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窑税制及其在宋代与元代的变化

《陶记》中虽没有说到当时瓷窑税的定额，但记述了一种十分特殊的税制。研究这种税制不但有助于辨别《陶记》的时代烙痕，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探求税制对瓷器生产的影响。

文中说到其时的瓷窑税制如下：

“窑之长短，率有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然后在“兴烧之际，按籍纳金”。

以上表明：其时的赋税并不是以成品做计量标准，而是按窑的大小来确定的。而且在兴烧之际就要交税，也就是说，瓷器在半成品的阶段，官府就得到赋税了。但众所周知，烧成，是瓷器生产流程中最后的一道关键性的工序，也是最不容易控制的一道工序。由于古代烧窑全凭经验，窑室内的温度与火焰的性质（气氛）极不容易控制，稍有疏忽，陶工们的劳动就将毁于一旦。然而，不管瓷器能否烧成，而要在烧成之前按籍纳金，这是一种最罕见、最狡猾的苛政！

关于瓷窑税制，我们在宋代的文献中尚未找到相应的记载，但在元代，却记述得比较清楚。《元典章·户部八》：

至元五年七月初五日制，国用使司来申：均州管下各窑户合纳课程，除民户瓷窑课程依例出纳外，军户韩玉、冯海依赖军户形势告刘元帅文字拦当，止令将烧到窑货三十分取一，乞施行。制，府照得先钦奉圣旨节文：磁窑、石灰、矾、锡榷课斟酌定立课程，钦此。兼瓷窑旧例，二八抽分办课，难同三十分取一。除已移咨枢密院行下合属，将合纳课程照依旧倒办课外，仰照验。钦此，施行（引文据陈垣《沈刻元典章校补》改过）。

我们从这段文字起码可以了解以下问题：元代的瓷窑课是二八抽分，纳税多少以“烧到窑货”为标准。也就是说，元代瓷窑课是根据成品来计算的，即税额确定于产品，而不是征在“兴烧之际”。显然，元代的情况就与《陶记》中所说的大不相同。

若联系其他文献与出土遗物，我们还能看到：由于元王朝推行比较宽缓的税制，景德镇一带的民间窑场“一时称盛”（详《景德镇陶录》卷五“元更监镇”条），工艺亦较前大有进步（详本文第三部分），举世闻名的青花与釉里红瓷器，就创烧于这一历史时期。

然而，我们在这里征引《元典章》和其他资料，只能认定以上所说不是元代的制度，仍没有材料证明它是南宋时代的史实。那么，这种苛酷的税制是否与南宋统治集团的剥削“风格”一致呢？

我们认为是一致的。《续资治通鉴》卷139记李信父于乾道二年（1166）上宋孝宗书举其闽中所见谓：

蚕未成丝，已催夏税，禾未登场，已催冬苗……近盖有今年而追来年之租，谓之“预借”者；荒郡僻邑，有先二年而使之输者。

而《宋史·食货上二》记：

淳祐八年（1248）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常赋之人尚为病，况预借乎？欲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

我们知道：农业收成一半靠天、一半靠人。明年的自然气候在今年不能预卜，而官府却要提前勒索两年以至六年以后的课赋，并有所谓“预借”这一合法的专门名目。那么，瓷器在半成品的阶段就要交税，不但不足为奇，而且还显得“十分宽大”了。印证李信父的上书与陈求鲁的奏章，《陶记》所记为南宋事实不但可信，而且还可以弥补当时文献记载的不足。(www.xing528.com)

那么，南宋的窑业遗存是否能反映这种税制的影响？

反映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使一种不很适用的芒口碗、盘得以大量风行。

我们知道：所谓芒口碗盘，是指在覆烧工艺的制约下生产的一种里外满釉、口沿露胎的碗盘。这种碗盘，是定窑最先制造的，但在北宋后期已不受人们的欢迎，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说：

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宋人叶置《垣斋笔衡》亦云：

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烧青窑器。

和使用者接触得最多的碗盘的边口不能上釉，禁中“不堪用”，老百姓也自然不喜欢它。可是南宋时代（尤其是南宋中后期）的许多窑场为什么还要大量地制造呢？这不是因为当时的用户喜爱芒口瓷器，而是作坊主需要利用装烧这类瓷器的覆烧窑具。

我们知道，在当时，瓷器税按窑的大小来定，官府把窑的容积记录在特种簿册上，有所谓“窑有尺籍，私之者刑”的规定。谁敢擅自扩大窑室呢？生产者为了降低税额，就只能从坯件的堆叠密度上去想办法了。这是因为瓷器税与窑室内的堆叠密度成反比，也就是说，窑室内制品的堆叠密度越大、装载的产品越多，单件瓷器所需付出的税钱就越少。于是，作坊主就减少釉口仰烧瓷器的生产，而须大量采用定窑创造的那种“支圈组合式的覆烧窑具”来生产芒口瓷器（参见图7），这是因为采用这种窑具装烧芒口瓷器，仅就堆叠密度（竖向）而言，约为原来仰烧釉口瓷器的4.6倍（与北宋仰烧瓷器比），也就是说，南宋一窑的装载量要相当北宋4至5窑的装载量[28]。在北宋后期行将灭亡的那种芒口碗盏，因为推行特殊的税制而又在南宋时代重新风行起来了。

图7 一至五为南宋覆烧窑具的残骸。六为南宋支圈覆烧复原图

2.使瓷器的烧成质量下降。

我们知道，瓷器税纳在兴烧之际，生产者就会产生一种“宁可把温度烧得低一点，也不烧高”的心理。这是因为要把窑火烧到理想的高度，虽能使瓷器的质量提高，达到所谓“光致茂美”[29]的艺术效果，但其时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胎，坯件的烧成范围狭窄，温度稍高，制品就极有可能变形或者产生倒窑的危险。而作坊主在“兴烧之际”就付出了课赋，官府并不因倒窑而蠲免，窑工们为了减少赔累，也就不敢冒着倒窑的危险去追求产品的质量。于是，窑室内的温度偏低虽无倒窑之虞，但大多数瓷器的瓷胎就不如北宋的致密，瓷釉也就不如北宋的光亮、精美了。以往中外有经验的古瓷专家在研究景德镇瓷器时，总会感到南宋大多数瓷器的质量都不如北宋的优异[30]。我曾经为此而寻找过原因，但只认为是烧窑的技术不高。那么，景德镇陶工早在北宋就已经握掌得十分娴熟的烧窑技术，为什么会在南宋倒退呢？我们在当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现在研究这种税制时才明白，促使南宋瓷器质量下降的原因，不是什么烧窑的问题，而是税制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工艺原因，而是隐蔽在工艺后面的社会原因。

综上所述，《陶记》中记载的瓷窑税制，以及我们从遗物方面追究该类税制对当时窑业所产生的影响，都发现它们与元代的不同，而与南宋中、后期的情况吻合。显然，《陶记》应该撰于南宋中、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