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劳德说：“如果有人问，什么发现对人类财富的影响最为深远，可能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是，人们发现债务是一种可以出售的商品……当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说‘信用在增进国家财富方面的作用胜过全世界所有矿山的千倍’时，他的意思就是指债务是可出卖的商品或可出卖的动产的发现，也就是说，它可以像货币那样使用，而且会产生货币的一切效果。”[5]
按照麦克劳德的观点，这种可出卖的商品就是“财富”，我们则称之为“资产”。
实际上，债务和所有权都不是财富，它们是制度。按照数量的观点，我们称之为资产和负债，我们认为这就是商人的资本的意义。由于法律上创造了流通性，加上十七世纪的时候逐渐接受了商人的习俗，因而债务成为了像商品的所有权那样可出卖的东西，而且特别像法定货币商品——铸币。当银行家买进一笔债务时，他不是在买一种具体的物资，他买的是被称为债务的制度。当一个制造商买进具体的物资时，他买的不是物资，而是物资的所有权。
人们一直指责麦克劳德把同样的东西计算了两次：一次是作为具体的东西计算的；另一次是作为财产权计算的。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名字一直不见于权威的经济学家的名单中，[6]尽管他关于银行贴现的原则在调节黄金的流入和流出方面是一项伟大的发现，后来被英格兰的银行所采用。
麦克劳德的确把某种东西计算了两次，但并不是东西和对这种东西的权利，因为他在经济学中完全排除了有形的东西，他计算的只是债务和商品的所有权可转让的权利。然而他把其他的东西计算了两次，也即他计算的是两种类型的财产权——有形体的财产权和无形体的财产权，他把它们在一年中算作了两种存在物。他把无形的财产算作一种债务，其实那是对债务的否定。
既然他是第一个，实际上也是唯一一个分析法律权利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而且他的分析是基于一个法学家渊博的法律知识进行的；[7]既然他的谬误和他的批评者的误解让经济学家们坚信，要用边沁的痛苦与快乐代替布莱克斯顿的法律和习俗，那么我们就应该找出麦克劳德的谬误所在，从而发现并纠正它们。因为我们认为，只要排除了他的物质比喻和双重计算，那么建立关于财产权的经济理论的思路就清晰了，就如同他试图做到的那样。
麦克劳德体系所基于的基本观念，尽管由于物质的比喻让人混淆不清了，但却是在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意义中所包含的未来性原则。对于麦克劳德来说，未来性将自己客观地体现在了现在的“经济量”中，也就是体现在了信用中，信用在这里相当于债务。
要对麦克劳德恰当定位，也许最好是从庞巴维克所作的批评开始，后者本身在所有的经济学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将未来性引入主观的经济学之中的时候，把自己主观的未来性与效率的技术概念重叠在了一起，恰如麦克劳德将自己法律上的未来性与物质的比喻重叠在了一起一样。他把“权利与关系”排除出了经济学理论，就如麦克劳德后来把庞巴维克的心理学的东西排除出了经济学理论一样。在麦克劳德看来，心理的欲望虽然是基本的，但不能量度，因此不能作为科学的基础。但在庞巴维克看来，权利是社会关系，包含了双重计算。
庞巴维克评论说，[8]经济学家向来是在从单个的物质对象（例如新鲜的饮用水）中得出的四个独立概念间进行选择的：第一个是物质的东西，例如水；第二个是其内在的客观属性，即有用性和效用；第三个是它对人类有用的服务；第四个是对水的权利。
这些概念中的第一个，即物质的东西本身与其属性无关，庞巴维克正确地否定了它，因为除了作为有用属性的载体外，它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事情就是选择某些特定的属性，从其他属性中抽象出来。麦克劳德的属性就是交换性，他认为这跟“财富”是一回事，而这是庞巴维克所有四个概念所共有的。(www.xing528.com)
这几种意义就这样融进了“财富”这个词中，同时被庞巴维克区别为了第二、第三、第四个概念，要是对此进行检验的话，那我们将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不同学科的出发点，而每一个都是在“经济学”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其中每一个在现代的研究和教学中都是被区分开的。庞巴维克的“内在的客观属性”——有用性和效用，我们称之为技术的使用价值——是工程经济学和家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麦克劳德的交换性或“将之引入商业”的检验无关。庞巴维克的“对人类有用的服务”是财富的生产与消费，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欲望的满足，而这已经变成了家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9]他的“对水的权利”是法律控制的研究对象，就是法律通过权利、义务、自由、承担风险对人的控制，这是制度，麦克劳德是其创始人。
