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答这个疑问的时候,必须要把握住几个点,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对欧美的第一波冲击来源于对疫情预期的极度变化,这种极度变化使欧美金融市场所存在的固有问题全面显化,从而导致欧美金融市场出现史诗级的市场大震荡。那么要对冲这种震荡,特别是震荡所带来的流动性枯竭所带来的群体恐慌,需要全球的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充分的安全资产,在极度恐慌的环境下这个安全资产就是美元。在非常规、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常规货币注入模式一是量不够,二是对冲的针对性、目标性不够。所以美国选择采取零利率加无限度量宽,再加上2.5万亿贷款支持这样的货币政策,这与美国市场的震荡密切相关联。
其次,我们也会看到,对冲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与各国的管控模式相关联。在欧美这种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下,政治家在目标函数的约束下平衡是救经济还是救人。这样的平衡关系决定了欧美国家会以货币政策打头,而不是简单的财政政策来打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欧美的财政政策空间是有限的,政府的债务率已触及其上限,通过财政政策全力救助可能存在问题。我们看到,欧美对冲政策中一个很重要的新变化就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通过央行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大规模注入流动性,来配合财政扩张,才能使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实施。(www.xing528.com)
最后,回过头看中国,我们会发现,第一,疫情在严格防控的模式下并未带来海啸级的金融震荡,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也未出现流动性枯竭的危机。因此我们在货币政策上,不必采取欧美这种模式进行对冲。第二,在疫情严控期,停工停产使经济社会暂时停摆,但疫情管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我们在复工复产过程中,更多是采取供给侧的扶持和帮扶。这种帮扶财政政策是先导,而我们恰恰在财政政策上有很充足的空间。2008年、2009年这种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模式给我们的市场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大家有一个共识,利用大水漫灌来对冲疫情影响是难以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的,我们的政策组合应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既适应我们的冲击特性,又适应我们的政策空间,也适应我们的这种决策模式。目前货币政策的定位,与中国经济的运行和疫情的防控是相契合的。简单复制欧美超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和疫情防控,并不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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