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资本品的区别及其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这位聪明绝顶的重农主义者，他与法国革命的关系就如同约翰·洛克与英国革命的关系。他是伏尔泰、休谟和魁奈的朋友与追随者，亚当·斯密在旅居法国期间曾拜访过他，他是法国一个贫困省份的行政长官和改革者，当过财政大臣，但由于把公共支出转嫁到了地主贵族的头上而遭到解职，十五年后的大革命重新实行了他的改革措施，这场大革命把那些本来他有可能挽救的人送上了断头台。

杜尔哥是他自己的学说的实践者。在大革命之前的二十五年，他还是一个省区的财政主管的时候，就已经在著述中为自己的改革和现代货币学说阐明了理论基础，^[148]而现代货币学说则继承自古典经济学家和享乐主义的商品经济学家。在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企业法人之前的时期，当时货币还是银币，土地财产还是“大事业”，封建主义正在演变为资本主义，他澄清了货币、价值、资本、利息、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纠缠不清的状况。他说：

“在商品市场上，小麦的数量是按照一定重量的白银来估价的；在贷款市场上，被估价的对象是一定时期的一定价值量的使用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是若干白银与若干小麦进行比较；在其他的情况下，是若干价值与它本身的某个固定部分进行比较，这在后来变成了一定时期若干价值的使用价值的价格。”这种时间价格就是利息。^[149]

卡塞尔对这段论述进行了评价，他说杜尔哥放弃了把利息作为“货币价格”的旧观念，把利息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某种价值量所付出的代价”，从而创造了一个“此后再也没有比它更清晰明了的公式”。^[150]那么，杜尔哥所谓的要支付价格和利息的“若干价值”的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呢？它有两个方面，麦克劳德将其区分为无形体的财产债务和有形体的财产不动产。前者是一种为白银价值的使用而支付白银的法律约定，后者是取得土地收益的一种权利。

“一块土地，每年产生的净收入是六只羊，这块土地可以卖得一定的价值，这一定的价值总是可以用与这个价值相当的一定数量的羊来表示……那么，这块土地财产的价格不过就是其年收入的若干倍；如果价格是一百二十只羊就是二十倍，是一百八十只羊就是三十倍。因此，土地的市价是按照财产价值与年收入价值的比率调节自身的；而财产价格所包含收入的倍数，被称为年收益数。当人们为土地支付二十倍、三十倍、四十倍的年收入时，土地就是在按照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年收益在出卖。”^[151]

杜尔哥把土地财产的这种收益价格也称为“价值量”，他把每年六只羊称为是所有者得到的一定比例的价值量。构成预期年收益的羊的数量，与构成“价值量”、为土地而支付的羊的数量，两者之间形成的比例就是“年价格”，这个年价格是所有者因若干数量羊的使用价值而得到的，原本是购买这块地产所要求支付的。

那么是什么决定着利息和资本之间的这一比例？是需求与供给。这一比例“必定会按照希望买卖土地的人数的多寡而变动，就如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是按照供给与需求之间不断变动的比例而变动一样”。因此，如果土地财产的买主支付的“价值量”是一百二十只羊，而他得到的年收益是六只羊，那么在购买这块土地的时候，这个买主因为一百二十只羊的使用价值而接受的价格是每百只羊每年五只羊，比率是一比二十。但是，如果土地购买者的竞争把价值量抬高到了一百八十只羊，而预期的收益仍然是每年六只羊，那么价格就是每百只羊每年三只羊。当买主为预期支付相当于一百二十只羊的“价值量”的时候，土地的卖主会放弃每百只羊每年五只羊的预期；当竞争迫使买主为预期支付一百八十只羊的“价值量”的时候，同一个卖主会放弃每百只羊每年三只羊的预期。

最后，杜尔哥跟休谟一样，把贷款、土地和每年的收益都转换成了等值的白银。

“如果利息是按二十年的收益计算的话，那么商品市场上无论是两万盎司白银等于两万计量单位的小麦，还是等于一万计量单位的小麦，在债务市场上这两万盎司白银在近一年中的使用价值，仍然值本金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值一千盎司的白银。”^[152]

