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关于“份额”的讨论中，国民总收入被分成了四份：租金、利息、工资和利润。但这却不是商业的运行方式。商人——只要他取得了利润和分红，我们就称之为商人——会首先变为其他所有阶层人的债务人。他因为工资变成了雇佣工人的债务人，因为利息变成了银行和债券持有者的债务人，因为税收变成了政府的债务人，因为所加工并作为产成品而卖给其他商人的原材料而变成了其他商人的债务人。隐含在各种份额的计算中的是创造债务的这些交换。这个商人从其他商人那里购买各种原材料，在支付这些原材料的价格中，隐含着以前所有的参与者的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可以回溯到森林、农民、铁路、制造商、证券交易商和银行家。这个商人还要支付税捐，这些税捐如果分解为各种份额，那么主要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薪水。
在计算这些份额时，经济学家对全国的算法，是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然后把全部收入划分为四份。这样做的时候，所有原材料和全部的税捐都消失了，被分解成为了租金、利息、工资和利润的份额。这是在统计数字收集起来之后要做的工作。
但是，让我们站在个别商人（或公司）在没有得到统计数字之前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工资、利息、租金，同时也因为原材料和税捐，他变成了债务人，他的利润将会是他因为所有这些目的所负的债务与他的总收入之间的边际。
对商人的债务与他的总收入之间的边际的这个分析，将揭示关键性交易与一般性交易之间的差异有多么重要，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考虑。商人的这些不同债务中的任意一项和边际之间的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我们将会看到他的问题所在。变化的因素不是他要处理的各种债务中的这一项就是另外一项；其变化在任何时点上都最重要的那一项，就变成了当时商人必须处理的关键因素，因为它本身的利润边际很小。
为了搞清楚这种区别，我们采用了一个迥然相异的出发点。我们必须从单个机构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开始。1927年，肉类加工商斯威夫特[233]公司所报告的所有产品的销售总收入为九亿两千五百万美元。为了获得这笔总收入，他们首先得为购买活牲畜支付四亿七千万美元。在这笔支付给原材料的巨款中，所有先前的利润、利息、租金和工资都支付给了那些提供原材料的人。然后斯威夫特公司把四百二十五万零七百五十五美元的利息直接支付给了他们的债权人、债券持有者和银行家。他们的表里没有说明支付给雇佣工人多少钱，但这对于我们现在的目的无关紧要。他们的全部生产成本，也就是他们的全部负债，包括工资、利息、税捐、原材料、折旧以及其他一切在内的债务，是九亿一千三百万美元，所以只剩下一千两百万美元可以用作利润。
但这笔一千两百万美元的利润，现在是以三种用法出现的：（1）利润率；（2）利润收益；（3）利润边际。
作为利润率，它是股息与两亿美元股票的票面价值相比，因此利润率是百分之六。作为利润收益，或者说是“股份收益”，它是股票的市场价值的比率，假如市场价值是三亿美元，那么利润收益就是百分之四；或者假定市场价值是一亿两千万美元，那么利润收益就是百分之十。
但是，作为一种利润边际，同样的一亿两千万美元就要同九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相比较，因此利润的边际只有百分之一点三。[234]
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言，利润率和利润收益都是无关紧要的，但利润边际却很重要。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说明这种边际，对于顾客所支付的每一美元的总收入，公司为得到这一美元，产生并支付了九十八点七美分，留下来的利润边际只有每一美元的收入为一点三美分，或者说是销售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三。
这个例子似乎是有点极端，原因在于原材料上的支出太大了，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簿记方式、周转率、隐含的利润等等。有些年度的边际比较大，有些年度则不但没有利润而且还有亏损。对于有些公司而言，边际是非常大的；而对于竞争性的公司而言，则有一种亏损边际而不是一种利润边际。
我们无法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去估计所有产业的平均利润边际。对于制造业公司而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资料来源是财政部国内税收局编制的“收入统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评定纯利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利润边际）的所得税。在这些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制造业企业的边际进行估价，据估计，这些公司生产并销售了所有制成品的大约百分之九十，只留下百分之十给个人和合伙制企业。[235]我们将区分出五种类型的边际，分别称之为营业边际、损益边际、应税边际、财务边际和价格边际。
表9-4和表9-5提供了统计数据，我们下文对边际的分析将来自于这些数据。
1.总收入和销售总额。公司的总收入或者总收益主要是从其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中获得的。但在过去十年中，它们收益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政府证券、定期存款、租金和专利权，以及各色各样来源的混杂的非营业性收益。两种收益来源的关系见图9-3。
图9-3的上面部分表示的是绝对数，下面部分表示的是销售对总收入的比率以及其他收益对总收入的比率。在1922年以前，财政部的报告中只给出了总收入的数据，对于销售和其他收益来源没有作任何区分，但从1922年开始，从区别于销售的其他收益来源中获得的总收入已经高达百分之六点三（1925年）。在1922年以前，我们依据的是全国产业委员会的估计，以之作为总销售和其他收益的数据。[236]这种“其他收益”可以部分地视为是一种利润缓冲，目的是为了照顾到销售收益无法预料的下跌，在我们对利润缓冲的分析中，将会看到它的影响。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来自销售的收益。
