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分析与讨论技巧与方法

推论Ⅰ：关于政府激励水平。政府给低能力企业的激励由参与激励项、风险补偿项、部分成本补偿项、自收平衡项构成，给高能力企业的激励多了一项信息租金。同等努力与产出水平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自创收益越高，政府的激励负担越低。信息租金与市场中高能力企业占比负相关。

证明：用F =α表示政府财政补贴、T =βπ表示税收分享金额。将式和的最优财政和税收补贴因子代入W=α+βπ=α+β（θ+ae+ε），得：

其中，w*为参与激励项，ρσ2β*2/2是风险补偿项，a2β*2/2k是部分成本补偿项，-s2/k是自收平衡项，用于补偿另一部分成本。无激励机制时，企业获得自收项，并自行覆盖成本，获得保留收益。相比之下，实行最优契约激励机制时，政府给予企业的总激励水平，加上其获得的自收项，能覆盖企业的努力成本与风险成本，最终达到了其保留收益，满足了企业的参与条件。

在，令其为R，代表了高能力者在得到保留收益的同时获得额外的信息租金。随着市场中高能力企业占比q的增加而降低，且当q达到某一特定阈值（τ）后，信息租金消失。而低能力企业只获得保留收益。这样的差异也体现在了企业等价收益CE*中。

证明：易证∂R/∂q＜0且，则可知存在q =τ使得

推论Ⅱ：关于税收分享比例。β*（θ）是政府基于产出水平对高能力企业实行的税收激励程度，也可以理解为政企双方关于产出水平风险的分担（施骞和赖小东[143]，2011；张维迎，2012[149]），越大也意味着企业承担更多的风险。由式可得：

故与k、ρ、σ2负相关，表明企业努力的成本系数越高、企业的风险越厌恶程度越大以及产出风险越大，则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态度越谨慎，愿意承担的风险越少，要求的风险补偿与成本补偿越高。此时政府为了约束激励成本，选择了较低的激励程度。与a正相关，表明企业努力的边际产出越大，企业受到的税收激励越大，这是一种正向激励，对合作双方都有好处。由与企业类型的市场分布无关。

β*是政府基于产出水平对低能力企业实行的税收激励，与a、ρ、k、σ2的关系和相同。由式可得：

故与q、Δθ负相关。即随着市场中高能力企业占比和两类型企业的能力差距的增加，给低能力企业的税收激励减少。

推论Ⅲ：关于产出水平。高能力企业创造的产出水平与高能力企业占比无关，低能力企业创造的产出水平随着市场中高能力企业占比的提高而不断降低。(www.xing528.com)

证明：将企业最优努力水平的解代入产出函数得：

结合推论1中的结论可知，，故得证。

推论Ⅳ：关于政府收益。政府的收益由两部分组成：与高能力企业合作的部分和与低能力企业合作的部分。前一部分的收益水平随着市场中高能力企业占比q的增加而提高，而后一部分的收益则不断减少；但当q达到某一阈值（τ）后，前一部分的收益将达到峰值。

证明：政府签约高能力者和普通能力者的收益分别为：

易证

由推论2可知，当q =τ时，。则有：

若q继续增大，均不再变化。

针对企业类型信息不对称下的信息甄别问题，考虑政府与企业间的不完全代理性，构建了双重信息不对称下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模型，研究其最优激励机制设计。分别从政府激励水平、税收分享比例、产出水平和政府收益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最优激励机制设置、产出水平以及参与主体收益。研究表明，本文构建的绿色技术创新委托—代理模型是设计最优激励机制的可行方法，在该模型的最优激励机制和激励水平下，政府能够甄别不同类型的企业并给予不同的激励机制，并使得自己的收益在代理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对最优机制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如下：政府给低能力企业的激励由参与激励项、风险补偿项、部分成本补偿项、自收平衡项构成，给高能力企业的激励多了一项信息租金；绿色技术创新给企业带来的自收经济效益越高，企业的努力水平越高，且政府的激励成本越低；随着市场中高能力企业占比的增加，给低能力企业的税收激励程度、低能力企业创造的产出水平以及与低能力企业合作的政府收益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