换句话说，不管每蒲式耳小麦或每只羊的价格是一盎司白银还是两盎司白银，都不会造成利率的任何差别，原因在于这是因白银的使用价值而用白银支付的价格，前者是借款人在用白银本身购买商品或土地时支付的价格。如果商品价格翻番了，那么利息仍然是一样的，因为它是货币数量之间的比率，但变化的价格是货币数量与非货币的商品数量之间的比率。一种是债务市场上资本与利息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种是商品市场上买与卖的关系。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各种制造业和商业的各部门，它是杜尔哥的“资本”与“资本品”之间的区别。“资本”是企业家和贷款人所垫支的“价值量”，但“资本品”是因垫支而形成的“所积累的财富的总量”。这种区别类似于一百二十五年后克拉克所作的“资本基金”和“生产资料流”的区别。按照杜尔哥的观点，资本就是资本基金，而资本品则是生产资料。克拉克作为效用来计量的东西，杜尔哥是作为羊或白银来计量的。杜尔哥认为，它们是同一的价值量，但资本是货币在购买商品时的价值，而资本品则是用货币所购买的同样价值的商品。

正是这个区分把魁奈的“货币流通”的“真实含义”提供给了杜尔哥，同时也让他对储蓄与投资进行了区分。

他说，货币流通产生了“大量的资本品，或者说是可移动的积累的财富，这些一直都是由企业家事先垫支在不同的劳动阶层身上的，每年必须有固定的利润回报给他们；但资本则会在同一企业的继续经营中再次投资、重新垫支，而利润则会为企业家提供或多或少的比较舒适的生活。构成人们必须称为货币流通的东西的，正是这种垫支和资本品持续的回报；这种有用而富有成效的流通给社会的所有劳动者提供了生计，维持了一个国家的运转，所以有绝对的理由要把它比作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153]

这就是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区别：储蓄是存钱，但投资是花钱；一个是积累资本，另外一个是“形成”的资本品。杜尔哥说：

“在现有资本品的总量中货币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它在资本品的形成中却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事实上，几乎所有储蓄都只以货币的形式进行；收入是以货币形式提供给所有人的，而垫支和利润则是以货币形式回馈给各类企业家的。因此，他们储蓄的是货币，资本品每年的增加也是以货币形式实现的。但是，除了立即把货币转化为自己企业赖以生存的不同种类的动产外，没有一个企业家会把它用作其他任何用途；于是这些货币又回到了流通中，而绝大部分的资本品则只以不同类型的动产形式存在^[154]……不管是来自土地的收益，还是来自劳动的工资，或者是来自勤劳的果实，任何人一年得到的价值多于他花费所需要的价值，都可以把这多余的部分存起来加以积累。这些积累起来的价值就是所谓的资本。”^[155]

杜尔哥总结了以货币为手段、通过投资和“资本”回报使用“资本品”的不同方式。

“第一是购买地产，它会带来固定的净收益。

“第二是通过租赁土地把自己的钱投资于农业经营，而所租赁的土地的产出应该是租赁的价格之外垫付的利息，以及将自己的财富和辛劳都用于耕作的这个人的劳动的代价。

“第三是把自己的资本投资于工业或制造业经营。“第四是把资本投资于商业经营。

“第五是把它贷给需要它的人，获得每年的利息回报。”^[156]

投资就是这些了，它是关于花钱的积极的买卖交易，但储蓄也是积极的，它是等待的服务。

“只要看过制革匠的工作场所，任何人都会认识到，一个穷人，甚至是几个穷人一起，也绝对没有可能给自己置备生皮、石灰、鞣料、各种工具……房子……维持几个月的生计，等着皮革卖出去。”那么，谁会进行这些垫支呢？“垫支的人会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不是资本品的占有者，就是可移动的积累价值的占有者……他会等到皮革卖出去，回报给他的不仅是他的所有垫支，而且还要加上利润，足以弥补他假如把钱用于购买地产可能会获得的价值，以及他的劳动、操心、冒险甚至其才能的酬劳。”^[157]

这样一来，杜尔哥把资本和资本品、资本基金和生产资料、货币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消极的储蓄行为、积极的等待服务、花掉储蓄的钱以及把储蓄投资于生产资料同等看待，视为是同一的价值量。利息则变成了为等待服务所支付的代价。

有了这么多个“同一”，杜尔哥着手揭露阿奎奈的谬误。

他说：“经院派的空头理论家从货币本身并不生产任何东西这样一个事实作出结论，认为货币放贷的时候收取利息是不公正的^[158]……作为自然物和若干数量的金属来看待，货币是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但货币用于企业在农业、制造业、商业方面的预付款，会获得一定的利润。人们可以用货币购置产业并因此而得到一笔收入。因此，把自己的钱借出去的人不但是放弃了对那笔货币的无效的占有，而且他让自己丧失了利润，或者说丧失了他本来能够靠它获得的收益，因而用利息来补偿他在这方面的丧失，不能认为是不公正的。”^[159]