图9-3 销货总额和总收入[237]
2.营业边际。我们所绘制的图9-4和图9-5，表示的是1918年至1929年制造企业的平均营业边际，数据来源于表9-4和表9-5。所谓营业边际，我们指的是在支付了包括折旧和报废在内的全部营业费用之后，留给利息、税捐和利润的余地。从图9-3的上部可以看出，制成品销售总额在货币价值上的变动是很大的，从1918年的四百四十亿美元增长到了1920年的五百六十亿美元，然后又下降到了1921年的三百七十亿美元，然后又猛增到了1924年的五百四十亿美元，1924年有所下降，但1929年却攀升到了六百九十亿美元。
我们称为“价值”或“产品价值”的正是这些销售总额，因为它们是由价格和售出数量这两个变量构成的。因此，“价值”这个术语在一个金钱的数字中，包含了经济学上的货币和非货币的两个因素。用商业语言来说，它是“销售总额”；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它是“价值”。
图9-4 营业边际[238]
图9-5 折旧[239]
另外一方面，总的营业成本包括了花在工资、薪水、原材料以及固定资本维持、修理和折旧方面的钱。销售总额与营业成本之间的边际，是用图9-4下半部的销售总额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如果每年的销售总额都用一百来表示，那么利息、税捐和利润的营业边际在1918年是销售总额的百分之十二，但1921年下降到了百分之零点四，1922年上升到了百分之四点三，1923年又略有上升，到了百分之四点八；1925年下降为百分之二点五，1926年又上升了，在1927年下降为百分之三点一之后，1928年为百分之四点三，1929年为百分之四点九。
我们绘制图9-5，目的是在折旧成本的影响下，对营业成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折旧通常跟税捐和利息一样，都被描述为一种间接费用，因为三者都是不随营业成本变动的固定费用。但是我们对技术的间接费用（折旧）、政府的间接费用（税捐）和财务的间接费用（利息）作出了区分。而且我们区分了真正的折旧（技术的间接费用，包括物资设备因为缺乏维修而造成的磨损、损耗和报废）和虚假的折旧（包括超出真正折旧的实际成本以外隐含的利润或盈余）。由于这种区分关系到对每个机构的研究，所以我们假定联邦税务机关的估计是“真实的”，也就是说，那是技术的折旧，尽管结果也许有部分会是虚假的折旧。
真正的折旧在营业成本中可以认为是一种间接费用要素，在图9-4和图9-5中就是这样考虑的。但是它把自己分解为了营业中的工资和原材料，因此要作为营业成本的一部分来考虑。从图9-5中可以看出，折旧的费用只是营业成本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其百分比的幅度范围在1918年和1922年是百分之三点三，1919年和1920年是百分之二点二。
3.损益边际。上述的内容与营业成本（包括折旧）有关，但与经营企业的总成本无关。我们所谓的总成本包括三项：营业成本、税捐和利息。既然我们已经把折旧作为营业成本的间接费用考虑了，那么我们也将把税捐和利息作为总成本的间接费用来考虑。在图9-3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营业成本与销售总额之间的关系，图9-6的目的是为了揭示总成本与销售总额之间的变动关系，以及因此而对平均损益的作用。
在图9-6中，销售总额曲线与图9-4中表示过的曲线是一样的。但总成本曲线是营业成本加上间接费用税捐和利息，与表9-4中的第8项表示的数字一样，结果就是损益边际是用销售总额的百分比来代表的。因此，拿1918年来说，来自销售的每一美元的收益，保持在百分之五点五的平均利润水平上。换句话说，在该年度，制造企业为得到一美元的收益，平均要支付九十四点五美分，它们的平均利润边际是每一美元总的销售收益赢利五点五美分。
但在情况最为糟糕的1921年，它们平均的净亏损是每一美元销售收益亏损三点四美分。在那一年，这些企业为了获得一美元的销售收益，平均付出了一点三四美元。它们在其他年份的损益边际可以在表9-4和9-5中看出。
从图9-6中就可以看出，显然不存在“正常利润”这样的东西。但我们可以讲“年销售额的平均利润”，这相当于是“年平均利润边际”，而且我们可以讲年销售额平均利润边际的“中位数”。这样一来，最高的平均利润边际是1919年的销售额的百分之六点七，最高的平均亏损边际是1921年的销售额的百分之三点四（见表9-5，第6项；图9-6）。中位数是销售额百分之一点七的利润边际，这跟1923年的平均边际（百分之一点八五）和1926年的平均边际（百分之一点五）非常接近了。如果计算十二年的加权平均数，就会是销售额百分之一点六的平均边际。
图9-6 损益边际[240]
我们发现，这个数字与我们先前给斯威夫特公司计算的利润边际很接近。开始我们以为，该公司十亿美元的销售额但利润边际如此之小是一个例外，结果却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代表了六万七千到九万六千家制造企业平均利润边际的中位数，这些企业的销售额在三百七十亿美元到六百四十亿美元之间（见表9-5，第9项；图9-6）。
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同时也因为做到非常精确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估计，最高与最低的平均利润边际之间的中位数是销售额的百分之三，而不是按所得税申报表计算的百分之一点七左右。换句话说，制造企业销售额百分之三的平均利润边际这样一个中位数，变成了一种基线，由此我们不但能对繁荣时期最高的平均数和萧条时期最低的平均数进行比较，而且可以对生意兴隆企业较高的边际与“边际”企业较低的边际进行比较。
这种估算的意义是这样的：在普通的时期，也就是繁荣高峰和萧条深渊的一般时期，制造业的平均利润边际大约会是销售额的百分之三。但是，在例外的繁荣时期，比方说1918年和1919年，利润边际可能是最大数的两倍。[241]另外，在萧条的年份，比如说1921年或1924年，平均的利润边际变成了一种亏损边际。在其他年份，则有理由讲“无利可图的繁荣”。
我们下一步要关注的是关于税收问题的应税边际，以及关于银行业和债券问题的财务边际。
