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的四论视角理论逻辑分析

以上分析仅强调了绿色技术创新的环保责任这一单个视角，若要对其内涵有更为全面的把握，还需要综合更多视角。李丹和杨建君（2015）[25]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解分为三个视角：目的论、过程论、系统论，为理解绿色技术创新内涵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同时可延伸的框架。为更好理解技术创新中的“新”，本文加入创新论视角；为突出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及其驱动力，本文将目的论拓展为目标与责任的二元结合论，简称责任论。故本文在“三论”视角的基础上引出“四论”视角，即创新论、责任论、过程论和系统论，进一步探索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

（1）创新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创造性、新颖性。但对于新颖程度和范围，目前是有争议的。争议点主要在于新颖范围是在技术的首次改进或变革，还是在经济效益的首次实现，甚至是扩散后在其他经济主体中的应用。Freeman（1997）[26]和陈劲（2006）[33]均强调了技术创新的首次商业化，而学者们也有关注技术创新源与扩散（吴晓波、杨发明，1996[27]；许庆瑞、王伟强和吕燕，1995[28]；杨发明、许庆瑞、吕燕，1997[29]）。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创新决定经济周期的理论正是由技术扩散来解释的，而不是由新技术的首次局部应用解释的（傅家骥，1998）[30]。从企业层面来说，技术创新终止于首次商业化。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技术扩散使得技术得以大范围应用，经济得以不断增长。如此来看，在宏观层面上，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也属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范围和过程。

技术扩散源于技术存量，技术存量来源于技术流量，即狭义技术创新。对狭义技术创新与包含技术扩散的广义技术创新的区分是有必要的。技术流量来源于研究开发、干中学和用中学等学习模式。在技术引进到自主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学习模式的动态转移，最终目标应是由研究与开发学习模式主导的自主技术创新（陈劲，1994）[31]。

（2）责任论。目的论视角强调技术实施的目标，包括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李丹、杨建君，2015）[25]。如马媛等（2014）[24]将追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协调的技术创新活动，定义为绿色技术创新。但也有学者认为要看结果能否产生环境绩效来界定绿色技术创新（Driessen and Hillebrand，2002）[32]，如吴晓波（1996）[27]将绿色技术创新定义为“能减少环境污染、原材料、自然资源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更重要的是，用目的论来理解绿色技术创新，不能体现其外部性，即企业缺乏环保的内生动力。因此本文首先提出绿色技术创新责任论，再基于技术的经济利益追求事实，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经济目标与环境责任的二元结合，目的是出发点，结果是归宿点，都是绿色技术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体现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既是利益驱动，也要责任驱动。只有在两者的共同驱动下，环境效益才会进入企业技术创新的目标。(www.xing528.com)

（3）过程论。过程论视角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由各个阶段相互衔接而成的过程。不同的创新环节有不同的投入与产出，上一环节的产出是下一个环节的投入。陈劲（2006）[33]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从新思想的产生，到研究、发展、试制、生产制造再到首次商业化的过程”。过程论所表达的含义是技术发明不是目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才是目的。

（4）系统论。系统论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绿色技术创新内容不仅是对生产过程和产品或服务为主要创新对象的技术变动，也包括对组织架构、管理方式、商业模式以及营销手段的非技术创新（Kemp and Pearson，2007）[16]。宏观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内容扩展到了社会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领域。创新主体也不仅有企业，还有政府、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公众。可见绿色创新涉及多领域、多个主体，是一个开放复杂系统。小到企业创新系统，中到区域创新系统和产业创新系统，大到国家创新系统，它们在地理空间、创新对象、行为特征、要素特征表现各有不同（甄志勇、毕克新，2011）[34]。在系统的范围内，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不免被泛滥地扩张，甚至有些已经脱离了其本身的含义，但逻辑都是围绕着新技术与商业化运用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