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祈除了描述以上考察过了的瓷窑税制之外，还有一段列举了当时的一些附加税的名目、月额以及有关的职官。由于每一个时代在税目与职官的设置方面都不尽相同，因此研究这段记载，就有可能帮助我们从典章角度来探讨《陶记》的著作年代。
文中记述这些情况的文字如下：
宪之头子、泉之率分、统制之供给、经总之移用；州之月桩、支使、醋息；镇之吏俸、孤遗、作匠，总费月钱几三千余緡。而春秋军旅、圣节、郊祀赏赉、试闱、结茸犹不与此，通融计之，月需百十五缗。
先从税目方面看。
“春秋军旅”以下，不是每月都有的负担，且可以从字面得到解释；而“头子”以下则属按月交纳的附加税，其名目竟然多至十种！如果把《陶记》看成元代作品，这些名目就在《元史》和《元典章》中找不到任何踪迹。如果把它看成是南宋时代的文献，我们不但在《宋史》与《宋会要辑稿》中找得到翔实的记载，就是在一本普通的《中国通史》里也能得到部分印证（但限于篇幅，这些名目的具体内容请详见白焜同志的《“陶记”校注》）。既然《陶记》中所罗列的杂税名目都能在宋代文献中找到根据，是否就可以据此确定它为南宋时代的作品呢？不能够。这是因为元代去宋不远，其赋税“独呈变态”，“条理实甚混乱”[31]。
元世祖在灭宋前的第三年（至元十三）虽有蠲免“故宋繁冗科差”百有余件的诏令[32]，但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又一度恢复过宋时的课赋。《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壬申记中书省臣言：
“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今分隶诸王城邑岁赐之物，仰给京师；又中外官吏俸少，似宜量添，可令江南依宋时诸名征赋尽输之。”何荣祖言：“宜召各省官任钱谷者诣京师，集议科取之法以闻。”从之。既然元代确曾“依宋时诸名征赋”，那么《陶记》中所列的税目就可宋、可元，没有严格的时代界限了。那又该怎样鉴别它们的时代？好在蒋祈记述它们的同时还记述了当时的职官，由于元王朝并未保留或恢复过南宋时代那些特设的职官，在这种情况下，职官名目的时代烙痕就比税目更深。
以上引文涉及的职官有“宪”“泉”“统制”“经总”，另外，还有“州”“镇”等名目。
关于“宪”，有两种含义。一种泛指上司，一种特指宋代的提点刑狱官，南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谓：“宪部，刑部也；宪台，御史台也；今直以诸刑狱为宪。”但未从典章角度确定《陶记》的时代之前，不能取狭义。关于“泉”，由于泉与钱通用，当是铸钱机构的简称[33]。我们知道，该机构虽在宋代常设，但在元代也曾两度设置，一次在至大三年（1299）设立过泉货监（《元史·食货一·钞法》），一次在至正十一年（1351）设置宝泉提举司（《元史·食货五·钞法》）。那么这个“泉”也就可暂不考虑。至于“州”“镇”则是许多时代都有的机构，没有特定的时代标志。现在需要重点研究的就是“统制”“经总”，这两个名目了。
1.“统制”：除见于《宋史》与《清史稿》之外，不见于其他史书。考清代统制置于光绪三十年[34]，而《陶记》在康熙间即已刊行，那么，记中出现的统制就必然是南宋时代的职官了。《宋史·职官志》云：
旧制，出师征讨，请将不相统一，则拔一人为都统制以总之，未为官称也。建炎初，置御营司，擢王渊为都统制，名官自此始……绍兴十一年，三大将兵罢，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擢其偏裨为御前诸军都统制，且令仍旧驻扎，以屯州名冠军额之上……初，渡江后，大军又有统制、副统制……皆偏裨也。
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云：(www.xing528.com)
凡所谓统制、统领等名该由靖康，建炎之际，高宗以兵马元帅名义建军命宫，不能复用平时制度，设此以应变，及从来则统制亦仅为偏裨，而都统制亦不似初置时之贵重矣。
由上可知，《陶记》中的“统制”，为南宋饶州一带的驻军首领。
2.“经总”：为宋王朝在12至13世纪设立的经制司与总制司的简称。《宋史·食货下一》记经总制钱谓：
……宣和末，陈享伯以发运兼经制使……绍兴五年，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请以煎制司为名。
《宋史·食货下七》又云：
渡江后，屈于养兵，随时增课，名目杂出，或主于提刑，或领于漕司，或分隶于经、总制司，惟恐军资有所未裕。
综上所述，所考之职官均为宋代所特有，且因战争而设置。那么，与它们同时并存的“宪”，就不是傅振伦先生在《“陶记略”译注》中所说的上峰，而应当是宋代的提点刑狱公事；“泉”，也不是元代的所谓“财官”，而是南宋人常说的“泉司”或“饶州提点坑冶铸钱司”；“州”不是元代元贞元年设置的浮梁州，而是宋代的饶州。
根据以上职官设置时代的确定，我们就可以肯定：前面所述的税目即使在元代曾经沿用过，但《陶记》里记述的却属南宋。否则的话，那些早在1279年就随着南宋王朝一道被灭亡的职官，怎么会跑到元代的景德镇来勒索课赋呢？据此，我们就可以从典章角度来肯定《陶记》写于南宋无疑。
如果说蒋祈在记述瓷窑正税时，只说到税制并未记述税额而使人感到遗憾的话，那么，他在这一段除了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上述附加税的名目之外，还详细地记述了税额。按《陶记》提供的数据，南宋时代的景德镇每月交纳的杂税与附加税为三一一五缗以上，一年就至少需交三万七千余缗，如果把这数字和《宋会要辑稿》中记述的熙宁十年（1077）景德镇全年的商税三千三百三十余贯[35]相比，南宋时代一年的杂税竟然比北宋全年的商税高十一倍，那么蒋祈所记是否有所夸张呢？《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一四一赋税部引南宋郑湜札子谓：
姑以两浙言：在祖宗时，一岁通收缗钱三百三十余万而茶、盐、酒税十居其八，州县支费在其间。今两浙岁输缗钱千二百万而茶、盐之利又专隶朝廷，州县支费又不预焉。然则今之取民不知几倍于祖宗时矣。
从以上的引文估计，两浙地区在南宋中期郑湜时的课赋约为北宋的十数倍。两浙路的情况如此，地属江南东路的瓷城—景德镇一月的附加税相当于北宋时该镇一年的商税也就自然可信。南宋王朝的疆土不到北宋的三分之二，而赋税却反而比北宋最高的岁入还高（北宋赋税收入以神宗时为最高，约六千万贯，而至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岁入增至八千万贯）。《陶记》中的这个血痕斑斑的三千一百一十五缗与“一里窑，五里焦”的谚语，一方面揭露了南宋统治集团的贪婪残酷，另一方面还抒发出当时陶家的悲辛！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曾无限感慨地说：“南宋取民无艺！”“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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