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防疫体制与大规模传染病流行

曾 光

作者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事就是从2020年年初开始，更早是从2019年12月下旬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都知道，这场疫情首先在中国流行，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关注的焦点，甚至有些人对中国有一些讽刺、挖苦和不理解，还有些人认为中国“封城”建议是违反人权的。

但是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中国成功地控制了疫情，而曾经看热闹的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疫情如火如荼。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已有三百多万病例，最严重的恰恰是欧洲和美国。

实际上，过去中国的公共卫生在世界上并不是很先进，我们都向欧美学习，特别是向美国学习。早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我有幸做访问学者，到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习公共卫生，那时候觉得中美差距非常大。

到现在，我认为中美公共卫生的差距还是非常大，可以说美国一直是引导者。最早到中国帮助我们开展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美国专家是我请来的，他和其他的美国专家与我一起工作了十几年，他们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的对门，2019年9月他们才撤走。

于是，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作为学生，公共卫生基础又远不如美国，在首先暴发疫情的情况下，却能很快控制疫情？为什么作为我们公共卫生的老师——美国疫情控制得一塌糊涂？这个问题不要说别人，就连我这个非常了解美国的人事先都没有想到。

美国以举国体制来应对传染病大流行，是一百年以来的第一次。上一次传染病流行是1918—1919年，即西班牙流感流行。此后发生的传染病流行公共卫生事件，都来得没有这么急，规模也没有这么大。总而言之，通过卫生系统就控制了，不需要政府走到前台，也不需要举国应对。

但是中国情况就不一样，我们是17年以来的第三次，有经验了。第一次是2003年的SARS。SARS也是在我国首先发现，从广东流行到北京，也到了国外，涉及三十多个国家。我们的经验何在呢？关键是中国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光靠卫生系统来解决问题，政府要走到前台。对政府来说，选择正确的抗疫道路非常重要，当时中国的政治家虚心听取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SARS在广东流行的时候，我是卫生部和广东省联合调查组流行病学组的组长，钟南山是临床组的组长，我们一起工作，那时我们经常见到省委书记、省长，并随时向他们反馈专家意见。

到了北京后，我又成了首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联防联控联合指挥部的顾问。北京是属地管理，由北京市委、市政府牵头，中央各部委都参加，我被聘请为顾问，参加相关会议并提出对策建议，后来有幸在2003年4月28日受卫生部派遣，前去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做关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科学防治主题的讲座，实际是讲公共卫生防治的对策。

中国控制SARS的流行，靠的是科学。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能够开这把锁的首先是公共卫生，是采取隔离措施，把病人集中收治，将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这样的措施，很快被决策者采纳了。那时我们开展的联防联控机制本身就是个发明，各单位都要参加。首都SARS联合防治指挥部除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以外，像卫生部、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农业部、中宣部等领导全都集中在一起开会。遇见问题当时决策，第二天就检查。

第二次是2009年甲流的流行。甲流流行起源于美国和墨西哥，但是美国把它当成一种流感没有设防，也没有采取措施防止疫情从美国输出。当时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各国不断升级防疫级别，中国都有响应。中国打了很艰苦的防疫战，从口岸开始堵截，到进内地后及时发现及时控制，苦战了三个月，研制出疫苗后才放缓。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三次，有前两次的前车之鉴，所以这次有经验了。打甲流那一仗的时候，跟我一起工作的美国专家还笑话我们，不就是流感吗，用不着这么防，美国没防也没出大事。

这次他们同样是这样的认识，一开始把新冠病毒当成大的流感，不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没有认真做好准备。

从SARS开始到甲流，中国都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无论穷富，无论城市和农村，一律免费检测、免费治疗、免费进行医学观察。可是在美国就没有这样的体制，一开始检测试剂出不来，耽误了时间。真正开始检测时，又要付费，穷人付不起。之后可以医疗保险报销了，但只报销一部分，且美国有28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所以这些是它的社会问题。另外，防治对策上美国也出了问题，中国继承过去SARS和甲流防控的传统，既要防病治病又要防止病毒传播，可是美欧很长时间只管看病，不管病毒传播。中国对每一例病人都做流行病学调查，找到密切接触者并严格控制。

