特曼（Bruno Peterman）的《格式塔理论和结构问题》，1932年译本。
[311]穆勒：《逻辑体系》，1848年第一版，引文自1925年第八版，第211～241页；布莱得利：《逻辑原理》，1922年第二版，第583页及其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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