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记》云:“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磁、龙泉青秘,相竞奇矣。”这里引起较大争议的是对“昔”和“真定”的理解。刘新园先生在《考辨》中认为“昔”指的是北宋,“是南宋人回忆北宋时代的窑业情景”。熊寥先生的《元代辨》则认为,“昔”是指包括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关于“真定”,白焜先生在《(陶记)校注》中说:“‘真定’者,当指古真定国”,即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所置的真定国[44]。熊寥先生则认为,“真定”是指元代的真定路,因为定窑所在的曲阳县在元代的某一个时期曾隶属于中山府,而元代的中山府又隶属于真定路。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真定”。把这里的“真定”理解为汉武帝时设置的真定国,笔者认为过于牵强,蒋祈没有必要借用一千年前的“真定”名称,何况那时的“真定国”也不产瓷器。但是,把这里的“真定”理解为元代的真定路是不是就对呢?按照熊寥先生的观点,“昔”是包括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那么与宋代“饶玉”相竞奇的“真定红磁、龙泉青秘”也就应该是宋代的,而不会是元代的。因此,把这里的“真定”理解为是元代的真定路与把“昔”理解为整个宋代,笔者认为是不一致的。再则,如果《陶记》所提到的与“昔”时饶玉相竞奇的“真宝红磁”中的“真定”是指元代真定路的话,那么为何蒋祈在谈到当时景德镇瓷器市场的一些地名时却用宋代的地名而不用元代的地名呢?例如蒋祈在《陶记》中提到当时景德镇瓷器市场的地域有“浙之东西”“江、湖、川、广”“川、广、荆、湘”“江、浙、福建”“两淮”“江广、闽、浙”等,这些地域的名称都是宋代行政区域的简称,而元代行政区域的名称与宋代是很不一样的。元朝“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45]。元时的江西省不等于宋代的江西路,它包括宋代的江西路和广东路,而元时的江浙省也不等于宋代的两浙路,它不但包括宋代的浙之东西,还包括宋代饶州府所在的江东路。当然元代初期常常会沿用宋代的地名,但是如果《陶记》写于元代的话,笔者认为蒋祈决不会在追述宋代历史的时候用元代的地名,而在叙述当时的情况时却用宋代的地名。
那么如若《陶记》著于南宋的话,蒋祈为何说“真定红磁”,而不说“定州红磁”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因为定窑所在的曲阳县在北宋及金代从未直属过真定府。要解答这个问题,我想必须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宋代能不能把“定州红磁”也叫作“真定红磁”?考虑到真定府在宋代及金代不是一般的州府而是定州所在的河北西路的治所或首府,是定州的上级机关所在,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傅振伦先生在《(陶记略)译注》中对“真定”的理解也是这样的:“定窑在定州曲阳县,属真定府[46]。”此外《金史》也有真定府产瓷的记载[47]。
综上思考,笔者是倾向于《陶记》著于南宋的,当然这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不敏,又属初学,上述思考一定存在疏漏、肤浅乃至谬误之处,敬请各位前辈和专家指正。
1993年第3卷第4期 景德镇陶瓷
[注释]
[1]熊寥:《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2]熊寥:《宋元镇税制度与〈陶记〉著作时代——评刘新园〈陶记〉著于南宋之新证》(《景德镇陶瓷》1992年第二卷第三期)。
[3]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第5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版。
[4]《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四》。
[5]《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二卷,1981年第一期。
[6]《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三卷,1982年第一期。
[7]《河北陶瓷》,1986年第一期。
[8]《汉语大字典》第五卷,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出版社1989年版。
[10]《元史》卷九十三,《食货一·钞法》。
[11]《元史》卷九,《世祖六》。
[12]《元史》卷十一,《世祖八》。
[13]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第487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14]《元史》卷九十四,《食货二·额外课》。
[15]《元典章》,《吏部三》。
[16]《叶适集》第三册第74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17]《宋史》、《食货下一》。
[18]《元史》卷九,《世祖六》。
[19]《元史》卷十六,《世祖十三》。
[20]《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第107页。
[21]《元典章》卷二四,《户部·起征夏税》。
[22]《元史》卷九十三,《食货一》。(www.xing528.com)
[23]《江西临川南丰窑址调查》(《考古》1963年第12期)
[24]《元史》卷九十一,《百官七》。
[25]《景德镇陶瓷》,1984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二辑。
[26]同[22]。
[27]《三十年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一期)
[28]《影青瓷说》,第65页,萦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
[29]林忠干、王治平:《建阳古瓷窑考察》(《景德镇陶瓷》1983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一辑)
[30]《中国陶瓷史纲要》,第159页,轻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31]《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32]同上
[33]关于《景德镇陶录》中“建窑入元犹盛”的观点依据与《陶记》的原因,可参见《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南丰窑”。
[34]同[28]
[35]同[28]
[36]《景德镇陶瓷》1983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一辑。
[37]《中国陶瓷》1982年第七期增刊,《古陶瓷研究专辑》。
[38]《朱伯谦论文集》,第181页,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39]《吉州窑遗址发掘报告》(《景德镇陶瓷》,1983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一辑)
[40]同[22]。
[41]《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七》。
[42]《元史》卷九十四,《食货二》。
[43]《景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
[44]《景德镇陶瓷》1981年“《陶记》研究专刊。
[45]《元史》卷五十八,《地理一》。
[46]《湖南陶瓷》,1979年第一期。
[47]《金史》卷二十五,《地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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