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否恢复过南宋的经总制钱？

《陶记》在记述当时景德镇瓷业课赋中提到“经总之移用”税一项，这应该是指南宋经制司和总制司收取的“移用钱”，也即南宋设置的“经总制钱”。关于“经总制钱”，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适在其《水心别集》中道：“方腊既平，东南残破，郡县事须兴复，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移用诸路财计[16]”《宋史》也谓：

所谓“经总制钱”者，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建炎二年（1128），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今若行于诸路州军，岁入无虑数百万计，边事未宁，苟不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敛于仓卒，曷若积于细微。”于是以添酒钱、添卖槽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两广收充经制钱，以宪臣领之，通判敛之，季终输送。绍兴五年（1135），参政孟瘐提领措置财用，请以总制司为名，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绍兴）十六年（1146）以诸路岁取经总制钱[17]。

那么南宋时设置的“经总制钱”到元代是否继续存在呢？或者是否恢复过呢？《元史》载：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曾诏谕包括江东西在内的府、州、军、县的官吏军民“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余件，悉除免之”。[18]这里不仅指明了免除“经总制钱”，而且把“经总制钱”与故宋的繁冗科差、圣节上供并列提出来，这反映了“经总制钱”在南宋赋税中是特别沉重的一项。当然，根据上述记载，只能说明“经总制钱”在元初被免除了，不能说明“经总制钱”在元中、后期的情况，那么，“经总制钱”在元中、后期是不是恢复过呢？《元史》记：

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壬申中书省臣言：“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今分隶诸王城邑，岁赐之物，仰给京师；又中外官吏俸少，似宜量添；可令江南依宋时诸名征赋尽输之。何荣祖言：“宜召各省官任钱谷者诣京师，集议科取之法以闻。”从之[19]。

熊寥先生在《元代辨》中根据这段记述得出：“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八年下令，在江南地区恢复南宋时的赋税。”《陶记》中所出现的南宋赋税课目，就是元代‘依江南宋时诸名征赋尽输之’的具体反映”，因此《陶记》中的“经总制钱”“只能说明元代在一个特定时期沿袭宋代‘诸名征赋’罢了，不能作为《陶记》写于南宋的根据”。熊寥先生的如此推断笔者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明显存在三个问题：其一，提出“可令江南依宋时诸名征赋尽输之”的人不是元世祖忽必烈，而是中书省臣；其二，元世祖对中书省臣的提议并没有表示赞成，元世祖赞成的是何荣祖所说的：“宜召各省官任钱谷者诣京师，集议科取之法以闻”；其三，对于集议的结果如何，《元史》中根本就没有提及，是否恢复以及是部分恢复还是全面恢复都不得而知。因此，从《元史》中的这段记载不能得出元中后期恢复过“经总制钱”的结论。(www.xing528.com)

为了论证元代中后期曾一度全面恢复包括“经总制钱”在内的南宋赋税，熊寥先生在其修订的《元代辨》中还节引了《元典章》中的一段记载来作为依据[20]，为便于更准确地理解《元典章》这段记载的含义，笔者把它全面地引述如下：

元贞二年（1296）九月十八日奏过事内一件，节该，江南百姓每的差税，亡宋时秋、夏税两遍纳有。夏税木棉、布、绢、丝绵等各处城子里出产的物折做差发斟酌教送有来，秋税只纳粮。如今江浙省所管江东、浙西这两处城子里，依著亡宋例纳有，除那的外，别个城子里依例纳秋税，不曾纳夏税。江西的多一半城子里百姓每比亡宋时分纳的，如今纳税重有，谓如今收粮的斛比亡宋文思院收粮的斛抵一个半大有。若再科夏税呵，莫不百姓根底重复么？两广这几年被草贼作耗，百姓散失了有，那百姓每根底要呵，不宜也者。浙东、福建、湖广百姓每夏税依亡宋体例纳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着，钦此[21]。

这段记载说明的实际上与熊寥的愿望恰恰相反，第一，这里所述恢复亡宋的赋税只是秋、夏两税；第二，即使是亡宋的秋、夏两税在1296年也不是在江南所有地方都恢复，而只是在江浙省管辖的原南宋的江东、浙西两处恢复，其他如江西、浙东、福建、湖广等地则只纳秋税。之所以如此，在于元朝统者当时尚能考虑到这些地区百姓生活的困难。

如果说前面所引的几段元代史料还不能明确回答南宋的“经总制钱”是否曾在元代中后期恢复过的话，那么《元史》中有一段话则足以回答这一问题。《元史》谓：“先王理财之道往往取之无度，用之无节，于是汉有告缗、算舟车之令，唐有借商、税间架之法，宋有经、总二钱，皆掊民以充国，卒之民困而国亡，可叹也已。”接着又道：“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22]。据此，元代未恢复过“经总制钱”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