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地位与贸易收益是个经典命题。西方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是，参与国际分工有利于贸易收益的改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把贸易顺差或贸易条件作为对贸易收益的衡量。Krugman、Helpman和Lancaster等把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产量增加、消费产品价格下降、品种多样化视为贸易收益改善，证明参与分工能同时带来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水平的提高。显然这种观点没有表明参与国际分工模式差异对贸易收益的影响，从而淡化了各国贸易收益差异悬殊的不平等现象。为此，部分经济学家指出参与国际分工可能导致贸易收益的恶化，如Prehisch&Singer的“中心—外围”理论，Bhagwati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均认为由于国际分工地位的不同，随着出口规模扩大，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出现贸易条件恶化、国民福利水平下降的情况。
在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传统的出口规模、贸易条件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贸易收益情况，Hummels等（2001）从出口中分解出贸易增加值，以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收益。此后，以贸易增加值研究贸易收益成为学术界主流。当前国内外有关贸易增加值的文献大多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及实证，如Koopman等（2010），Daudin等（2012），刘遵义（2007），李昕和徐滇庆（2013）等改进了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并进行实证应用；二是贸易收益的影响因素，如Noguera（2012），张杰等（2013），郑丹青和于津平（2014）、黎峰（2014）等分别从贸易成本、汇率、FDI、政府干预、技术进步、要素禀赋升级等不同角度探讨其对贸易收益的影响。(www.xing528.com)
关于国际分工地位与贸易收益的研究，Koopman等（2010）构建了国际分工地位指标，并分析了国际分工地位对一国贸易增加值的影响，为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和思路，但缺陷在于分析略显简单且缺乏实证检验。Johnson&Noguera（2012）通过对双边出口收益的分解，认为出口增加值的实现方式是影响双边贸易收益的决定因素。国内学者黄先海等（2010）以“增加值—生产率”作为国际分工地位的衡量指标，并对我国国际分工地位进行实证分析。祝坤福等（2013）指出加工出口占比、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商品结构是影响一国增加值率的重要因素。以上文献均涉及了国际分工地位对贸易收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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