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宋元时代的景德镇税课与其相关制度及《陶记》的著作时代进行了初步考察，现小结如下：
1.景德镇自景德元年（1004）置镇之后至熙宁十年的七十三年间，该镇税课不多，直入浮梁，再由浮梁汇总上缴饶州。
2.从熙宁十年开始，景德镇税课已越过浮梁县，单独向饶州缴纳，其时商税为三千三百三十七贯，区区一镇之税几乎与德兴全县之商税相等，可见其时窑事与商业的繁盛。
3.通过《河南强氏族谱》“强子魁”条的考证，景德镇南宋商税在三万贯以上，等于熙宁十年的十倍，强子魁条虽属稀见的证据，但比较可信，因为蒋祈记其时景德镇附加税与杂税月额为三千贯，那么年额必然在三万贯以上。其时的商税决不会低于这个数字，足见族谱资料之重要。其时的税入虽较北宋大大提高，但仍按熙宁旧例越县缴州。
4.元代景德镇商业较南宋发达，已属全国屈指可数的经济重镇之一，其商税额为饶州路的二分之一，并直缴江浙行省（而在北宋时，一镇之商税只有饶州的八分之一）。这一资料表明，元代的景德镇民营窑业与商业必然空前发达，笔者的这一论断虽与清人蓝浦和近人的说法一致，但依据却大相径庭，前者纯以《陶记》为据而做出推想；笔者的这一看法则来自《元典章》。
5.《陶记》中记述的镇税越县缴州的这一制度，始自北宋熙宁十年，终于南宋，元代未曾沿用。但由于《陶记》的上限为淳熙十四年，故知这一文献不是元代著作，而是南宋中后期的文献，这是笔者近年来获得的《陶记》著于南宋的新证据。
6.熊寥为了把《陶记》说成元代著作而创造的“南宋镇税不能越县缴州，和元代镇税只能向浮梁州缴纳”的所谓史实，既和南宋制度抵牾，也和元代制度无关，纯属臆想之物。它既不能作为否定《陶记》著于南宋，也不能用来作为肯定《陶记》著于元代的根据。但由于得到了考古界和陶瓷界的名流们的支持，终于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也给笔者以反面的启发，显然有益于学术讨论，理应予以赞扬。
1987年10月
于品陶斋
参考书目：
（以引文出现先后为序）
1.康熙二十一年陈淯纂《浮梁县志》景德镇图书馆藏原刊本
2.乾隆七年李洊德等纂《浮梁县志》北京图书馆藏原刊本
3.中华书局《文史》十八·十九辑拙稿《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上、下）(www.xing528.com)
4.（日）爱宕松男《东洋史学论》第一卷《中国陶瓷产业史》第七章《读刘新园氏蒋祈“陶记”著
5.江西省陶瓷公司《景德镇陶瓷》1983年第四期熊寥《蒋祈陶记著于元代辨》
6.《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影印本
7.康熙十二年王临元纂《浮梁县志》残本北京国书馆箴
8.《宋史》中华书局排印标点本
9.明天顺刻本《河南强氏族谱》
10.宋《庆元条法事类》中华书局影印本
1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排印本
12.《元史》中华书局排印标点本
13.明·王宗沐《江西大志》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
14.《沈刻元典章》中华书局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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