相比之下，美国很多轻症病人，甚至相当一部分重症病人都没得到及时治疗，加上美国封城禁足提得晚，提完以后老百姓响应得也没中国这么好。美国最高领导人不会迅速、虚心采纳专家的意见，好像总统什么都懂，可实际上很多事他确实是外行。(www.xing528.com)

2020年1月3日，国家疾控中心的高福主任就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1月4日向美国CDC主任通报了疫情。因为中美两国有公共卫生合作关系，所以美国知道得很早。说中国瞒报疫情，我觉得美国确实应该问问良心，问问自己够不够绅士。

现在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因为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太大了。但疫情何时结束，以我的观点来看，不取决于中国，甚至也不取决于美国和欧洲，而是取决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即预防控制最差的国家。如果中国疫情流行的高峰作为第一波，欧美作为第二波，那么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三波才刚刚开始。只要有一个国家控制不好，全世界都不得安宁，都要接种疫苗。

但是主要国家疫情平息还需要较长时间，欧美国家不会突然就能控制住疫情，即使欧洲的疫情在下降，也是在高平台上下降。群体免疫理论是指防不了病毒，就干脆让病毒感染，希望只感染年轻人，年轻人都感染后，差不多人口的50%、60%以上都感染了，病毒就流行不起来了，老年人也就保护下来了。其实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首先，他们不了解传染病流行的历史，过去的传染病包括天花、麻疹、百日咳、白喉、流脑等，在没有疫苗以前，流行了那么多年，都是想群体免疫，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真正通过群体免疫就控制住传染病。

其次，群体免疫的计算有问题。他们把全世界的人口当作均匀分布，实际上全世界的人口是不均匀的，世界分成那么多国家，每个国家又分成那么多不同的单位，人与人之间互相接触的机会也不一样。即便病毒流行，也有流行到的地方和流行不到的地方，传染源总存在，总是不断出现暴发流行。历史上的传染病连续上千年流行不断，没有一个因为群体免疫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会例外。

所以我认为，有效控制疾病取决于疫苗研制的速度。全世界易感人群接种疫苗后会迅速控制疫情，这需要全球一盘棋。比如美国和中国在疫苗研制中暂时领先，还有很多欧洲国家甚至跨国公司都在花大气力研制疫苗，疫苗研制出来后除了满足疫苗研制国家的需求外，还要满足全世界的需求。疫苗的需求量非常大，以中国为例，每年出生的儿童是1500万，国家的计划免疫实际上是每年给这1500万的儿童接种，而现在易感者是全中国14亿人，几乎相当于计划免疫的100倍了。

给这么大人群生产安全、有效的疫苗，并且都要接种好，绝非易事。全世界70多亿人，包括处于战乱的国家，都要接种到更不容易。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和平、安定的世界环境，没有协作的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协调和引领的作用的话，这些愿望很难实现。所以，我判断这个仗会相当长，可能要做好新冠病毒长期和人类共存的心理准备。有了疫苗，控制住疫情后，新生儿童还是易感者，那么就像现在其他疫苗接种一样，成年人全都接种过疫苗，每年就只给新生儿接种，即将新冠病毒纳入我们的计划免疫，这样全世界就不再怕了。

世界经济的恢复要加速，但加速的同时也要慎重。现在很多国家，确实要提醒他们复工复产需慎重，疫情再反复的风险很大。即使在欧美这样的国家，绝大多数人群还是易感者，病毒还在传播。

如果疫苗研制成功，不论是哪个国家先研制成功，都是人类的福音。各个国家应该合作起来而不是对抗，特别现在不应该“甩锅”，应该客观地看到自身防控出现的失误。通过这次防控，也给欧美国家上了一课。如果再来一次这样的大流行，他们的表现一定会有很大进步。

