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等待的价值：等待的积极人类服务

1903年，卡塞尔回归到了杜尔哥的观点，他认为“价值量”和“等待的数量”是同一的，而且认为利息是支付给等待的服务的价格。^[173]

杜尔哥对“资本”和“资本品”进行了区分。资本品是以货币表示的商品的价值，资本是商品中货币的价值。作为利息支付的货币是为了“资本的使用价值”而支付的。卡塞尔说，简化为一种“算术上的数量，资本的这种使用价值是一种二元的数量，它的测量单位是把一定的价值换算成使用的时间”。

但他继续论述说：“这是跟等待的测量单位同样的测量单位，因此我们可以推论，等待和资本的使用价值表示的是同样的东西。事实上，它们代表的是同样的生产性的服务；‘等待’用来表示提供服务的人所做的事情，而‘资本的使用价值’则表示购买服务的人得到的东西。”^[174]

因此，等待是一种提供生产手段的积极的人类服务，如同耕作的服务一样，具有根本性、重要性和生产性。卡塞尔说：“毫无疑问，煤是一种生产要素，但却不是一个独立的要素，它是由其他要素，主要是劳动生产出来的。但等待却不能按照这样的方法分解成更为基本的要素，它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特殊性质的人类努力。”^[175]

所以说，生产的基本要素是工作和等待，衍生出来的要素是物质的东西如煤、小麦、金属、建筑甚至是土地，最后是消费品，它们是随着工作和等待这两种基本的人类服务过程所产生出的各种结果。

西尼尔（Senior，1834）^[176]认为，利息作为对禁欲的一种支付是合理的，^[177]禁欲是消费品使用价值的延期。但西尼尔的概念只是一种对利息的伦理辩护，而非一种经济意义上的数量。凯尔尼斯后来（Cairnes，1874）^[178]试图赋予禁欲一种数量上的意义。他说，禁欲的尺度“会是……所放弃的财富的数量……乘以禁欲的时期”。^[179]但麦克文（Macvane，1887）曾对西尼尔进行了批评，大意是“禁欲本身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产业事实”，它只不过是一种什么都“不做”的消极因素。“更为根本的事实是在劳动费用和成品占有之间必须经历的那个时间长度”。^[180]于是麦克文提出，杜尔哥的“等待”一词应该换成禁欲。

卡塞尔从两个方面对麦克文进行了批评，一个是等待的数量，一个是等待的对象。他说：

麦克文的“‘等待’这个词只包含了一个成分——一种‘一元的数量’，只有时间这个维度。这当然让人难以认可；当没有说明延迟的是什么的时候，‘等待一定的时间’毫无意义。也许麦克文的意思是‘等待’应该被理解为某种具体的东西或享受的延迟，而那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放弃等待作为一种算术数量的属性，这会使得等待成为毫无用处的概念。但如此定义等待还留下了一个更为严重的缺陷：任何具体的东西都很少存在延迟；储蓄的人通常并不知道，如果他不把钱省下来的话，那他会用自己的钱去干什么；他只是推迟了对一定数量的价值的消费。因此，在事实上，‘等待’是按照若干价值数量的产品和等待的时间来衡量的。这种计量方法给出了等待的最终定义：等待在这个意义上是构成生产的具体成本的服务之一”。^[181]

卡塞尔对杰文斯提出的两个概念，即货币的“投资数量”的心理上的“禁欲数量”^[182]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杰文斯认为，“投资数量”是两个可变数量的函数：一个是M，即投资的货币的数量；另一个是T，投资所延续的时间，所以投资的量是MT。

但杰文斯又构造了一个“禁欲”的数量维度，这出自他最初发现的主观效用，作为快乐程度的递减，用最后的效用来平均化。因此他的禁欲的量是UT，U这个符号是最终效用的数量，T这个符号是经历的时间。

但是UT（或者说是禁欲的大小），按照卡塞尔的说法，是跟MT（或者说是投资的大小）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把它也称为M或货币，而要说它是U或者效用呢？卡塞尔的解释是这样的。

