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设

通过文献比较研究发现，住房公平探究的出发点是保障民众对住所的根本需要。但是，在这一研究范式内又发出了多种“声音”，比如住房改革的标的、底层群体的划定、住房供给的方式方法和居住空间隔离等。这些纷争牵扯到多种思想主张，不仅局限在哲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内，还与经济学、地理学和公共管理有关。这些学科理论之于公共住房政策执行力产生截然不同的判断，并沿用各自的研究工具，从而视为本书的研究方法与基本假设的直接来源。

（一）研究方法

1.理论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

第一，为了能从总体上对国内外学者在城市公共住房及其政策执行力方面的研究方法、研究进展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本书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共住房模式与政策执行经验展开分析比较。然后，在对相关文献展开阅读和翻译、分类梳理的基础上，完成文献综述，为后期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本书还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专家访谈、实地调查、文件分析等。了解我国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广州市的公共住房政策执行力情况和对住房保障的影响，为本书增添相关理性认识与经验积累，也为研究变量的修正做好铺垫。

2.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鉴于定性与定量研究的优劣，本书在实际操作进展中将根据不同情景选择运用。关键思量以下方面：第一，当资料数据来源受到限制时，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原有研讨目标，即采纳统计年鉴或行业分析报告的办法弥补调查对象信息残缺的弊端。第二，因为实质探讨问题的分歧，将依据具体境况选用不一样的说明方式。譬如，对于社会公平的判断是依照程序公平还是结果公平进行？怎样才能使低收入群体感觉公平？这些问题没有定论也很难量化，因此，更契合定性描述。第三，按照各类学科的本质差别，选取相应的研究方法。

3.宏观研究与中观、微观研究相结合

本书力求在资料数据由来的限度以内，从宏观方面驾驭公共住房政策的国内外发展近况及其未来走向，但是在某些方面也会利用中观或微观研究作为添补。第一，鉴于原始数据来源的限制和作者自身能力及时间等方面的束缚，在苦于获取整体资料数据的状态下，从微观个案层面对重点展开阐述。第二，住房争论的焦点在于城市住房供给，尤其是大型城市面临的住房矛盾。目前关于公共住房的研究欠缺从具体城市方面进行可追踪的持续研究，作者针对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现状，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城市——广州市展开中观和微观研究。

4.多学科交叉研究与网络应用相结合

缘于本书涉及的多种学科相互交织的特征，在实际分析中不但需要依靠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而且需要凭借形式各异的研究工具，例如，基于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法构建公共住房政策执行力评估指标体系。其间，借助AHP算法，利用YAAHP软件的矩阵计算结果，确定各级评估指标权重的赋值。此外，本书在研究公共住房政策的进展中，将充分行使当下网络应用技术高速发展的最新成果，力争以更为生动灵活的方式传递研究思路及最终成效。(www.xing528.com)

（二）基本假设

科学研究必然与基本假设紧密相连，意指某些最基础的无需验明的自然存在。其一，作为分析对象与研究问题的本源，需要对其实行精准度较高的类型化和抽象化处理；其二，但凡在此条件下进行总结提炼，即可构成理论演绎和科学论证的逻辑前提。理论研究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的科学性，本书的研究主题是城市公共住房政策执行力问题，实质上属于政府在资源稀缺情况下如何趋利避害的范畴，因而本书从社会公平的视角切入，引进最基本的两个经典假设——“经济人假设”和“资源稀缺性假设”来评释这一论题。

1.“经济人”假设

1776年，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首次对“经济人”作出阐释：商品提供者出于自身利益而在客观上维护了他人的利益，即以利人为手段而利己。亚当·斯密指出，因为人皆有着寻求自身利益的本性，社会调整应遵从这一需求，由此得出闻名遐迩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亚当·斯密的原话是：“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99]“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一是利己，二是理性，三是利他。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人的多样性，据此，应当对利己与利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经济学中的理性通常是指“工具理性”，按照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解读：“一是指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二是指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或一致性。”^[200]由此看来，“经济人”可以看作是具有自利动机和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完全理性人。尽管有关人性是否是纯粹的“经济人”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但是“经济人”假设能为理解人在社会中（包括市场和政治生活中）所进行的行为选择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和说明。