因此，杜尔哥的利息或利润并不是由实际成本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可选择的机会，后来格林和达文波特将其称为“机会成本”。

杜尔哥并没有一以贯之地把利息与利润区分开来，因此他也并没有始终都对债务和购买力、储蓄和投资进行区分，这些都是近来无形体财产和无形财产之间的区别。在麦克劳德用“债务”这个词的地方，他用了“抵押”这个词，而且他跟麦克劳德一样，对特殊抵押和一般抵押进行了区分：前者是债务，后者是购买力。他说：“每种商品都是全部商业对象的一种代表性的抵押。”^[160]从这些特殊的抵押中产生了一般的抵押，即货币。它们在这样的意义上是抵押，即商业“赋予每种商品相对于其他每种商品的当时的价值，由此可以推知，每种商品都是其他每种商品一定数量的等价物，可以被认为是代表它的一种抵押”。^[161]

因此，杜尔哥的“抵押”用到货币和一切商品上，就是经济学上的预期购买力，相当于法学上的“无形财产”。它不是债务，而是预期的、在买卖交易中就商品价格达成一致的能力。一个人有进入市场的自由，有靠讨价还价协定东西的价格和价值的自由，从这些不受干预的权利的意义上讲，它是一种财产。当预期的有形体的收入羊或者是小麦，变成了通过把羊或小麦卖钱得到的预期价格时，他的地产或者说是有形体的财产，就变成了无形财产。

杜尔哥最出色的创意是他的边际生产力的概念，一百六十年后，这个概念变成了维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的概念，但由于李嘉图的边际生产力的概念在这个时期盛行一时，因此这个概念被人们忽视了。李嘉图的是一种劳动生产力的概念，而杜尔哥的则是一种“资本品”生产力的概念。增加储蓄的供给并因此而减少等待的报酬，就是提供给社会的服务，杜尔哥是在努力证明这一点的时候形成这个概念的。

他说：“所以说，贷款现行的利率可以视为是一种温度计，反映的是一个国家资本品的丰裕性和稀缺性，以及贷款可以从事的每种事业的范围……利息的价格可以看做是一种水平，在这个水平之下，一切的劳动、一切的农业、一切的工业、一切的商业都化为乌有。它像是大海覆盖了广袤的大地，山巅冒出了水面，形成了肥沃的可以耕种的岛屿。如果这片大海的海水碰巧退潮了，随着海水水位的下降，首先出现的会是山坡，然后是平原和山谷，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物产。海水涨落一英尺就足以淹没大片的土地，或者是让它们适于农业。让一切事业都充满生机的正是资本品的丰裕性，货币的低利息是资本品丰裕程度立竿见影的结果和标志。”^[162]

杜尔哥对这种解释进行了延伸，从作为整体的工业和农业扩展到了特定的企业。由于“资本品”的稀缺，如果利息是百分之五，那么工业和农业就会被限制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个水平上，产品出售的价格是能够为资本产生百分之五的收益的，这样一笔能够产生五万利弗尔^[163]的财产的价值就是一百万。但如果由于“资本品”的丰裕，利息是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那么工业和农业就是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扩张，同样的财产的价值就是二百万。(www.xing528.com)

因此，资本品的“边际生产力”就是广义而强化的资本的“边际收益”，这是同样的资本品其丰裕性和稀缺性的两个方面。产出方面是“各种物产”，收入方面是因产出的东西在市场上换到的白银，它们的大小在价值上是等值的，因为得到的白银是产出的东西的交换价值。一方面是物质的生产力，另外一方面是“价值生产力”，这中间的区别往往被“生产力”的双重意义抹杀了。然而，这种价值生产力是收入，而不是产出。首先它是一种总收入。白银的净收益必须留给资本，目的是为了支付利息，这是预付的若干价值的使用价值的价格。因此，同样的资本品的丰裕性或稀缺性有两个方面：未来的方面和现在的方面。未来的方面是预期从商品市场上获得的白银净收益；现在的方面是资本市场上支付给这种预期的年购买价格的数。他说，举个例子：