这里我要强调一点，中国防控胜利了千万不要有一种误会，认为中国公共卫生的基础很好，实际上不是的。这段时间中国公共卫生正处于比较困难的时刻，SARS流行的时候，一开始公共防控混乱就和公共卫生处于困难时期有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总说预防为主，为什么总宣传预防为主，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没有做到预防为主，所以才经常宣传。有些地方做得不错，比如计划免疫工作，但是整体的公共卫生体制凝聚力不够，很多骨干人才都在离开这个队伍，选择更适合他们的地方。特别严重的是现在国家公共卫生学院，特别是一流的公共卫生学院，比如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复旦公共卫生学院、协和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生到疾控系统工作的人不到2%。而我们的系统最需要这些高智商、知识面比较广的人，需要他们不断学习医学知识、公共卫生知识，还需要他们有社会医学知识、法学知识，有满腔热情和奉献的精神，有和决策者打交道的勇气和智慧，以及动员群众的能力，这样的人才现在确实是不可多得了。

如果公共卫生系统不加强、不重视，可能还要遇到更大的麻烦。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需要注意这个问题，过去有人错误地认为公共卫生问题可以在医改中解决，实际上是不了解公共卫生。什么是公共卫生？这次新冠病毒防控给大家展示了公共卫生的观念，公共卫生一定是捍卫和促进公共健康的事业。

为什么武汉要“封城”呢？高级别专家组是2020年1月18号到的武汉，1月19日研判疫情。我曾主管全国传染病疫情监测17年，鉴于1967年大串联诱发全国流脑大流行的教训，我强烈意识到，那时候武汉的病人据统计不到300人，但是如果经历春运，500万人离开武汉，情况会非常危急。1月20日上午见到国务院主管领导以后，立刻报告。当天晚上面向记者发言时，我代表专家组呼吁武汉人不要出城，外地人不要进城。党中央英明决策，1月23日武汉就“封城”了，而且是果断的措施。这个“封城”惨烈在没有预案、没有准备，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党政领导没有准备、社会生活没有准备，造成了很多麻烦。但是没办法，如果晚几天封城，中国可能会出现好几个武汉，世界的形势会比现在糟糕得多，所以很多苦难都由武汉人承担了。应该向武汉人民致敬，向一切援助武汉的人致敬，武汉“封城”成了中国疫情真正的拐点、转折点。

中国公共卫生确实是说来话长，过去有一句话叫财神跟着瘟神走，公共卫生过去一贯是这样的。没有传染病流行了，公共卫生就会低落，重视的人很少。因为公共卫生问题不是政府首长们经常想到的问题，只有传染病流行了，他才会想到。SARS以后国家确实是很重视公共卫生建设，那时候给各级卫生疾控系统都盖楼买了设备，对急救中心也进行了建设。但是以后的很长时间，特别是过去医改的10年，实际上是公共卫生滑坡的10年。尽管滑坡、从事公共卫生的人待遇很低，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们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足的是这个贡献被报道得很少。我提几个问题：是谁揭示了这个疾病的自然史、呼吸道传播？是谁提出的要戴口罩、要洗手？是谁发现潜伏期具有传染性？是谁调查了最常见的潜伏期是14天，并且成为国际标准？这都是搞公共卫生的人提出的。是谁做的流调，发现每一例密切接触者，把他们都集中医学观察，使他们不再传播？我觉得这些公共卫生研究员起的作用相当大，钟南山院士有一句话说得好，“和临床相比，公共卫生地位低”，我觉得是这样的。在卫健委所表彰的人数有限的疾控系统的人里，我培养的学生占了将近四分之一。

我希望社会上要像关心临床医生一样关心公共卫生，尊重公共卫生的贡献，了解公共卫生都在做什么，特别希望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以后，中国能开展公共卫生改革，巩固公共卫生的队伍，把中国公共卫生队伍真正建设成一支捍卫中国公共卫生安全的能够战斗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