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经济的经典理论综述

集聚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密提出了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分工深化是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原因。一个世纪之后，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1890年的著作《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指出，集聚使得企业和工人可以享受到积极的外部性，从而提高经济产出，并列举了集聚经济的三个来源，包括劳动力分工深化，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降低以及知识溢出效应。20世纪，随着城市化史无前例的发展，对集聚经济的研究在深度和丰富度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峰。美国城市经济学家弗农·亨德森（J．Vernon Henderson）于1974年创建了对城市经济理论影响深远的城市体系模型。本文首先介绍亨德森对于集聚经济的模型构建，然后介绍近年来在该领域内新的研究进展。

亨德森在1974年的模型中假定城市生产函数由四要素决定：劳动力、资本、一个产业和城市特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系数和一个产业和城市特定的集聚经济系数。其中，劳动力需要在所在城市雇佣且获得本地工资，资本可以跨城市流动并最终获得相同的投资收益。由于城市的生产函数包括由产业性质和城市特性所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系数和集聚经济系数，在完全市场竞争情况下，城市的工资等于全要素生产率系数和集聚经济系数的乘积。该模型中，城市居民的效用函数由城市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差所决定，在均衡状态下，每个城市的居民具有相同的效用，否则，人口会持续流动直至达到这一均衡。从这一均衡条件可以解出城市系统中每一个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平均工资和产出。这一模型的重要结论是集聚经济强的城市会有更多的人口，更高的工资以及更高的产出。

吉勒·杜兰顿（Gilles Duranton）和迭戈·普加（Diego Puga）在2010年的著作中着重分析了集聚经济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将集聚经济的来龙去脉进行全面梳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杜兰顿和普加进一步将集聚经济重新划分为三大类：共享经济（sharing）、匹配经济（matching）和学习经济（learning）。共享经济主要来自共享大型生产、娱乐和其他城市设施收益、生产要素多样性收益、劳动力分工深化收益和企业风险分散收益。首先来分析大型设施收益。大型设施是指工厂、体育场等需要足够多人口的参与和消费才会产生经济效益的设施。由于这些设施在空间上的不可分割性，人口在城市的集聚使得这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成为可能。这类大型设施如同巨型机器，使得人类的生产力得到巨大提升。尽管大型设施的不可分割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集聚经济，但并不能解释集聚经济的全部内涵。在信息经济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工业化2．0的出现，生产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分散化。这使得大型生产设施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这一理论的解释力也逐渐下降。这对于生产性服务业更为明显，因为这一行业主要是通过小型电脑和互联网进行信息和其他服务的生产，大型设施较为少见。相比较而言，生产要素的多样性反而会成为更为重要的共享经济的来源。当企业可以选择生产要素的种类增加时，企业可以更有效率地进行生产活动。举例来说，当企业可以从众多原材料提供商作出选择时，企业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产品的原材料。集聚经济扩大了企业可以选择的中间产品的提供商的数量，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共享经济还包括劳动力分工深化的收益。正如斯密所讲，集聚使得不同类型的工作可以进行更为深入地划分，使得每个工人集中注意力在更小的工作上并更为迅速地提高相关的工作技能。工人可以减少变更工作地点、学习新技能的时间，节省与生产无关的成本。共享经济还包括对于风险的共享。企业集聚带来具有相关技能的劳动力的集聚，这一劳动力池的存在，使得当一些企业需要提高生产水平、扩大劳动力数量时，可以较为容易地从另外一些可能需要减少生产并裁员的企业获得所需的劳动力。这大大降低了企业遭遇用工难或者人才紧缺问题的风险，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益。

杜兰顿和普加集聚经济理论框架的第二部分是匹配经济。尽管同一行业企业所需劳动力技能大致相同，但是每一个企业所需的员工的各项技能以及性格的组合并不相同。举例而言，同一行业的企业有不一样的企业文化，职场上常见一些员工会对企业文化水土不服，无法融入团队从而影响生产效率。这种情况下，员工所具有的技能就没有与企业所需技能完全匹配，从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从这一前提出发，由于企业需要通过提供更高的工资与其他企业竞争有限的具有特定技能的人才，并且同一行业中企业更多竞争就越激烈，在均衡条件下，人均产出与劳动力市场规模呈正比。正因为此，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扩大有助于人均产出的提高。此外，集聚还为职场上公司与员工的匹配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更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每一个人在寻找工作时都有更多选择的空间，也就更有可能找到匹配自己技能的工作，这样的经济收益同样适用于企业。最后，较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还使得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在发现匹配失败的情况下可以更快地重新选择。(www.xing528.com)

杜兰顿和普加集聚经济理论框架的第三部分是学习经济。人类最快速的学习方式往往是面对面地观察对方的行动。集聚带来更为频繁的面对面交流机会，使得人们可以更频繁地产生新的想法、学习对方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积累知识。这里的学习不仅是指狭义的人文或者科学知识的学习，还包括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网络等方面上更为广义上的学习。从创新的角度来说，集聚使得城市内企业多样性增强，初创企业在探索发现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样本更多，从而可以更快地找到适合自身发展和市场所需的模式。从知识传授的角度来讲，集聚使得年轻一代更容易快速地从周边的高技能人才那里学习到工作所需技能。从知识溢出的角度看，集聚使得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高的决策时可以参照同一城市内其他企业之前面对类似决策时的经验教训来制定自己的策略，从而提高了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

总体而言，从经济学创世至今，集聚经济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类生产方式不断进步，集聚经济本身也变得更为丰富，其重要性更为凸显。进入21世纪后，以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和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成为当代城市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