4.应税边际。各种类型的税收，无论是所得税还是财产税，也无论有没有通过较高的价格转嫁之后由消费者支付了，但在每个私营企业看来，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政府强加的生产成本的固定间接费用，利息也是这样。利息是一种支付给债券持有者和银行家的相对固定的费用，我们称之为财务管理费用。于是，为了把税收和利息这两种间接费用分离开来，估算对前述利润边际的每一种影响（图9-6），我们需要把每一项拿出来分别考虑。因此，我们会有利息支付之后计算的利润的应税边际，还有税收支付之后计算的利润的财务边际。
而且，所有的税收都跟利息一样，必须从本期收入中支付。在这个例子里，本期收入就是总的销售额。因此，我们有四种比率要计算：（1）税收对销售总额的比率；（2）税收对总的生产成本（经营、利息、税收）的比率；（3）税收对营业边际（对于利息、税收和利润而言）的比率；（4）税收对应税边际（税收和利润）的比率。在表9-4中，我们列出了连续各年的税收数。通过这张表，我们在图9-6和图9-7中计算出了税收与总成本、与营业边际、与利润和税收的应税边际（在支付利息之后）相关的不同关系。
我们省略了税收对销售总额的比率，因为（如图9-4所示）销售总额和总成本过于接近，甚至又彼此交叉，以致在图上，税收对销售额比率的曲线，与税收对总成本比率的曲线，不可能有太大的区别。
税收作为总成本百分比的曲线证明，所有税收在总的生产成本中的份额实际上是多么小。在1918年，由于战时对剩余利润的高税收政策，总的税收（二十四亿美元）占到了生产总成本的百分之五点八。但是由于战后的减税政策以及1921年从赢利到亏损的转变（图9-6），从的税赋负担（七亿九千三百万美元）已经下降到只占生产总成本的百分之二。1926年，由于所得税更低而销售额更大，而税赋增加后虽然超过了十亿美元，但仍然只占到总成本的百分之一点九；1928年只有总成本的百分之一点八。总体而言，除了战时，国内税[242]只占到了销售总额或总成本的百分之二左右。
图9-7 应税边际[243]
但这百分之二并不能衡量产业和利润所承受的税赋负担。产业所承受的负担必须由税赋对营业边际的关系来衡量，而利润所承受的负担则由税赋对应税边际的关系来衡量。
营业边际是营业净收入，从表9-4中可以看到，它的大小范围最高是1918年的五十三亿八千五百万美元，最低是1921年的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这一营业净收入或者称为营业边际，是利润、利息和税赋的来源。图9-7表明，在战时的1918年，税赋负担（二十四亿美元）是营业边际的百分之四十五，但在1921年它大约是营业边际的百分之五百。对后一种情况的解释是，在1921年，税赋负担是税赋、利息和利润的平均营业净收入的五倍。
图9-7和表9-4和表9-5显示，在1925年，税赋负担是平均营业边际（对于利润、利息和税赋而言）的百分之七十六，而在十年中，税赋负担的最低点（1919年）大约是平均营业净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中间的负担从1923年的百分之三十八变动到了1924年的百分之五十七；但税赋负担的极限范围在1919年是平均营业边际的百分之三十，在1921年是百分之五百。
但税赋对营业边际的这种关系还没有充分揭示税赋负担的重要性。当我们不仅用它跟营业边际的关系来估算这种负担，而且在减去营业成本加上利息之后用它跟利润和税赋的营业成本的关系来估算这种负担的时候，我们大大地扩大了这种重要性。这不是因为利息是比税赋更为优先的费用，原因是，如果一个机构是“运行中的机构”，那它就必须同样支付利息和税赋。
支付利息之后的边际，我们称为应税边际，因为在已经为营业费用和利息支出作了准备之后，那里就只有利润或亏损与税赋一起的边际了。
图9-7表明，根据利润和税赋的边际（或净收入），税赋在其负担的最低点（1919年）平均占支付过利息之后的这种净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在1921年，支付过税赋之后是亏损。由于利润和税赋的边际已经消失，我们可以说，平均而言，可用于支付给它们（利息已经支付了）的收益上的税赋负担，在这一年是无限大的。从另外的一个视角看，我们可以说，在这样一个萧条的年份，税赋占了销售亏损的百分之六十二。这一年属于“不正常的”。拿其余年份最重的负担来看，我们发现，最重的负担是在1925年，当年税赋是税收和利润可用边际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四。这一年（1925年）招致了销售上的亏损，部分原因是因为对财产征收的税赋根本没有调整以适应萧条的年月。
因此，尽管对生产了百分之九十制成品的制造业企业征收的税赋通常要低于总的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二的平均数，但在支付了利息之后，利润上面的税赋负担的平均变动范围，是从可供支付税赋和利润的净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到百分之一百三十四的范围之内。在最糟糕的年份（1921年），不要说应税边际了，甚至在税赋费用支付之前就存在着平均的亏损，就平均而言，亏损的百分之六十二是因为税赋的原因，正如以上图9-7所表示的那样。
5.财务边际。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上文所作的估算，利息的份额差不多是美国人民全部所得的百分之六，这个数字在1925年大约是三十九亿美元。大家从表9-4中已经注意到，按照联邦所得税报告，制造企业支付给它们的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变动的，1918年是五亿三千九百万美元，1928年是七亿一千万美元。由于无论繁荣和萧条，所有产业所负担的这项支出都是相当固定的，因此我们称利息支出为财务间接费用。当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利息在总收益中的份额转移到税赋支付之后的利润边际（我们称之为财务边际）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像对税赋所做的那样，计算利息的四种比率：（1）利息对总销售额的比率；（2）利息对生产总成本的比率；（3）利息对营业边际（包括利息、税赋和利润）的比率；（4）利息对财务边际（包括利息和利润）的比率。根据表9-5绘制的图9-8显示了这些比率。
跟讨论税赋时的情况一样，我们还是省略了对利息与销售总额比率的计算，只注意到了差不多相同的内容，就是利息对营业总成本的比率（见图9-3）。
从图9-8中可以看出，利息支出占生产总成本（营业费用、税赋和利息）的份额太小了，以致在需要代表利息的财务负担的比例上，代表它们的曲线简直都区分不出来了。利息作为一种生产的成本，平均而言，只是从1919年平均生产成本百分之一的最低点，变动到了1921年平均生产成本百分之一点六的最高点。根据可以获得的数据计算，最后四年利息对总生产成本的平均比率是百分之一点一。