他说：“用这样一个词（像效用）似乎是……不正确的。只要我们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可以直接衡量感觉强度的方法，它就只能是一种假想。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可以用来衡量效用的唯一尺度似乎是商品所报的价格；而且，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尺度，那么在杰文斯给出的禁欲的尺度中，就必须用M来代替U。于是，这个尺度就变成了与资本的尺度相同的东西。”^[183]

这样一来，通过把所有后来的理论都简化为一种数学的数量，卡塞尔在杜尔哥的基础上建立了杜尔哥的“价值量”的等价物。我们不仅仅是禁欲，而且是通过投资参与生产；我们也不仅仅是等待消费资料，而且是等待“一定价值的消费”。

但是，这种对“价值消费”的等待是从杜尔哥那里衍生出来的失误。价值既不能消费也不能储蓄，更不能等待。后来卡塞尔提出了“资本控制”或“资本配置”这些术语，作为杜尔哥“价值量”和“价值总量”的等价物。这些词使人想到跟债务市场和商品市场中的买卖交易比较接近，他们所指的是法律上的控制，一个相当于债务的无形体财产的词。他在1918年说：

“‘等待’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人一段时间里放弃对一定量的价值的支配，这样他就能让另外一个人在那个时期支配资本。因此，‘等待’从算术上考虑，跟资本控制大小是一样的，也像它一样，是按照资本的产品和时间来衡量的。因此，这种理论一般也不需要用两种方式来表达。在下文中，我们将用资本控制这个词来同时表示储蓄者提供给资本市场的服务。

“照这样定义‘等待’，我们已经同时定义了利息作为一种算术上的数量支付给它的服务。”^[184]

这样，假定相等的这些词的意义就清楚了：放弃一定的价值量，那么也就等于那个人放弃了一种可选择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他本来有权选择在现在的任何市场上行使；他同时放弃了消费资料和资本商品的购买，这意味着他同时放弃了消费和投资。这样，他就可以让另外一个人购买消费资料和资本商品，也就是说，让其他人消费和投资。

但如果我们让自己处于面向未来的那个谈判点上，那么两者就是不相等的。(www.xing528.com)

事实上，存在着两个等待的人：一个是储蓄的人；另一个是投资的人。这就是无形体的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制度的区别。当我们储蓄的时候，我们会储蓄货币以等待债务人的偿还；当我们投资货币的时候，我们会购买商品或劳动以等待消费者来购买产品。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存在一种通过规划未来承担风险和转移风险的意志的因素。法庭在需要判决交易所产生的纠纷的时候，为适应参与交易的相互冲突方的意愿，创造了不同类型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那么，如果我们像法庭那样描述我们自己在谈判的时候的样子，从面向未来的角度看待参与者的打算和预期，那么我们就可以分析在一切交易等待、冒险、预测、计划中需要重视的经济上的报酬。卡塞尔跟其他人一样，把这种未来性的原则区分为“意愿”——“人们等待的意愿”和他们“冒险的意愿”。尽管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然而，在现代社会的许多交易中，风险被减小到了最低的限度，以致实际上都不用考虑它”。^[185]

那就是说，抵押和债务这样的无形体财产，与自由权利和承担风险这样的无形财产，在交易中已经由现代社会区分开来了。

两者都是从决定交易的谈判中产生的，尽管可以区分，但却无法分离。在现代经济的运行中的机构中，它们被区分为提供给这个机构的服务，这个机构要为此欠下补偿。利息是为等待的意愿所创造的义务，工资是为工作的意愿所创造的义务，利润是为冒险的意愿所创造的义务。其后在后续履行和表达出来或暗含的意愿的一致程度方面也许会出现纠纷，但正是意志造成了特定个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没有纠纷，它就会悄无声息地生效；如果存在纠纷，它就会由法律判决明确地生效。这种“法律的作用”，不管是悄然的还是明确的，都是偿付或履行义务的解除，经济上的作用就是与债务偿付和履约相关的各个方面。

资本的货币法律概念和意志概念，作为一定数量的“资本支配”，我们称之为法律控制，就时间关系而言，与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本概念是完全相反的，后者把资本视为过去为未来生产所储备的物质商品的积累。卡塞尔是这样表述从过去到未来的这种变化的：