“一个有五万利弗尔租金收入的人，如果地产是按照二十年的收益卖出的，那他拥有的财产就只值一百万；如果是按照四十年的收益卖出的，那他就拥有二百万。如果利息是百分之五，一切无主的土地，只要其产出的所得不能带来比百分之五更高的收益，那么高过归还垫支和耕种者报酬的费用，就不会有人去耕种。如果不能在企业家努力和冒险的酬劳之外带来百分之五的收益，那就没有什么制造业和商业能够维持自身。如果有一个邻国，其货币利息只有百分之二，那么它不但会经营所有那个利息为百分之五的国家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外的商业部门，而且它还会让自己的商品以低得多的价格充斥所有的市场，因为更低的利润就能让这个国家的制造商和商人自我满足。”^[164]

因此，资本品的丰裕或稀缺对构成资本的价值量会施加多重的影响：它会随着出售产品带来的白银收入的数量增加或减少商品的产量；反过来说，它会提高或降低地产（也就是资本）的现在价值。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资本品的折旧和利息就如同是耕种土地的劳动者的工资和佃农的报酬一样，是必须支付的。为了保证资本不受损失，保持其最初的价值量，用坏的和损耗的资本品必须替换；必须根据资本品现有的丰裕或稀缺状况来支付利息。所有这些支出都是“非自由支配的”，也就是说，在经济上是强制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能靠暴力的强制“在不损害公众利益的情况下，为了公共的需要而挪用其中的一部分……在一个国家中，除了土地的净产物之外，不存在任何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165]

因此，租税负担必须除去，不仅要从制造商和商人的头上除去，而且要从农业和贷款上除去，不能像杜尔哥的批评者假设他说的那样，把它置于农业之上，而是必须置于地主和贵族头上，这些制造商、商人和农场经营者的地租都是支付给这些人的。

他说，没错，资本家是“可移动的资本的所有者，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看是把可移动的资本用于取得地产上，还是把它用于经营农业或工业这类有利可图的用途上”。但是，在“已经变成农业或工业领域的企业家”之后，他的选择并不比产业工人或耕种土地的农夫更多。即使他贷款给一个“地主或企业家”，跟当时的工人和耕作者不同的是，他能够“处置他自己的身体”，但关于他自己的资本，他却没有更进一步的选择，因为它已经“沉淀在企业的预付中了，无法在不损害企业利益的情况下把资本抽回来，除非用等值的资本去替代”。^[166]贷款者“就自己的身体而言，他属于可以自由支配的阶级，因为他不用从事什么业务工作，但就他的相关的财富的特性而言，他又不属于那个阶级”。^[167]

另外一方面，贷款者或资本家从他的钱上所得到的利息“是可以自由支配的”，这是从他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用它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但只要跟农业、工业或商业相关，那他就不能自由支配，因为它们不会无偿地给他提供利息。利息是由资本品一般的丰裕度或稀缺度决定的，因此是“垫支的代价和条件；没有了垫支，企业就无法经营下去。如果回报减少了，那么资本家就会抽回他的钱，事业也就完结了”。利息的这个数目，因此只决定于资本品一般的丰裕度或稀缺度，“应该是不受侵犯的，而且应该享有完全的安全性，因为它是为企业所进行的垫支的代价；没有它，企业就无法继续下去；损害它，就会增大所有企业为垫支付出的代价，这样就会减损企业本身的利益，也就是说，会减损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

它不同于支付给地主的地租，这是就他们自己并不为工资或利润在土地上的劳作而言的，或者是就不垫付资本以取得利息而言的。

“社会中其他的阶级所得到的只是工资或利润，这些工资和利润要么是靠所有者从他的收入（像地租这样的净收入）中支付，要么是靠生产阶级的代理人从留出来满足自己需要的那部分中支付，为此他们不得不从产业阶级那里购买商品。无论这些利润是分配给工人的工资，还是分配给企业家的利润，因垫支获得的利息都不改变它们的性质，也不会增加劳动价格之外由生产阶级生产的净收入的数目；在这个净收入的数目中，产业阶级只参与分享其劳动的代价。

“那么，除了土地的纯产物之外没有任何收入（交给地主的净收入或者地租）的主张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其他所有每年的利润不是由收入来支付的，而是构成了用来生产这种收入的费用的一个部分。”^[168]

杜尔哥对此的解释不是基于魁奈的“自然权利”学说，而是基于一种历史的分析，这种分析将会被看做是一种对历史的、经济的、制度的阐述。^[169]

