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附近的其他竞争瓷窑场

《陶记》在记叙景德镇窑事的同时，还谈到了和景德镇并存竞争的一些窑场。对这些窑场进行必要的考察，既有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鉴别它的著作时代，又有利于我们观察当时全国的窑业实况。文中记述这些情况的有如下两处；

1.“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

2.在分析当时镇窑不振的原因时，又有所谓“临川、建阳、南丰他产有所夺”的记载。

上段有“昔”这个字，显然是指蒋祈在撰写《陶记》时，回忆上一个时代景德镇和全国著名的定窑与龙泉窑的产品竞奇斗艳的史实。但这个时代是哪一具体的历史时期呢？最近傅振伦先生在《“陶记略”译注》中说，这里的“昔”，指的是“南宋末年”。既然把南宋末年看作“昔”，那么《陶记》就必然写于元代了。但印证史料，傅先生的说法似需商榷。

1.定窑，遗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与燕山村一带。20世纪30年代由叶麟趾先生发现，1942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曾做过考察，1960至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又对它进行了科学发掘，其《简报》谓：该窑创烧于晚唐，制品以北宋最精，“靖康”之变后，陷入金国境内，窑事“从盛转衰”，“烧制质量日益粗陋”[20]。至于红瓷，遗物虽待发现，但北宋文献却有明确记述。《苏东坡集》卷三“试院煎茶”诗谓：定州花瓷琢红玉。

2.龙泉窑，在浙江省龙泉县。兴烧于五代，至明、清之际结束。浙江省文管会于1956至1961年对它进行了科学发掘，《简报》谓其五代—北宋的产品呈艾叶青色，与越窑的所谓“秘色”瓷器相似。宋人庄季裕在《鸡肋篇·卷一》说：

龙泉县出青瓷，谓之“秘色”……宣和中禁廷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完全符合。至南宋，该窑工艺大变，产品的釉色已由北宋薄而光亮的“秘色”，变为厚而柔润的“如美玉、翡翠般”的“梅子青”与“粉青”了[21]。1973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周仁等同志又对该窑历代产品进行了理、化测试，他们在《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发表的报告谓：其五代至北宋产品为“石灰釉”，南宋产品为“石灰碱釉”，可见该窑场的南、北两宋产品的瓷釉，无论在外观上还是在化学组分方面都有质的不同，不能混淆。

以上两个《简报》告诉我们：定窑以北宋最盛，产品极优；龙泉窑亦于此时烧造“青秘”瓷器，可知蒋祈所说的“昔”，指的正是北宋。如果按傅振伦先生释为南宋末年的话，这时定窑陷入金国境内已有一个半世纪了（金亡又被蒙古占领），它怎么有可能把其粗陋的产品运到敌国与南宋王朝的景德镇和龙泉窑的瓷器争奇斗艳呢？而此时的龙泉也早就不烧造“青秘”瓷器了，如果说它要和景德镇窑竞争的话，必然会以其薄胎厚釉的“粉青”与“梅子青”瓷，而决不会用百多年前生产的那种胎厚釉薄的所谓“青秘”瓷器。可见把《陶记》中的“昔”看成是南宋初年、尚且与史实不符，更何况把它解释成南宋末年呢？

定窑、龙泉与景德镇窑同在北宋时代竞相斗艳的史实不独见于蒋祈的《陶记》，还有考古资料可证。

近十年来，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在镇江一带发掘了大量的北宋墓葬。1978年冬季清理的一个北宋初年的墓葬中，曾发现过龙泉窑的秘色瓜棱盖罐和景德镇烧造的许多影青碗盏摆在一起[22]。而1974年发掘的熙宁七年（1074）章岷墓则有用黄金包边的影青茶盏与定窑烧造的紫定梅瓶一道出土[23]。这些遗物也与蒋祈的《陶记》一样，为我们勾画出龙泉、定州与景德镇三窑的产品，同在北宋京口市场竞奇斗艳的图景，只是勾画的形式不同而已。

无论是研究古瓷窑遗址的发掘资料还是考察古墓葬中出土的瓷器，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蒋祈在这一段所反映的，不是元代人追述南宋末年的往事，而是南宋人回忆北宋时代的窑业情景。

