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治理理论在研究中的适用性分析

协作治理的核心即怎样利用多种力量融合产生的整合力来治理公共事务，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在许多国家及地区，政府政策在管理公共事务和解决公共问题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假如众多政策自身已具备一定的科学合理性，那么达成努力目标的焦点在于执行。公共政策执行的现实表明：在公众或社会组织缺失的境况下，仅仅依赖政府一方的推动，常常造成政策功能漏洞；与此相反，倘若能在多元主体之间展开共同行动，则可能极大地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力。因而从政策执行层面来看，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和协作治理之间存在固有的契合性。

第一，协作治理有利于社会各方住房参与意识与能力的提高。传统公共行政提倡政治-行政二分法，指出公众的关键作用就是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可归属到政治参与领域；行政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活动，由价值中立的职业化官员担任，只对民选官员负责，并由他们展开监督。在该理论影响下，行政活动促成管理人员与民间组织和公众之间的隔离，行政体系对于回应社会他方缺乏应有的动力和责任。而在协作治理发展中，各方参与主体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目标，在统一的规则体制内展开有序交往，并慢慢趋向公共利益。以住房政策执行为例，政策参与各方秉承住房公平的相关标准及原则，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充分调适自身利益诉求，不断填补产生出来的住房阶层差距，即提供公共住房。“从而，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稳妥地矫正政府的行动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106]也正是由于营造出这样的住房政策执行环境，各社会组织与广大公众才能深刻体会积极参与对于自身的重要性，并准确感知住房政策参与中所赋予的权利和拥有的义务，进而使得住房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获得逐步积累及实在提升。

第二，协作治理有利于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住房产品和服务。众所周知，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异常繁杂，不仅包含纯公共物品，典型的如国防、国土安全、法律秩序等，同时也涵盖诸多准公共物品，如公共教育、住房保障、高速公路等。但是，由于竞争激励机制、监督惩处机制的欠缺，导致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及服务时的低效，甚或产生政府官员寻租腐败行为。协作治理理论在应对社会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关于加强政府、经济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集体行动的观点，有利于对这一问题加以完满解决。因为公共住房属于准公共物品，政府可以依据此种公共物品的独特属性，在供给公共住房、满足中低收入阶层基本居住需求时，对公共住房的提供对象及政府自身的供给能力采取多样化的选择方式。有的可由政府直接生产提供，如各级政府通过制定带有倾斜性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等直接投资建设廉租住房；有的可通过成立公共企业或交由私人机构建造经营，如实行公共定价或政府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或非营利部门兴建公租房或经济适用住房。比较而言，在多数情形下政府需要动员社会其他组织，采用契约外包或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来组织公共住房的生产与供给。在共同行动中，各级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之间产生了稳固的相互依存关系，政府的主要定位在于凭借协作网络来保障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住房产品及配套服务。

第三，协作治理有利于公共住房政策执行力的提升。由于社会现实存在的种种壁垒、制度性障碍和各种人为制约因素等，使得公共住房政策的施行远比市场决策复杂艰难，所以常常导致公共住房政策执行失败或失效，达不到原本的维护社会公平的目标。虽然在公共住房政策制定之初，政府就预设了形式不一的社会组织或公众参与渠道，如各式各样的居民住房情况调查、网络听政问政等，以便尽可能地兼顾社会住房利益需求，但是，在公共住房政策实际执行中，即使一项住房政策设计得再完美，由于执行主体对住房政策认识的严重不足、执行组织本身的固有缺陷或住房利益相关者的博弈等原因，公共住房政策的公平实质也难以充分发挥。协作治理提倡政府机构和社会各方行动主体在平等的条件下展开沟通和磋商，产生深层次的理解与信任，并力求在不一样的利益团体之间维持动态平衡。与此同理，随着民间建房组织的不断壮大和公众参与住房政策行动的意识与水平渐涨，在公共住房政策执行时强调多方协作，可以有效增加弱势群体在住房决策中的砝码，也有利于提高住房政策的认同度和服从力，确保公共住房政策能真正体现出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偏好，最终提升公共住房政策执行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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