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民营跨国公司竞争力的外部限制因素分析

（一）国际外部市场需求萎缩

实际表明，在世界经济仍然低迷的大背景下，我国国内的供需结构性矛盾也一并凸显，同时更逼迫企业在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和劳动力成本增加条件下加快转型，提升自身竞争优势；而且“稳增长”的现实需要更不可忽视，其意义在于站在可接受区间底线上“调结构、促转型”使供给层结构性改革能够持续推进。宁波民营跨国公司竞争力之所以不及深圳、杭州，除了自身实力不足之外，还与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市场需求等外部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宁波的经济基础实力以及所呈现出的市场需求既是宁波民营跨国公司与其他城市相比较中的竞争的劣势所在，也是近年来宁波民营跨国公司竞争力实现纵向提升的主要障碍，从根本上制约了宁波民营跨国公司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具体而言，一是与深圳、杭州等国际化强国相比，宁波的民营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因全球市场中面临低层次产品产能集中，产品同质且缺乏国际竞争力等问题，同时国际市场中近年来又存在经济下滑，宁波本土的国民经济水平增长缓慢、国民购买力有限、引导力度欠缺等情况，导致宁波民营跨国公司的产品需求规模小、总体需求不足且日趋萎缩等问题，传统企业的发展缺乏根本动力。二是目前外部市场中存在需求结构不够完善，市场中纺织、小家电等市场的整体消费结构不够合理、协调，呈失衡状态。综上，这些都导致了宁波的民营跨国公司缺乏竞争力。

（二）贸易投资国制度环境不利

国内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投资或贸易国的相关法规、制度的限制。一方面是企业在直接投资中要遵守国际投资协议，目前国际投资体制由3271个双边区域及诸边投资协议组成，各个协定之间往往缺乏连续性、一致性，甚至存在诸多相冲突的地方，目前大多数的国际投资争端的被起诉对象仍以发展中国家居多，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受到越来越多东道国的关注，东道国投资保护主义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与风险，部分国家会通过直接设置关卡或间接制造障碍来阻挠中国企业在海外获得资源和能源。发达国家会从战略威胁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对外投资，出台新的外资管理法律，提高投资门槛，并设立严格的投资审查，如澳大利亚在2010年通过新立法，严格对国外投资的管理，我国对美国的投资至今仅占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很小的部分。另一方面，企业在投资中会受到东道国的国家制度影响。一个国家的制度是根植于其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的，一直以来东西方文化都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加上政治体制的不同，制造业企业的经营触角已经伸向了世界各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跨国经营需要与东道国的政府、社区、公民打交道，需要面临东道国复杂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与文化差异。法律法规、社会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各制度方面的差异都在影响着企业国际化的经营绩效，关系到企业国际化的成败。在《中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平台上，有许多关于中国企业在国外跨国经营遇到的法治、人文、政治等制度环境差异带来的损失案例。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WGI），测量的是一个国家权力行使的传统和机构，比如政府选择、监督和更换流程的方式，政府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健全政策的能力，以及尊重公民支配它们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互动的制度状态。中国与制造业企业主要境外分布国家的制度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制度的差异意味着海外经营风险与经营成本的增加。

（三）产业结构布局有待优化

宁波民营跨国公司主要集聚于纺织、家电等传统制造企业。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阵痛，传统制造竞争力偏弱。宁波经济外向型程度高，但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宁波制造业仍处于低加工和低附加值环节。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同质低价竞争，对宁波制造业冲击较大，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大。从测评结果来看，部分传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偏弱，如石油加工、炼焦，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处于欠质量竞争力发展阶段。纺织服装和服饰业、家具制造业等传统优势制造业质量竞争力处于初等质量竞争力发展阶段。宁波制造业也存在素质性和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产业层次比较低，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少，企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缺少核心竞争力。在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土地供应日益紧张、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的背景下，宁波制造业的不足之处正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经济增长的“短板”。近年来，宁波以创新型初创企业、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培育梯队为主体，形成了科技型企业和创新领军企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在此背景下，对宁波民营跨国公司的结构布局进行完善优化还尚需时日。

（四）行政管理效率尚需提升(www.xing528.com)

企业发展离不开政府提供的良好产业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制度环境等宏观外部环境的有力保障。然而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看，政府行为要素在宁波的民营跨国公司竞争力中仍面临弱势局面。这也说明目前宁波的政府为企业发展所营造的产业政策环境、法律环境以及制度环境等仍不够完善，行为效率亟待优化。具体而言，第一，一是产业政策体系的建构与健全力度仍显不足，具体政策的贯彻落实、整体执行力度以及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都有待进一步强化。第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及其执行、监管力度的欠缺也是宁波民营跨国公司竞争力全面提升的障碍，不利于市场秩序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企业生产经营与竞争的规范化、有序化。第三，政府行政管理的方式和行为仍需优化。特别是与深圳和杭州等城市相比，宁波的政府借助行政手段之外的财政、税收、投资、信贷、金融、价格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对产业进行宏观调控和间接监管的力度不足，缺乏对行业自律机制的强化建设。

（五）国际化中社会服务缺失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来对企业海外投资进行统一规划和宏观协调，这导致我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盲目行动，“一窝蜂”现象较为严重。此外，政府海外投资审批手续仍较为烦琐，“多头管理”问题依然突出，海外投资信息分享与投资准入仍存在“体制差别”、“双重征税”问题给民营跨国公司带来沉重负担，相关配套政策法规还不完善。同时，宁波民营企业国际化进程中，还面临社会服务机构支持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是我国国有政策性银行和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融资支持时，在贷款审批、额度、利率、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着“歧视”现象；另一方面是与民营企业“走出去”有关的信息、法律、会计、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滞后，相关业务都被发达国家中介服务机构垄断，这进一步增加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经营成本，也容易造成“商业机密”泄露，给海外投资带来诸多隐患。

（六）产权保护等创新环境不佳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时代主题。在当前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知识产权是激励知识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随着知识产权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作用日益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知识产权战略。面对国际上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在开放条件下面临的知识产权形势，中国必须加紧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保护国家的技术安全，促进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防止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滥用。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广州、深圳的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在全国名列前茅。近年来，宁波从制度顶层设计上，不断优化创新制度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仍然存在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效果欠佳等问题。对此，宁波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在细化配套举措、优化政策环境的同时，还应加强立法执法，优化法律环境，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