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中国城市与英国伦敦的差异

1．浦东新区与伦敦的集聚程度比较

本文根据伦敦2013年各区分行业就业统计数据，对伦敦市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中程度利用赫芬达尔指数进行测量。与前文类似，赫芬达尔指数通过计算每个二位数生产性服务业分类下各个街道就业人口占该行业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的平方和，得到各个行业在空间上集聚的度量。未采用EG指数进行比较的原因是英国公开的伦敦就业数据是区一级的，在没有企业级数据的支撑下，无法估计EG指数。这带来两个问题：第一，赫芬达尔指数一定为正数，无法判断产业是集聚还是分散；第二，赫芬达尔指数会受到统计区块大小的影响，因此在跨区域比较时会存在偏差。比较结果见表3-34。

表3-34　伦敦市与浦东新区集聚度赫芬达尔指数对比

从赫芬达尔指数的比较来看，除交通仓储业外，浦东新区生产性服务业较伦敦更为集中。然而，由于赫芬达尔指数会受到统计区块范围大小的影响，浦东新区在集聚指数绝对值的优势可能是由于统计区块（即街道）小于伦敦集聚测量中所用的统计区块（即行政区）所导致的。然而，这一比较仍然具有一定意义。从伦敦的数据来看，金融保险业是统计的6个生产性服务业中唯一高度集中的行业，其他行业的集聚度都较低。从浦东新区的集聚度数据来看，除金融服务业外，信息服务业也非常集中，甚至超过金融服务业。^[9]此外，在不考虑信息服务业的情况下，浦东其他生产性服务的集聚程度与金融服务业的相对集聚程度同伦敦其他生产性服务的集聚程度与金融服务业的相对集聚程度非常接近，体现了两个不同国家相同定位的行政区域的类似空间分布特点。

2．伦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推动因素分析

本小节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伦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推动因素。伦敦市2005年的GDP占英国当前GDP的20%，大伦敦地区更是占到英国GDP总量的30%。伦敦集聚的不仅仅是英国的经济，更是人才。伦敦通过其文化软实力吸引来自英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和各界精英，高素质的市民为伦敦带来了繁荣。伦敦起源于地处泰晤士河边的防守要塞，后来因为纺织加工和港口贸易而繁荣。18世纪时，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这里诞生，伦敦逐渐成为欧洲思想与文化交流的圣地。贸易和文化的繁荣使得伦敦成为欧洲社会精英的娱乐场，伦敦可以找到欧洲最好的戏剧、餐馆和时尚，文化和商业精英习惯于在伦敦街头巷尾的咖啡馆里交流想法，在这种城市氛围下持续吸引了教育程度高、创新能力强的劳动力来到伦敦工作，最终使得伦敦不断创造出世界领先的文化和商业模式，引领社会变革。在后工业化时代，当城市功能逐渐从工业集聚中心变为服务业集聚中心，从工业生产中心转为消费和创意中心时，伦敦凭借其高素质和具有创造力的人口几乎非常自然地成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地。简而言之，使伦敦成功的特质是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形成的通过文化吸引精英的能力，精英集聚则是推动伦敦成功的关键因素。本节主要分析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对于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意义。

彼得·泰勒（Peter Taylor）教授2003年在对伦敦金融城的企业进行调查后发布了报告《金融服务业集聚及其对伦敦的重要性》，从企业的角度阐释了集聚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带来的诸多好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www.xing528.com)

第一，高素质和多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伦敦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提供了具有充分流动性的高素质劳动力市场。尽管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可能使得一些企业面临要支付更高的薪酬成本和更高的员工跳槽风险，充裕的高素质劳动力对于企业的成功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资源。伦敦的劳动力市场可以提供世界上最有深度的专家分工体系，可以找到任何一种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至关重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伦敦巨大的高端服务业产业链与其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相得益彰，形成了互相支撑的良性循环。有志成为银行家、咨询员、律师、股票分析师等的人会首选伦敦作为自己的职业起点，因为即使在伦敦失业也可以迅速在众多的公司中找到下家。同时，由于人们预期到伦敦庞大的市场对于不同专业技能的需求，人们会不断投资自己的专业技能，并且巨大的市场本身也会催化劳动力分工的深入，正如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劳动力的深化受限于市场的大小”。

劳动力的文化和民族多样性也是伦敦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资产。伦敦地处欧盟，可以自由接收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同时作为英联邦国家的首都，从1940年开始就不断接收来自牙买加、印度、孟加拉等世界各大洲的移民，目前，伦敦人所讲的语言加起来有300种，是世界上民族多样化最强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民族多样性使得伦敦可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从世界各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任何文化背景的人来伦敦工作都可以找到属于本民族的美食、宗教和文化，使得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城市。

第二，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伦敦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在地理上的集聚使得企业、机构和专业从业者们可以极为频繁地面对面交流并形成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络。面对面交流是形成信任的重要途径，使得企业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大幅下降，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并创造价值。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克服各种不确定性、在遇到重大环境变化时重新协商条款、解决争端并持续交易的重要催化剂。此外，企业与监管机构之间的近距离的地理位置也使得企业可以理解监管机构的意图，并在出现违反监管法规的风险时及时与监管者沟通。

由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服务可能需要上百种技能的组合，企业需要频繁地组织企业内和企业间不同技能人员之间的面对面会议，从而理清项目的脉络、进展和进一步分工。没有地理上的接近，这一过程将会极为复杂且容易出错。尽管电子邮件、电话和视频电话已经在商业中广泛应用，但是这些方式的实际交流效率很低，仍然无法代替面对面交流，只能作为面对面交流无法实现时的补充方法。

第三，快速的竞争与合作。空间的集聚使得同一类别和不同类别的生产性服务业公司间的竞争和合作高频率运转。以生产性服务业中较为典型的8类公司为例，泰勒教授将企业认为的距离自己较近的相同类别公司和不相同类别公司的重要性绘制成能流图。8类公司分别是银行、保险、管理咨询、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市场研究和投资银行。结果显示，银行业内有70%～80%的公司认为与其他银行距离近最为重要，剩下各有10%的公司认为靠近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对自己的发展最为重要。对于银行而言，同业集聚带来的收益最大。呈现相同模式的还有保险行业，该行业的公司几乎全部认为同业集聚最为重要。此外，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中有大约20%的公司认为同业集聚最为重要。

相对银行业和金融保险业而言，其他6个行业更多地呈现出与产业上下游其他类别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共生的需求。以管理咨询行业为例，管理咨询业的公司中各有20%的公司认为与银行、保险业靠近对自身的发展非常重要，各有大概10%的公司认为与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接近最为重要，几乎没有管理咨询公司认为与同业靠近对自己的发展很重要，市场调查公司也有类似的态度。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投资银行更多体现出对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均衡的需求。

从泰勒教授在伦敦金融城的调查结果来看，空间集聚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主要体现为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人际关系的建立以及快速的合作和竞争。同时，不同类别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自身周边的企业有不同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