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行为主体，与市场中的其他主体一样，也有着天然的自利倾向，其行为目标或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最大化，或是追求个人和民众所得效用的最大化，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经济人”特性的延伸。由于政策执行主体大多是行政人员，因此，研究公共政策执行力问题首先需要对人性假设展开分析。在政治生活中，选民的政治选票总是投给那些能给自身带来最大利益的政府官员，而行政官员也倾向于支持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决策方案和政策措施，这就使得两者不得不按照“经济人”原则行事，从而可能出现政策失灵，影响到政策执行力的高低。从这种角度来看，政府体现出来的“经济人”特征比一般经济主体更加明显，因此在执行公共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经济人”对实现政策目标的负面影响，防止执行过程中的权力异化。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对处在代表国家行事地位上的人（公仆），如果要适当地设计出能制约赋予他们的权力和他们在那些权力范围中的行为的法律-宪法条款，我们就一定要把他们看作是以他们自己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在追逐纯财富的人。”^[201]换言之，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包含行政官员在内，与经济人同属理性且自私的这一类人，他们不断地追寻着自身的最大政治利益，而不论这种利益是否与公共利益产生冲突，虽然这类人有可能会回应公众期望，但这种反响也许只是其诸多正常反应之一。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重重困难，与其说是市场制度的破产，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因而设置“经济人”假设，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到社会公平前提下，地方政府在协作治理过程中孕育的种种矛盾和障碍，进而创造性地提出提升我国城市公共住房政策执行力的价值观念、相关政策和举措。

2.资源稀缺性假设

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首次将“稀缺”引进经济学，把在稀缺资源束缚下人们的行动方式当作研究的主旨。他指出人们行为目的和方式之间的关联内容包括：目的或需求多样、方式手段稀缺、目标之间手段转换的可能、不同目标重要性的区别。“正是在这里，经济科学的研究内容获得了统一，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所表现的形式。稀缺性并非指单纯的稀少，而是说相对于需求而言是有限的。”^[202]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等人也认为，“经济学的精髓之一在于承认稀缺性是一种现实存在，并探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其资源。事实上，正是由于存在着稀缺性和人们追求效率的愿望，才使得对经济学的关注永远不会消失。”^[203]在西方经济学中，常常将资源配置当作研究重心，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对资源实质和人类本性的根本鉴定——资源稀缺不可再生、人类欲望无限没有止境，即不管人们作出何种努力，所能获取的资源总是难以满足个人的需要。恰是因为资源稀缺性假设的成立，促成政策科学对各种资源和利益进行权威分配的必要。在资源稀缺环境的限制下，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具有持久性和无法规避的特征，因此需要将整个社会的根本政策部署与资源稀缺性联结起来，然而这种因为资源的稀缺与人们需要的满足和利益实现之间的紧密关系，容易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力方面的问题。

本书研究的是公共住房政策执行力问题，执行力作为基本经济词汇，理应成为纯粹的市场效率问题。然而在实际施行中，地方政府常以地区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资源稀缺的特性正好促成其为发展本地产业而尽力保护本身已有资源、大力引进外在资源，并千方百计地主导住房产业的发展，完全暴露出以发展经济为天职的政府部门为增进地方利益的非理性政策行为，直接造成不良的府际竞争。这种竞争在某种水准上使得行政资源配置歪曲变形，倘若政府部门转而采取“协作”手段来解决资源分配问题，不但不会涌现这些矛盾，而且能进一步凸显社会公平。总而言之，资源稀缺不可再生性伴随着区域要素流动的可能，也即“政-企”或“政-社”协作的可能，但面临过分抢夺的危机。唯有展开有节制的动态竞争，重视相互协作，才能开创多方共赢的均衡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