重农学派和李嘉图是农业和工程经济学家；包括庞巴维克本人在内的享乐主义者，是家政经济学家；制度学派则是所有权经济学家。由于词的双重和三重意义，由于类比、比喻和人格化，这些不同的学科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混淆和重叠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属性”都是在包含其他属性的“领域”中发生作用的，对其中任何一个属性的选择都是分析、试验、判断和目的的精神作用。
麦克劳德的前辈，也即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家，选择了第二个属性，也就是使用价值，但却把它跟其他的属性混在了一起，而它们的“嫡系”真传是工程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心理学派的经济学家，像庞巴维克本人，则选择了第三个属性，即对人类有用的服务，而它们的嫡传是家政经济学。但那些被称为是制度经济学家的人选择的却是第四个属性，也就是财产的权利。
对麦克劳德的误解部分地源于“财产”的双重意义。麦克劳德对此进行了澄清，但并没有被理解。
他说：“大多数人，当他们说起或听到财产时，想到的是某些物质的东西，例如土地、房屋、牲畜、货币等。”但这并不是财产的真正意义。“财产这个词，按照其真实而本来的意思，并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使用和处置某些东西的绝对权利……财产……在它真正的意义上，完全是指一种权利、利益或所有权；因此，把物质的东西叫做财产跟把它们称为权利、利益、所有权同样荒谬。”[10]
他继续说，经济学要研究的并非“土地、房屋、牲畜、谷物”，而是土地、房屋、牲畜、谷物“以及一切其他的物质的东西”中的“财产”。财产跟财产权利是一样的，除了因为它们能被合法地占有，并能被合法地转移空间位置，物质的东西对于经济学没有任何价值。其他任何类型的持有或转移就是侵占、掠夺、偷窃。其他学科研究的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对物的合法权利。这样，他就把物质的东西推给了未来，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经济量”，那种对物的未来使用的现在的权利。
既然麦克劳德如此排除了来自其前辈的物质的东西和这些东西的所有权的双重意义，那么他完全是在未来东西的权利的意义上在研究财产，所以对他的理论的批评就不应该针对他所假设的对物和权利的双重计算，而应该针对他关于权利本身的双重计算。这产生于他的信用一词的双重意义，以及他不能让自己完全摆脱前辈和经济学家的物质类比。对财产和物质进行了两次计算的正是他的批评者，而且他们忽视了麦克劳德的声明，那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把物质的东西算作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
然而，他把误解留给他们的原因，在于他用他们的物质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意义。他把同样的东西只计算了一次，是作为财产权利的交换性来计算的，他称之为“财产”，而且赋予了一切财产权利一个他所谓的经济量（“信用”）的意义。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商品就是财产，因此，作为一个常量，这样他们就可以让自己致力于研究物质的具体生产、运输、交换和分配，而不用考虑假设的等价属性——财产权利——的任何变化性。但麦克劳德排除了属于其他学科的物质的东西，让自己专心致志地研究那些东西的权利的变化性。事实上，一个特定种类的财产权利，“可出卖的债务”是独立地变化于在它自己的债务市场上的，对他来说，这个事实就是他的体系的出发点。可是，在这方面，可出卖的债务与普遍意义的财产权利没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一切财产都是信用和债务，原因在于那是从别人那里接受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预期，而这不过是可以买卖的预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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