如果说蒋祈在追忆北宋史实时正确无误，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都十分吻合，那么，在阅读第二段——即记述“当代”情况的那一段时，就叫人费解了。

就国内外古窖藏与古遗址出土的宋元瓷器来看，四川什邡与简阳两大南宋窖藏中的瓷器，以龙泉与景德镇的产品为主，龙泉青瓷与景德镇影青瓷器几乎各占一半。元大都出土的则以北方磁州窑系的为多，龙泉次之，景德镇居第三位。而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出土的元代瓷器则多有龙泉和景德镇窑的产品，亦有吉州黑瓷与黑彩器，未闻有所谓南丰与临川窑的遗物[24]，这些事实又意味着南宋—元代的这一历史时期和景德镇争夺市场的劲敌是龙泉、吉州等窑。可是蒋祈为什么不记这些事实，而却描写了人们不太知名的建阳、临川与南丰三窑呢？《陶记》能无误地追述历史，难道不能正确地描写现实？现在要了解作者的意图，也就需要查考这三窑的史料了。(www.xing528.com)

文中所说的“临川窑”，在江西省临川县白浒渡。清·光绪《临川县志》载：

窑场在白浒，兴于宋，不知废于何年矣。

1960年陈柏泉等同志在该地做过调查，发现遗物中有白胎透明青釉器，《报告》谓其烧造“上限可能早于唐，下限到宋代或稍后”[25]。

“建阳窑”，在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的池墩、溪口与碗窑乡三地。池墩产品以黑釉盏为主。（即蔡襄所说的兔毫黑茶盏的产地，其产品与镇窑的不同，当不属《陶记》所指）。而溪口与碗窑乡的遗物则为青釉器与影青器，其纹饰有鱼藻等。尤其是影青器与景德镇南宋产品十分相近。冯先铭等同志认为以上三处均属宋代遗存[26]，未闻在元代还有继续烧造的记载。

“南丰窑”，在江西省南丰县白舍街。同治《南丰县志》卷十五“古迹”载：

白舍，宋时置官监造瓷器，窑数十处，望之如山。

江西省博物馆杨厚礼同志曾至该地考察，遗存与文献记载相符（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考古资料》·“古窑址”部分）。《文物》1965年发表的《新中国陶瓷考古的主要收获》一文，亦认为该窑“是一处专门烧造青白釉瓷器的宋代瓷窑”。它的产品“以往均列为景德镇窑’。

以上资料说明两个问题：

1.这三窑均在宋时烧造或以宋时为其极盛时期，可以反过来证明记述这些实况的《陶记》必然写于宋代。

2.这三窑在宋均生产青白瓷。其产品则向我们揭示，蒋祈为什么不提龙泉与吉州，而要记述它们的原由。

我们知道：商品竞争有时也与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有某些相似之处。蒋祈不说龙泉、吉州窑夺走景德镇的市场，是因为这两窑生产的瓷器是青釉器或黑釉器，与景德镇的产品不同。它们之间虽存在竞争，但属于次一级的竞争——“种间竞争”。而提到这三窑，主要是为它们的产品和景德镇的相同，或者说，它们都在模仿景德镇而生产青白瓷。其模仿水平之高，几乎可以乱真，以至今天的古瓷专家们也难以分辨。这就似乎叫人相信，它们在当时极有可能是打着景德镇的幌子来和景德镇窑竞争的敌手，其产品的优异足以威胁着景德镇的生存；那么，景德镇与它们的竞争，就属所谓“种内竞争”了。达尔文认为：“种内竞争”是生存竞争中最激烈的竞争[27]。这也许就是《陶记》没有记述龙泉、吉州而写了它们的原由。

以上征引的这三个窑场的资料，显然为我们确定《陶记》一文的写作时代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陶记》写作时代的确定，蒋祈的这篇遗文又可以反过来为研究这三窑的同志们提供新的断代依据了，人们是否可以考虑把它们的产品或者说最上层中堆积得最为丰厚的产品，视为南宋中、后期的遗存呢？这样做，也许有可能把宋代窑器的年龄分辨得更细致、更精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