如同讨论的税赋一样，利息对营业边际的关系，被认为是产业的利息负担，而利润上的利息负担，则是用利息与财务边际的关系来衡量的。
我们发现，利息对营业边际（包含利润、利息和税赋）的比率，平均而言，从1903年的百分之八的最低点，变动为了1921年的百分之四百零三的最高点。这意味着，1921年的利息超过了可供支付利润、利息和税赋的销售额的净收入的四倍。图9-8表明，在1921年到1929年的比较正常的年份，这个比率是在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七之间变动的。大体而言，利息平均占营业边际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图9-8 财务边际
当我们问“利息对利润有什么影响”时，我们必须根据利息对财务边际的比率来回答。为了得到财务边际，我们必须从营业边际中减去税赋（或者在营业成本上加上税赋），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表9-4中第11项所显示的美元数。我们发现，利息在1919年其负担的最低点占到了税后净收入的百分之十二。在1921年的最高点，我们发现，对于利润和利息的边际已经消失了，如同在讨论税赋时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说，利润上的利息负担是无穷大的，平均而言没有净收入来支付利息和利润，只有亏损（我们认为税赋已经支付了）。然而，从这一年的销售亏损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利息大约占了亏损额的百分之五十。由于这一年（1921年）是不正常的年份，让我们转而看一看负担最重的1926年，我们发现，当年的利息是财务边际的百分之一百八十。
因此我们发现，利息负担的范围是可供支付利息和利润（税后）的收入的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一百八十，这就是我们的财务边际。在最糟糕的年份（1921年），我们发现的只是亏损，而不是净收入。(www.xing528.com)
这样一来，我们就看清楚了，商人的债务和他的预期的收入之间不大的边际，是如何增加这些债务中的任意一项的任何变化的重要性的，甚至它们中间任何一项似乎不大的变化，在与它对他的利润的潜在影响相比较的时候，[244]在重要性上都会变得重要起来。在贷款谈判的时候，正是这种重要作用把利率提高到了限制性因素的地位。
6.价格边际。价格边际要比应税边际和财务边际重要得多，因为可变的价格边际决定着可变的应税边际和财务边际。前面的图表揭示了一百四十年中不断变化的批发价格。这个图表显示了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的二十五年中英国和美国上升的价格，然后是突然下降，伴有些微的回升，一直持续到了1849年。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关于份额与边际问题的争论，正是发生在1810年至1820年间。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在下跌，如同它们自另外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在下降的那样。价格的下降伴随着失业。马尔萨斯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因为每种东西都生产多了，以致劳动者无法消费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价格下降。他主张为公共工程而征税，同时主张地主在自己的不动产上多花钱，这样一来，用以雇用劳动者的工作就不会成为竞争性市场的负担，也不会压低价格。
李嘉图却对在商人获利甚微或根本无利可图的这个当口增加税赋的建议提出了警告，他的主张很正确，那就是纳税人会雇用的劳动力，与支付给劳动者的税款用来雇用的劳动力是一样的。他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劳工的固执，当时完全缺乏组织的劳工拒绝接受较低工资的工作。[245]如果劳工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那么雇主接下来甚至在较低的销售价格上也会有一个利润边际，于是他们就可以雇用那些失业的人了。他针对马尔萨斯说，不可能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那样的事情，因为任何一种商品增加生产都会增加对所有其他商品的需求。但是，如果工资没有随着价格减少的同样比例而减少的话，那么利润的边际就有可能普遍地减少。
自李嘉图时代以来，早在一百多年前，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一直都是马尔萨斯的信徒。他们从份额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李嘉图和商人们则从边际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1837年，罗德波图斯首次把工人所得的份额不足作为产业萧条的原因来分析，陈述了社会主义者的论点。[246]同一时期，在1848年革命的那个时期，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
但是，随着1849年发现了黄金，世界物价又开始上涨了。在美国纸币通货膨胀的助长下，物价上涨持续到了1863年，其间有些微的回落。然后世界物价又开始下降，下降持续到了1897年，其间也有些微的回升。然后是持续到1920年的另外一次上升，接着是另外一次的伴随着有些恢复的不景气，直到1929年的萧条。
我们对价格边际的分析，是用平均批发价格水平世界范围内的波动来进行的。
让我们重新提一下前面举的印刷业中的一家公司的例子。在每册十美分的时候，销售了六十万册，获利是六万美元，或者说获利是每个工人每周六十美元。但现在让这六十美元分解成所有的生产成本——一切工资、利息、包含在原材料成本中的其他商人先于利润的租金、税赋等等，然后留出销售价格的百分之三，作为这家公司平均的利润边际。这个数字是一千八百美元，余下五万八千两百美元作为每周总的生产成本。这总的生产成本，是为了每周获得六万美元的总收入而产生的总的新债务，剩下的一千八百美元作为利润边际。