“储蓄的那个人无疑放弃了某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这一事实引发了一种极为古怪的资本概念，而且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混乱。资本被认为只是这些没有消费的商品的总和，如同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储备在某处的各种存货’，因此人们才说，资本的作用是一种储备基金，目的是为了在劳动者的果实成熟之前维持他们的生活。对于这个问题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被放弃’的商品和服务根本就没有被生产出来，大体而言，只有消费者需要的东西才能被生产。如果消费者决定要储蓄，把自己的钱投资于生产企业，那这就意味着社会产业要在某种程度上从马上生产可用的东西转移到生产资本，因此，储蓄意味着把生产力向未来的目标的转移。”^[186]

因此，意愿这种谈判心理的经济作用不是禁欲的痛苦成本，甚至都不是等待的什么痛苦“成本”。不管是因为可供选择的买主提出了一个更低的收益给卖主，还是可供选择的卖主强加给了买主一个更高的支出，它们都是前面所说的可以得到的选择的意志成本。^[187]但改变生产方向的，正是这种不同对象的选择。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人类预测和计划的其他方面。所有这一切，包括预期的利息、预期的利润、预期的工资等等，在现在的各种可选择的对象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这些选择机会都具有把生产转向或远或近的未来的社会作用。

但对各种选择对象的这种选择，仅仅是限制这些选择的经济状况的一种名义，而这不过是稀缺性的原则，由于这个原则，要想让服务唾手可得，就必须付出代价。

等待的服务要求必须支付代价，不是因为伦理的原因，而是因为稀缺。

卡塞尔说：“利息是等待或者资本使用价值的价格……但真正支付报酬的服务是按照一年中所使用的一定数目的货币来计量的服务本身，所以服务的价格将会作为这个数目的一部分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等待或资本的使用价值的价格，是按照‘率’或者‘百分比’来报价的。然而，不能允许这种情况模糊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利息是一种真实的价格，应该置于与所有其他价格同等的地位。”^[188]

这种对所有价格的“同等地位”就是卡塞尔公共政策的思想。在古典学派提出的理想价格制度下（譬如说，在他们的与重商主义的歧视相对立的自由贸易政策之下），价格的社会作用或者说是公共目的，会要求任何一项同样的商品都要有统一的价格。这个统一价格的原因是供给的稀缺性，而价格会通过防止较为不重要的基本需求的满足来减少需求。但是，一个较高的价格也会“导致社会的更大部分的生产服务被用于那种商品的生产。因此，一种价格制度不仅会起到消费调节者的作用，而且也会起到这个社会的整个生产的调节者的作用”。^[189]

利息作为一种价格也是如此，它必须高到足以带来充分的等待的供给，但又不能高到引起对需求的抑制以致最终造成等待的过剩。

既然对等待的需求与对资本支配的需求是同义的，那么所需求的数量就“可以用一定数量的货币乘以一定的时间来衡量”。一个拥有一百万美元资本的公司“每年使用数量为一百万单位的等待”，支付给它的使用价值的价格，或者说是利率，就是其稀缺度的尺度。

因此，通过卡塞尔的洞见，从大卫·休谟时代起由不同的经济学派提出的许多概念，都被简化为了同一个算术上的数量，那就是货币乘以一段未来的时间，而且也被归纳为了普遍的稀缺性原则。它们中的一些概念显然是主观的，例如禁欲、渴望、时间偏好、储蓄本能；有些则明显是客观的，如货币、资本、资本品、资本商品、物质资本。所有这些都被集合在了未来性和稀缺性这些意志概念中，譬如等待和投资，按照活动来说，我们将其区分为买卖交易，按照制度来说，则区分为无形体的财产和无形财产。

卡塞尔同时对长期等待和短期等待进行了区分：

“……长期的等待是真正的等待，也是等待的主要形式。与此相比，短期的等待则是一种次要的形式。这种等待所履行的服务只符合生产过程的一小部分，而最普遍的是符合一个特殊的分配阶段；只有通过人为的手段，特别是要通过复杂细致、有独创性的汇票机制，这种等待的形式方有可能实行。”^[190]

1898年，维克塞尔创立了长期等待与短期等待之间的机能关系。^[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