第一，是原始的土地耕作者之间的地域分工和产品交换。

第二，劳动者被这些耕作者所雇用，或者是工匠的产品由耕作者来支付，前提是“后者的劳动使土地的产出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需要”。

第三，劳动者除了辛劳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出卖，他们的工资“由（和耕作者签订的）契约所确定，而后者会尽可能地压低给他的工资。因为他可以在大量的工人中进行选择，所以更喜欢用最便宜的工人。而工人被迫降低价格，并且彼此竞争。这种情形在每种工作中都会发生，事实上也的确发生了，那就是工人的工资仅限于获得他自己的生活资料。”

第四，耕作者的地位不同。

“土地直接给他支付了劳动的代价，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人，也不依赖于任何劳动契约。大自然不会跟他讨价还价，不会强迫他用绝对必需品满足自己。自然所赐予的，既不对应他的需求，也不对应他工作日代价的契约性估价。那是土地生产力的自然结果，也是他用以使土地更为肥沃的各种手段的智慧的自然结果，这种智慧远胜于辛劳。只要耕作者的劳动生产超过了他的需要，那自然作为纯粹的礼物赐予他的这一多余的部分，就是他辛劳工资之外的所得，他可以用来购买社会其他成员的劳动，后者出卖劳动给他只能养家糊口。耕作者在他的生活资料之外还积攒了一笔不受他人控制、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他买来的，而他却可以出卖它。因此，他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些财富经过流通，让全社会的劳动充满了活力，原因在于他是唯一一个自己的劳动所生产的高于其劳动工资的人。”

最后，当人口增长而土地变得稀缺时，耕作者本身会变为佃农，起初是作为自耕农，然后是成为资本家。

“土地人满为患，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最好的土地最终全都被占了，为后来者剩下来的只是最先来的人不要的贫瘠的土地，但最后所有的土地都找到了自己的主人……所有权可以与耕作的劳动分离开来，而且很快也就分离开了……土地所有权作为商业对象，现在可以买进卖出了……不少所有者……拥有自己耕作不完的土地……他不是把自己全部的时间都用于辛勤的劳作……而是宁愿把多余的一部分给愿意为他耕作的人……耕作者现在跟所有者区分开了。由于这一新的安排，土地的产物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包括耕作者的生活资料和利润，还有就是他的资本的利息；剩下来的就是不受他人控制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部分，这是土地作为纯粹的礼物赠给耕作者的，是在他的垫付和劳苦之外赐予他的。这是所有者的部分，或者说是净收益，有了它，他不用劳动也可以过活，而且他可以想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就用在什么地方。因此，社会被分成了三个阶级：一个是耕作者阶级，我们可以为它保留生产阶级的名义；另一个是工匠和其他从土地的产物中获得薪酬的阶级（他们的所得都不会多于劳动的报酬）；再一个是所有者阶级，这些人不会因生计的需要而被束缚于一种特定的劳动，他们是唯一可以因社会的普遍需要而被雇用的人，譬如说，用于战争和司法管理，他们要么是亲自服务，要么是从自己的收入中支出一部分，国家或社会用这部分收入雇人来履行这些职能。因为这个原因，最适合这个阶级的名称是自由支配的阶级。”^[170]

那么，这个净产物——属于地主这样的自由支配的阶级、经济上必须付给劳动阶级以及作为垫付的利息付给资本家的数量之外的净剩余——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它不是来自于他们的储蓄，“尽管所有者拥有较少的剩余，且他们的储蓄也比较少，但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所以有更多的欲望和热情；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更有把握；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愉快地享受它，而不是如何增添它；奢侈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但是，其他阶级的工薪阶层和企业家，如果他们拥有“超过自己的生活资料的剩余……就会投入自己的企业；他们忙于增加自己的财富；劳动让他们远离昂贵的娱乐和欲念；他们把自己所有的剩余都节省下来，再投资于自己的生意，所以就增加了剩余”。^[171]如果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既不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劳动，也不是来自于他们的企业和储蓄的利息，而是来自于劳动所增加的产物、企业、他人的储蓄，那么地租的一部分就是纯粹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所赐的免费礼物，而另一部分是强制性的收入，是靠压低没有土地的自耕农和雇佣劳动力的报酬得来的。