这相当于售价百分之三的利润边际，就股东所持有的股票的票面价值而言，可能是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利润率，到底多大，取决于所发行的票面股份是多少。那是个簿记的问题，在这里跟我们关系不大。但是，假设货币的平均购买力发生了世界范围内的上涨，那么所有商品的价格正在以每月百分之一的速度下降。如图9-9所示，这差不多是1920年夏季之后和1929年以后商品价格下降的速度。为了符合我们的例证，让我们假定那五万八千两百美元的债务是月初发生的，而产品是月末售出的。这符合通常授予顾客三十天的信用。在此期间，世界范围内的物价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一。
图9-9 1919～1933年美国的批发价格
因此，在我们举为例证的那个月，不说效率在技术上有什么提高，单销售所得，就从六万美元减少到了五万九千四百美元。但这六百美元是利润边际（一千八百美元）的三分之一，或者说是百分之三十三。这样一来，一次普遍的物价下降，同样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所有的商品，通过销售价格百分之一的下降，把利润边际减少到了百分之三十三。
如果其他某个公司的边际本来是百分之二，只等于一千两百美元，那么销售价格下降百分之一，边际就减少了百分之五十，那是由于世界范围的原因，不是个别企业所能控制的。或者说，对于一个比较兴旺的企业而言，如果边际是百分之十，那么销售价格百分之一的下降，就会把利润边际减少到百分之十。
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价格下降百分之一，那么总的销售额就会从六万美元减少到五万九千四百美元，消费者就会多出那么多钱（六百美元），这笔钱他可以花在其他商品上，这样就会提供那么多的额外就业。
在这里，上述提及的错误看法的另外一面登场了，这种观点注意的是国民收入的各种份额，而不是利润的边际。那么，杂志购买者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那六万美元或五万九千四百美元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那些因欠那么多钱而变成了他们的债务人的商人手里得到的。他们得到这笔钱，部分是以工资、租金和利息的形式直接得到的；部分是以包含在卖出的原材料中的工资、租金、利息、利润或者是以所缴纳的税金的形式间接得到的。因此，如果由于所有商品的售价平均下降了百分之一，从而导致所有商品的利润边际都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的话，那么这些杂志的购买者就很可能根本得不到他们的购买力。他们因为失业而不再是杂志的消费者了；而他们失业，是因为利润边际所发生的变化。
物价全面上涨和下降的这个普遍的事实，对全世界所有商人的所有利润边际，实际上发生了同样的作用。他们所有的人基本上在同样的时间都减少了雇工。无论需求弹性是一、大于一还是小于一，普遍的原因实际上发生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当我们说“实际上同样”或“实际上同时”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对于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商品而言，在时间和地点上允许有所变化。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涉及这些变化和滞后的细节。它们是这样的，在价格开始下降的几个月后，它们才会显露出自己在失业方面的作用。[247]
在这里，要点既不是平均数的这些变化，也不是滞后的这些变化。要点是，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令人惊讶的狭小利润边际上运行的，只要所有价格的平均数发生一个变化，那就只能说——不管原因是货币的还是非货币的——如果平均边际恰好是销售额的百分之三的话，那么对全世界利润边际的影响实际上会比对商品批发价格的影响强三十三倍。归于利润的份额根本都不在考虑之列了，利润的边际变成了一切。
这个利润边际，就是我们的杂志购买者找钱来购买杂志的地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从商人那里得到自己的钱的，商人们接下来则会从银行得到这笔钱；而在现代条件下，商人们是在很小的利润边际上进行经营的。企业和就业是继续下去，是扩张，还是放慢发展速度，都取决于预期的利润边际。在维持人们就业方面，重要的既不是归于利润的份额，也不是归于工资的份额。这两种份额对于其他目的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正如道格拉斯所证明的，不管技术进步对于让资本和劳动获得使用的目的而言，无论是劳工得到了份额的一半、三分之二或是五分之四，还是资本家得到了一半、三分之一或是只得到了五分之一，都没有什么影响。道格拉斯关于份额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有价值的是边际，而不是份额。
坦率地来谈这个问题，假使在1923年至1929年期间，在效率提高的时候工资有相应的增加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会防止1930年至1933年期间世界范围内的失业呢？如果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的中央银行在1925年之后都进行合作的话，把货币购买力稳定在1926年的批发价格水平上，那是不是就会防止1930年至1933年期间的世界范围内的失业呢（在这里，我们没有考虑可行性的问题，而是假定两种预防失业的方法都已经实施了）？
道格拉斯对第一个问题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以减少归于利润、租金和利息的份额为代价而增加归于工资的份额，不会防止1929年以后的失业。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道格拉斯的答案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些扩张的产业来吸纳那些被紧缩的产业解雇的失业者。
扩张产业的可能性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是由投机性的利润边际来决定的。如果价格正在下跌，而且预期还要下降，那么所有的利润边际就会被减少到价格下降倍数的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甚至更多的倍数，因此产业不会扩张。这看起来似乎是技术原因造成的失业，实际上是产业未能扩张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如果物价正在上涨，那么利润边际的增加就会是物价上涨的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甚至更多的倍数。有了上涨的物价，产业就会扩张，而且除了道格拉斯所谓的暂时的失业以外，不存在因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失业。
