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层面的产业与制度问题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产业观和制度观明确提出了国家制度优势及产业结构等层面因素会影响到企业国际综合影响力。基于前文分析我们了解到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宏观行业层面仍然存在难以找到合适的财务、法律等中介服务机构等显著问题。

（一）政府协调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一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来对企业海外投资进行统一规划和宏观协调，这导致我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盲目行动，“一窝蜂”现象较为严重。此外，政府海外投资审批手续仍较为烦琐，“多头管理”问题依然突出，海外投资信息分享与投资准入仍存在“体制差别”、“双重征税”问题给民营跨国公司带来沉重负担，相关配套政策法规还不完善。二是宁波现有很多民营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多投资和贸易的国家沿线欠发达地区多、宗教矛盾多、突发事件多，在此过程中民营企业对他们的了解不够充分。政府层面也缺乏统一的联系机制，可以请外事、商务、科技、教育、文化等部门充分利用各自驻外机构的优势和资源，提供服务，解决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或者可以请统战部门、五侨（人大侨工委、政府侨办、政协港澳台侨委、致公党、侨联）部门一起汇聚资源、开拓渠道、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围绕产业、技术、国别，编制专门的投资、贸易、技术合作指南，争取建立更多的友好省份、友好城市，加强合作关系，协助本地企业落地或者开展更多的经贸合作。三是缺乏国际化商务投资的资源和服务的统一信息化平台。缺乏充分便利的“互联网+”服务，形成了民企在“走出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各区域政府应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对于已经在实施中的“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各相关部门也要携手做好服务，以使其成为示范，引导更多民营企业抓住机遇“走出去”。

（二）国际税收法规等信息指导不足

一是跨国经营涉及的国际税收法规协定复杂，对于如何避免跨国交易和投资架构安排带来的税收法律风险，引导企业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为国内多缴税、多贡献需要加强指导。当前跨国税收体制安排复杂，透明度不高，加大了企业国际税收的法律风险。调研中走访了很多上市企业，这些企业相比较各方面管理机制更完善健全，但依然表示在合理避税的基础上有意愿照章纳税，但对相关国际税收规定难以理解，不知道如何纳税。二是我国与很多国家在签订双边协定时，从招商引资角度出发未签订饶让条款。这导致国内企业利润回流在境外投资目的国享受到的税收优惠不被认可，给企业境外获利境内交税形成障碍，导致国家税收权益的流失。国内引导性的税收政策安排对跨国经营存在不适用的问题，大大增加了跨国公司的税收负担。同时很多企业反映企业境外设立的研发中心也难以与国内一样获得税收优惠，不利于国内企业在国外获得先进技术。(www.xing528.com)

（三）国内的金融保险服务跟不上

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制约跨国经营最为迫切的问题。随着浙江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发展壮大，境外资产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但是企业“走出去”融资仍然无法以境外企业的土地、固定资产为抵押获得贷款，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融资能力。一是我国银行对境外项目融资的评估管理模式相对滞后，境内外的利率差造成国内融资成本偏高。另外，在境外投资保险领域仍存在信保机构单一、险种不足、保费过高、境外投资保险参保率较低的问题。二是外汇管制给企业跨国经营需要的资金出入带来比较大的不便，“资金池”业务和外汇集中营运管理改革试点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国现有外汇对资金出入境有严格的管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境外子公司的经营性资金来往都受到外债额度、企业注册资本30%比例的限制，制约了企业跨国经营中使用资金的能力，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近六成的企业表示现有外汇政策管制依然过多，资金进出不够自由，应该更具弹性，境内母公司与境外子公司间的短期资金拆借应该不受外汇额度限制。

（四）社会服务机构支持不足

一是我国国有政策性银行和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融资支持时，在贷款审批、额度、利率、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着“歧视”现象。另外是与民营企业“走出去”有关的信息、法律、会计、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滞后，相关业务都被发达国家中介服务机构垄断，这进一步增加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经营成本，也容易造成“商业机密”泄露，给海外投资带来诸多隐患。二是浙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还在起步阶段，多数本土企业境外投资经验不足，对境外投资环境的考察和调研获得的信息还是不全，国内中介机构也难以提供专业化的跨国经营调查咨询服务，投资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往往会给企业跨国经营带来不少困扰。三是对境外风险预期不足，缺乏前期的应对预案。当前，浙江企业跨国经营销售网点布点已经逐渐在全球展开，研发中心的并购以欧、美、日等国家为主，生产基地投资以非洲、东南亚、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政局不稳，风险多发，容易给企业在境外的资产带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