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粒虽小，但它承载着民生国计。那时，我们国家对盐采取的是专营制度，由地方向上报计划，我们根据具体需求，经装卸发往各地。对于我们盐业系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供应，让老百姓都吃得上盐。但这其中，也经常碰到让我们头疼的难题。
20世纪80年代，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需要运送的军用物资非常多，我们用来运盐的车皮很紧张。最要命的是，宁波几百公里外的金华市当时发生了一件因盐而起的大事。政府按计划发放了盐票，但未料到宁波的盐迟迟没有送达，导致“哀鸿遍野”，这样的形容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不计成本地找来汽车，通过一辆辆汽车将金华人民的“生命之盐”从宁波送出。为什么说是不计成本？因为当时的运输费都是由我们单位出的，为了金华百姓能吃上盐，这些钱必须要花。看着一辆辆解放车从仓库门口开走，我真的是松了一口气，也切实体会到缺盐的忧虑。
回望过去，我一直算是个相对幸运的人。从基本生活来看，我刚做装卸工的时候，每个月到手工资有32元，比一般外头的工人要高。1980年结婚，女方要求我家准备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当时凤凰牌自行车是“有价无市”的代名词，但是单位替我解决了这张“车票”，让我顺利地买到了自行车。
当时我们盐业站有两种编制，分别是国有企业编制和集体编制，同工不同酬大概是当时企业的通病。不过还好，我的妻子是国有企业编制，1983年的时候她们单位分了房子，位于现在江北区的浮石社区，我和她终于住进了属于我们两个的家——虽然那间筒子楼小屋只有32平方米，但我们一住就是36年。在当时来看，有一个自己的家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事啊。现在我们依然“扎根”于此，可以说这个房子见证了我们的青年和中年，陪伴着我们的老年。(www.xing528.com)
从工作方面来看，我也自认为是比较一帆风顺的。2000年前后，我们单位进行了体制改革，我幸运地留了下来。去留的标准是是否有文化、有技术，如果二者不能占一，那就买断工龄，也就是下岗。下岗对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是相当沉重的打击。
当时我也算是个干部了，我们每天晚饭都不吃，分组去下岗的工人家里给他们个人和家属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配合。当时人人都指着我们鼻子骂，昔日的同事成了敌人一样。我们也理解他们的苦处，但是不得不服从组织的安排。最后我们都完成了任务，从这些离开的同事眼中我看到浓浓的不舍。我想，这不仅是对工作的不舍，也是对宁波盐业人这个身份的不舍吧！这让我更加珍惜手中的工作。
现在想来，宁波盐业中转站所在的孔浦算是当时宁波比较繁华的地方了。宁波最早的公交车——1路车从这里经过，运载着成百上千的工人上下班。我们盐业站在木材厂和木材公司中间，离省中转冷库、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不远，这一带基本都是省级单位。我们盐业站建有仓库、加工车间、铁路，从码头通往外边的公路也修得很好。虽然不及宁渔公司生活设施丰富，但在这里上班的我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走到了管理层。和宁盐的33年，我充满了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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