但到了所有的劳工都已经充分就业的那个点的时候，物价进一步的上涨就纯粹是通货膨胀了，因为如果劳动者都已经就业了，而通过提高价格进一步增加利润边际，那就不能让更多的劳动者去工作。
因此，稳定货币购买力的建议会让某些特定的产业根据它们不同的投机性的供求弹性来扩张和收缩，但它防止了普遍的过度扩张，因为它影响了所有的投机性的利润边际。尽管李嘉图主张在价格下降的时候，要通过减少工资来维持惯常的利润边际，但稳定一般购买力的方法却主张当效率提高的时候，用增加工资的方法来保持利润边际。
这些都是另外的因素，在早期的理论中都是不被理解的——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李嘉图主张，为了增加利润边际，就应该减少工资，因此就要把较低的生活水平强加给雇佣劳动者。这就证实，李嘉图强行降低生活水平的唯一理由就是1815年之后商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如果他想到了一种稳定的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他也许会看到，他的利润边际是有可能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维持的。
通过参考图9-9，我们所举的假设的那个印刷公司的例子，可以转化为所有产业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值。各种批发价格的这些平均值，相当于制造商、农场主、矿主以及其他控制产业的人所接受的价格，他们这些人的利润就是从中获得的。如果我们假定，平均而言，这些商品要三十天的时间内售出，而我们要把边际原则和投机原则应用于这些变化过程，同时还假定平均的利润边际是售价的百分之三，那么，1919年2月，在售价为一百三十美元的时候，卖方总的生产成本是一百二十六点一美元，他们的利润边际是三点九美元。但是由于价格在当时一直在以每月百分之二的速度在上涨，所以三十天后预期的价格是一百三十二点六美元，这个价格虽然只在销售价格（一百三十美元）之上增加了百分之二，但却在利润边际上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
或者说，销售是在平均价格为一百六十八美元的最高点发生的，如果价格开始以每月百分之三点六的速度下降（如同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样），那么三十天后，价格跌到了一百六十三美元，减少了六美元。如果生产成本已经上涨为一百五十八点零一美元了，跟前面一样，留下售价的百分之三作为利润边际（五美元），那么尽管价格的下降只是售价的百分之三点六，但边际利润却下降了百分之一百二十。
这些计算虽然只是说明性的，而且选取的是价格涨落的一个非常时期，但却给了我们一个概念，那就是商人对成本或价格的微小的增减都赋予了很高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商人是“按照财产超过其负债的剩余价额在做生意”的，并不是按照总成本或商品的价格在做生意的。支付的价格或接受的价格平均百分之二的变化，也许就意味着利润边际上的百分之三十的增减变化。如果变动是向上的，那么利润就会增加那么多；如果变动是向下的，那就会把利润一扫而空，留下一个赤字。[248]
7.利润缓冲。到此为止，我们一直考虑的都是制造业企业销售额的利润边际。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为了减轻边际利润不利的波动所造成的震动，这些企业所采取的措施。图9-3揭示了总销售额和总收益（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来，销售额从来都不会低于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七，而销售额则通常都在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六之间。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数量相对较小的那部分收入，我们称之为利润缓冲，如图9-10所示。
图9-10 利润缓冲[249]
1919年之前，制造业企业一般的惯例是依靠营业收益或销售额作为其赢利的手段，实际上排除了其他的来源。[250]大约在1920年，开始了一种快速成长的做法，就是通过不支付红利的基金来投资，从而形成了其他的收益来源。我们在关于总销售额和总收入的章节中曾提及过这些新的收益来源，例如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政府证券、定期存款、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等。美国国内税收总局报告第一次给出这些收益来源的数字是在1922年，该年度百分之四点九的总收入来自于销售额之外的这些来源。图9-6中较低的那条曲线显示的1922年的销售利润低到了百分之零点八，但是，在加上了其他收益所提供的缓冲的时候（图9-10中的阴影部分），最终利润如上面的曲线所示，是总收入的百分之五点七。我们估算了一下用于1921年的利润缓冲，证明当年的亏损从总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二减少到了大约百分之一，差不多减少了销售亏损的百分之三十。利润缓冲的使用在1925年防止了亏损，从1922年到1928年，把平均的最终利润维持在了总收入的百分之四点八到百分之七之间，这样就大大地抑制了我们的损益边际在销售额上的波动。
这些关系在图9-10中都有显示，在该图中，销售的损益边际和最终损益，都是用年度总收入的百分比来表示的。缓冲是以两个曲线之间的面积来表示的，它是作为销售波动的一种缓冲器发挥作用的。
这种做法使得企业有可能让分配给股东的股息无论年景好坏都保持住一定程度的稳定。因此，我们用“利润缓冲”一词来指称这种做法。
