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蕴涵分析

（一）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来源

早在20世纪80年代福利国家发生危机以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已着手对福利社会进行思考和探寻，代表人物有Thomas Boje、Bent Greve、Bob Jessop、Klaus Nielsen、Bruno Amoroso等人，这即是福利国家理论范式转折的开端，“福利型社会”“社会投资型国家”“志愿福利型国家”“积极干预的福利政策”等名词不断地被提出。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可以重建现存的福利制度，以实现把减少结构性不平等的目标，特别是预防被排斥的底层阶级形成的目标与贯穿一生的福利区分开来。”^[36]究竟对福利国家危机执何种态度，在于人们对目前已产生的危机的辨识，反对声多集中在质疑国家兴办福利、降低市场作用和个人地位的方式。于是，学者们着手探究将福利国家看成是一种单独在社会经济系统外运行的超然形式，以及化解福利危机的可能体制。福利多元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建立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志愿机构和家庭之间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以实现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分担。

“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这一术语首先出现在1978年英国的沃尔芬登报告《志愿组织的未来》（The Futur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中，“志愿部门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它对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多元主义特征作出了贡献”，即福利供给存在着多元体系。与之相似的观点还出现在1979年志愿组织国家委员会出版的《变动世界中的格莱斯顿志愿活动》（Gladstone's Voluntary Action Organiz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中，其中讨论到“对法定福利效率的质疑，提出有效的解决途径将更多地依赖于志愿行动”^[37]。福利多元主义的提出，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能够对福利国家危机做出解释，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福利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由于“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混合经济”描述的是同一种现象，所以可交互使用，其福利供给都是由政府部门、志愿部门、商业部门以及非正式部门组成。^[38]在西方政治社会领域，福利多元主义暗示政府主导作用的下降，不再将政府当作社会福利提供的主要源泉；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说，意指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有必要加强其他方面的资源而非仅仅依靠强制性的行为。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社会环境、主流意识形态等千差万别，福利多元主义的具体组成和相应功能的施展也存在一定分歧。罗斯（R.Rose）、伊瓦斯（A.Evers）、约翰逊（N.Johnson）、鲍威尔（M.Powell）、吉尔伯特（N.Gilbert）等分别从不同视角对该理论作出了进一步阐述。

（二）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发展

1.罗斯的福利三分法

罗斯（R.Rose）采用三分法的方式，首先对“福利多元主义”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他认为福利的提供主体由国家、市场和家庭三部分组成。作为福利提供的不同的三方，无论哪方相对其他方而言都具有一定的贡献，社会的整体福利是由国家、市场和家庭共同提供或相互竞争后的混合体，用公式图表示为：TWS＝H＋M＋S。罗斯还指出，虽然国家在福利供给上的作用明显，但它不属于福利供给方面的垄断方，市场一方也能提供福利生产。然而，只是从国家和市场的层面研究福利存有局限，原因在于这两方提供的福利需用金钱来权衡，但是，家庭一方为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提供的照顾属于非货币化生产。倘若不能为市场方和家庭方的福利供给留足空间，就相当于无形中承认国家方面在福利供给中的霸主位置。^[39]在福利国家发生危机的历史时期，罗斯的理论由于强调社会其他部门在福利供给中的功能而引起广泛关注，并由此开启了福利多元主义的研究之路。

2.伊瓦斯的福利三角论

伊瓦斯（A.Evers）认为罗斯关于福利多元的界定过于粗略，提出“应将福利三角置于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情境中，并将三者详细解构成对应的组织形式、投射的价值意义和内生的关系结构。市场经济提供就业福利，个人努力、家庭保障和社区互助是非正式福利的主旨，国家通过正式的社会福利体制将各种资源进行重新分配”^[40]。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条件下，国家与家庭分别提供的福利，可成为社会成员分担市场失败的风险。从此种意义上说，伊瓦斯的理论使得福利三角研究拓宽到经验范畴，为西方国家政府部门解析原有的福利系统提供了一个宽广的理论架构。因为把“家庭”提至与“国家、市场”同样突出地位的福利提供体制有失水准，后来伊瓦斯又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修正。他采取四分法的方法，指出社会福利的根源包括“国家、市场、社区和民间社会”，如表2-2所示。着重强调民间组织在福利提供中的独特功能，提及和先前起到的作用比较，“互助社、自助组织、友谊社等志愿性组织将在社会保障和福利供给中发挥出日益明显的功用。”^[41]对于志愿性组织来说，成功主要在于“官僚理性、市场理性和社区理性”之间搭建的桥梁是否稳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否保持一致，尤其是能否足够重视社会资本对整体福利的重要效用。(www.xing528.com)

表2-2　伊瓦斯的福利多元主义理论^[42]

3.约翰逊的福利四分法

约翰逊（N.Johnson）采用四元划分的方法，建议在福利主体——“国家、市场、家庭”的本原上添加志愿组织，即将福利提供主体剖析成非正式组织、志愿组织、政府组织以及商业组织，注重福利供给的非垄断性与相互之间的均衡。非正式组织，比如邻里、亲友、家庭提供的福利；志愿组织包括互助组织、非营利机构、社区组织等提供的福利；商业组织主要负责职工福利和具有营利性质的福利；政府部门则负责提供直接与间接福利。约翰逊特别强调，“将志愿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加以区别的是组织发展的程度，就其内部来说则存有不同形式。”^[43]他的主要贡献是对福利供给主体展开了更为详尽、与实际更相吻合的结构划分，不但丰富了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内容，而且在人口高龄化、失业普遍、家庭成员单一等社会现实愈益紧张的情境下，充分揭示出“市场、家庭、志愿组织”等非正式组织对福利供给的作用是化解福利危机的必经之路。

4.鲍威尔的福利混合经济

鲍威尔（M.Powell）认为，有关福利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 of Welfare）或者福利多元主义有必要建立“三维度论述”分析供给、融资和规制。福利混合经济的组成包括国家、市场、志愿性和非正式福利。①国家在福利供给中的角色随时间而变化，在某些历史阶段，它采取的是直接供给的方式，而在另外一些阶段，则采取向非国家机构提供资金或支持的方式。②即使在市场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受到攻击的时候，劳动力市场仍然被视作最好的福利提供者；市场比国家更有效率。③志愿性部门通常被划分成两类：博爱和互助；前者倾向于与等级式的劫富济贫的慈善机构有关；后者是指那些横向式的自助活动。④非正式福利带有“互惠”的特点，源于个体间不同类型的密切关系，这种非强制性福利来源于家庭、朋友和街坊邻居提供的帮助。^[44]

5.吉尔伯特的福利多元结构

吉尔伯特（N.Gilbert）把福利多元主义嵌入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认为福利多元结构有两层含义：“一是它可以被视为由公共、志愿、营利或非正式部门四方面构成，社会福利通过这四种部门传送到相应公民手中；二是这四种部门深嵌至福利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领域，尽管它们可以独立运营，但仍与经济市场活动相互重叠。”^[45]吉尔伯特指明，社会与经济市场的区别在于指引福利分配的动机和标准不同，正因为福利提供在公私域之间、社会与经济市场之间互相交错，从而证实了各式政策从相互排斥到兼备相容的演变历程。总体而言，福利三分法和四分法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某些提倡三分法的研究者往往也采用四分法展开分析。不同的福利理论有着不同的福利多元组合内容，无论是三分还是四分法，形成的一致共识是：适用于工业社会的国家保障模式，已经远远落后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纯粹依赖政府一方提供福利没法满足社会整体需求，也难以促进福利体制的可持续发展，多方协作提供福利成为社会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