因此这些地主应该承担所有的赋税。尽管地主会受到损害，但资本家不会受损害。

“如果固定独自承担了给靠公费维持生活的人的赋税，那么只要这种赋税一调整，购买土地的资本家就不会把留作这一赋税的那部分收入计入他的货币利息中；同样地，今天一个买了一块地的人，是不会购买教区牧师所收的什一税的，甚至是已经知道的税都不会买，他只会买扣除什一税和各种税捐之外剩下的收入。”^[172]

难怪贵族们因为杜尔哥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而摘了他的乌纱帽，但后来暴发的农民、工人和资本家的革命却让他们自食其果。法国大革命没收了贵族的土地；要是按照杜尔哥的做法，只会增加他们的赋税。

应该把杜尔哥关于边际生产力的描述跟五十年后李嘉图的说法进行比较。杜尔哥的理论是一种货币论，而李嘉图的学说则是劳动论。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他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对于他们来说，土地财产的价值都是一种财产权利，但地主作为单纯的所有者，并未因此对社会有任何贡献；而资本品的价值代表的却是为社会所进行的等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而且他们都认为，没有财产的劳动者得到的只是最低的生活资料，不过他们却是通过相反的路径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这个路径关系到地租的原因，而土地财产的资本价值则是由地租决定的。就产生于“原始的、不可毁灭的”土地属性的差异而言，李嘉图的“地租”是大自然在耕作边际上较大的贫瘠与在更好的农业用地上较小的贫瘠之间存在的差异；杜尔哥的地租是从大自然给地主的免费礼物中产生的，是资本家在李嘉图所描绘的同样的耕作边际之外获得的收入。但他们都认为地租还是由工资水平决定的：工资低，地租就较高；工资高，地租就较低。

李嘉图只看到了农业中的报酬递减和边际生产力原则，但杜尔哥却认为一切制造业、商业和工业中都有这一原则。因此，李嘉图在农业中赋予了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一种因果关系的力量，这种力量调节着所有商品的价值；但杜尔哥却在所有的行业中给资本品的总的丰裕和稀缺赋予了因果关系的力量，这种力量决定着一切行业中的边际生产力的高低。

他们通过货币和非货币的路径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李嘉图省略了货币，代之以作为“资本”的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所以资本变成了“物化劳动”的数量；而杜尔哥则保留了资本是由货币流通中所支付的价格形成的观点，因此他的资本变成了“物化的货币”。

李嘉图的资本品是按工时衡量的劳动力的产出，而杜尔哥的资本品则是以货币为尺度的投资的支出。

另外一方面，杜尔哥的资本是未来净收入的现在价值，而李嘉图的资本则是资本家投在劳动的生活资料上的过去的一部分总产品。

显而易见，杜尔哥和李嘉图从货币和非货币的假设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他们进行的推理都是在金属货币时代，而不是在银行信用时代；是在个人企业时代，而不是在运行中的机构的协同行动时代；是在工具时代，而不是在劳动大军操作的大工厂时代；是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中刚刚开始或半开始的时代。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为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如果我们把杜尔哥的分析转化为后继的经济学家同等的术语，那么他的“价值量”仍然是资本，而不是作为一种价值的总量，是作为一种现在的估值，或者如他所言，是预期净收入的一种“估价”。这种“估价”有很多名称，例如资本、资本价值、资本化、投资资本、垫付、债务、信用。估价不是用羊或者小麦来进行的，也不是以金银来计算的，而是以银行债务来计算的。我们所拥有的不是流通中的白银的流动，而是商品市场上现在和预期的交易的重复，是把因此而发生的债务卖给银行以换取存款的信用，这些东西构成了资金、购买力、交换价值的尺度，它们相当于杜尔哥的流通中的白银的价值。信用交易的这种重复是由运行中的机构的代理人来进行的，正是这些运行中的机构继承了杜尔哥的地产。机构的所有权，或者干脆说机构的预期净收入的所有权，是用公司的债券和股票来代表的，或者是由土地财产的债券和证券来代表的。证券交易所变成了杜尔哥的“价值量”市场；商业银行变成了债务市场，代替了他的白银市场；在商品市场上，他的“资本品”的价格和数量是个体账户上的借方账目的重复；他的资本品的边际生产力以及与它同义的资本的边际收入，变成了运行中的机构的“债券收益”和“股票收益”，商业利率就是围绕着它们在波动的；他的利息对价值量的比率，变成了债券与股票价格的涨跌，与债券收益和股票收益呈反方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