这种利润缓冲的运用，对我们先前所作的关于损益边际的波动影响就业和生产数量的推理，不需要作任何大的改变。因为当商人或制造企业确信他们的经营正在走向亏损的结局的时候，如同我们已经证明过的，他们的倾向将会是削减生产和就业，从而我们发现，利润缓冲有利于股东，通过防止或减少损失，会使得企业在财务上稳固起来；但在价格下降的时期，相比较而言它对防止失业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8.既定权利和利润边际。上述的讨论，就一般意义而言，可以说让利润显得相当可怜。实际上，它们是一种“自由—承担风险”的关系。难怪不得，商人如果精明的话，那都会在利润溜走之前想方设法尽快把自己的利润转化为一种既定权利。要做到这一点，他往往会通过“抛售”给他人来“解除困境”，也就是在适当的时机，他会把自己预期价格会下跌的商品或证券卖给他们，而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商业上许多重大的成功都源出于此。公众一般并不对通过效率致富或是通过嫁祸于人致富进行区分。根据商业惯例和法律上的“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原则，两种情况都同样是值得尊敬的。
抛售的行为通常存在于获得某种没有狭小利润边际风险的东西的活动中。这其中最为可靠的是担保良好的债券和一个发展的社会中正在增加的土地的价值。范德比尔特地产是前者的例子，阿斯特地产是后者的例子。
一个能够成功地把自己脆弱的利润在其被破坏之前就转化为既定权利的人，成就了两件事情：他让自己和子孙在未来免受损失；他迫使未来的商人更加敏锐地为他们的利润边际拼命，因为他们得被迫支付那些已经转嫁给他们的固定费用。利润的边际没有增加，但是支付债券利息和土地租金的义务的确是增加了，这使得利润边际会发生大幅度的波动。
一个承载着飘浮式付款[251]债券的公司，所显示的利润边际要比没有这种负担的公司低。一个由于过去的弊端而要赚到固定支出的公司，可能要比开始时就没有这个负担的竞争者所具有的利润边际更小。这些都是具有严重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因为大家普遍不理解边际和从过去传下来的既定权利之间的区别，这些问题甚至会更为严重。这是未能把份额和边际区分开来的另外一个例子。份额可以是完全公正的，也可以是不公正的，但让机构运行或停止的却是边际。
因此，利润边际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具有许多的社会含义，只是随着近年来出现的对公司财务的科学研究，其意义和可测度性才变得引人注目起来。[252]这不是别的，就是在“按照财产超过其负债的剩余价额在做生意”，或者说是“在边际上做生意”，在各种形式的股票投机中，这早已为人所熟悉了，但它却更深入地延伸到了贯穿整个私有财产制度的全部的生产过程中。
通过只涉及制造业企业，我们试图来说明它的算法。我们只取了平均数，但利润边际的意义，只有用到微分的时候，才会完全展现出来。尽管五百亿美元到六百亿美元的销售额的平均边际可能只是百分之三，但这个平均数里却包含有边际有时可能高达百分之五十的个别公司，而其他一些公司显然在百分之三以下。这些差异提出了错综复杂的累进税的问题，以及个人所得累进税和公司所得累进税之间的严重区别。在现代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对个人所得和既定收益征收高额累进税是公平的，而且这些收益都是来自不同的来源，彼此之间没有竞争。但对于在与相似企业竞争的单一来源中获得的企业纯收入征收累进税来说，则有可能毁灭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目的，这种文明用利润动机提高了生产效率。来自股息的个人纯收益，是在所有的企业费用已经支付之后留给个人的一种剩余，它们不是暴露在竞争之下的利润边际。同样重要的是关于长期债券和从过去积累下来的各种既定权利的公共政策，它把固定支出加在了未来几代产业之上，因而减少了利润边际。有人主张，发行的债券在期限上不应该超过一代，但结果却是，它比折旧和报废所减少的现代资本设备的寿命甚至还长。也有人认为，这些由“死亡之手”强加的负担正在增加。无论这是什么情况，利润边际都是让资本主义文明不断前进的活生生的手、脑和情感。
9.边际与生产成本。古典经济学家的旧有的理论，受倾向于将波动的价格带回到正常成本的自动平衡的观念左右，注意的是“生产成本”。现代制度理论关注的是利润的边际，后者没有任何“标准”，而是摇摆不定地上下波动的。尽管平均数的幻觉消除了许多这样的困境，但它至少给了一个数量顺序的观念，这个观念把生产成本理论与利润边际理论分离开来了。这样一来，成本论者就会说，相当于薪金总额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意外事故或失业保险的保险费，在引导雇主防止意外事故和稳定就业方面，可能作用很小，或者根本没有作用，因为它的数量还不到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一；但雇主本身非常了解的边际分析却表明，保险费所减少的他们的边际利润，要十倍到三十倍于它所增加的生产成本。促使预防意外事故或防止失业的策略，关键不在于庞大的生产成本，而在于敏感的利润边际。[253]
类似地，成本论者认为，中央银行再贴现率上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变化没有什么社会作用，[254]但是，如果货币和证券交易市场上竞争最高的所有交易狭小的利润边际还不到售价的百分之一的话，那么生产成本百分之一的变化可能就是利润边际的百分之百。
同样地，在资本主义的文明中，剧烈的竞争把利润边际减少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公共事业公司在对各个竞争者收取价格方面，或者政府在征收税金方面，若有些微的歧视或者折扣，都可以让一个公司破产。这不是因为它的成本略高，或者是因为它的效率略低，而是因为它的利润边际被消灭了。只是在利润边际日益狭小的过去三十年中，美国最高法院才认识到歧视这种新的杠杆作用，于是扩充了习惯法的意义来适应它。[255]
显然，对于垄断性公司会采用不同的原则。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个公司是通过提高自己的效率来获得利润的，还是通过享受不受竞争影响的垄断和差异的好处来获得利润的；利润到底是“效率利润”还是“稀缺利润”。[256]这是由易变的价格边际在世界范围内所引起的问题。
10.顺序和弹性。上述类型的分析，引起了人们对狭小的利润边际的兴趣，但往往也被人们指责为是虚幻的，因为显而易见，只要轻微地改变任何一个因素，你就可以让利润边际烟消云散。我们已经用利息、税金的固定支出以及售价消灭了它，工资或所购买的原材料的成本价的变化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如果成本价格中的任意一项上涨了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那么利润边际就可能减少十倍到三十倍。因此，虽然整个分析都被称为是虚幻的，但在推理上却完全是循环论证。
这种批评忽略了时间上的顺序，以及供给或需求的不同弹性。所有的因素不会在同一时间发生同一方向的变化，即便是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它们中间的一些因素变化的弹性度也是高低不同的。
对于商人或政治家而言，所有这些问题不会在同一时间发生，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出现，根据当时哪个因素在发生变化、哪个因素变化最大或最小以及哪个因素最容易或最不容易控制而定。它们不是所有因素都同时发挥作用的问题，而是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问题；在当时当地，如果人们判定限制性因素实际上限制了所有其他的因素，那么就会单独注意限制性因素，而补充性因素将来也许会一项接一项地变成限制性因素的，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257]
这项原则不仅适用于私营企业，而且也适用于公营企业。毫无疑问，对于行动者而言，人类一切天赋中最伟大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把握时机”的天赋，而且这也是最伟大的战士、最伟大的政治家、最伟大的企业家的杰出天赋，这个天赋足以把一个纷扰不安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一个时期的限制性因素也许是税赋，另外一个时期也许是物价，还有一个时期也许是过分的乐观主义，再有一个时期也许是过分的悲观主义，可能还有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再不就是卫生或信用，依此类推，层出不穷。现在我们要指出的关键点在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数以千计的因素，在自己最恰当的时机，每一项都可以让自己的强制力施加于非常脆弱、非常关键、非常狭小的利润边际上。
在这新的集体行动的过渡阶段，有了自己的数学和统计学的帮助，经济学理论一直在集中精力发掘不断变化的限制性因素，这些因素创造也解除了不断重复的经济困境。
在与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合作过程中，米尔斯大大推进了时间序列的研究工作。[258]他就着可获得的统计资料，按照距离最终消费者的远近，对物价、生产、信用和证券的运动进行了分类。这相当于庞巴维克迂回过程的各个阶段。但米尔斯不像庞巴维克那样只关注利息问题，而是把为期四十年中的所有因素都纳入了考虑之列，并因此根据它们在时间序列中的变化和在商业周期上下的变动幅度，使它们相互关联起来。
在我们的图表中，我们试图遵循米尔斯所确定的线索，把1919～1929年间这些变化因素中的绝大部分集合在一起。他所谓的物价和生产的“变化性”，我们称之为供给的弹性，意思是指按照所消费的零售价格和数量来衡量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进而通过人们的预测，对或多或少有点遥远的生产阶段的价格和生产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同前面所指出的，我们对价格和价值进行了区分。一个生产者的产品的价值是由两个因素组成的：一个是价格，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价格售出的产品的数量。正是从这个组合中，他获得了全部的价值或者说“总销售额”，而从这中间，他就能够支付各项成本要素。如果价格在售出的产品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上涨了，甚至是在产出下降的时候价格上涨了，或者产品扩大了而价格没有增加，那么他的总销售额或者说产品的价值，就会增长；反之亦然。这个情况我们在上述图表中已经看到了，并对总销售额（产品的价值）与总收入和经营成本进行了比较。这些价值变化，我们称之为供给弹性——在价格和数量两个方面具有弹性，结合起来一般都简化为了货币术语。
从消费者价格开始，所有其他的价格，甚至是最远的价格，都是指向它的，显而易见，处于零售商一方的产出弹性，与处于消费者一方的货币需求的弹性，是恰好相应的，实际上就是一回事。米尔斯用批发价格而不是零售价格作为消费者的需求指数，因此他用的是批发商对零售商索取的价格。我们是用批发价格作为制造商对批发商索取价格的指数。
11.结论。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什么国民货币收入的份额理论不能说明交替变化的繁荣和萧条，最基本的理由是，因为增加一个阶级的份额而减少其他阶级的份额并不会改变所有阶级的总的购买力。除了一些暂时的调整困难，所有阶级的购买力，无论是用于储蓄还是用于消费，都会给劳动提供相同的就业。为了增加劳动者的购买力，必须通过创造新的货币让失业的人去工作，不能像马尔萨斯所主张的那样，把纳税人现有的购买力转移给劳动者，也不能由政府去借钱，那是转移投资，而不是增大投资。
这种新的货币不能由银行家来创造和发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中央银行都不行，因为在萧条时期，利润的边际已经消失了，在创造新的货币方面，没有商业借款人愿意跟银行家合作。为了创造消费者的需求（企业是靠它销售的），政府本身必须创造新的货币，然后跨越整个银行体系，把它直接支付给失业者，要么作为救济，要么用于建筑公共工程，就像政府在战时所做的那样。除此而外，这种新的货币还必须归于农场主、商业机构以及几乎所有的企业，还有雇佣劳动者，因为它们大家一起构成了总的消费者需求。
消费者需求的创造，要么通过银行信用的膨胀，要么通过发行政府纸币，这一困境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央银行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维克塞尔在1898年用新的方式对此进行了阐述。战后时期，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或多或少地都是照此行事的，我们称之为利润边际学说的桑顿—维克塞尔（Thornton-Wicksell）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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