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记中的装烧与装饰工艺特征

《陶记》中除了记述制胎与制釉工艺外，还简要地记述了流行于当时的装烧与装饰工艺。

记装烧的文字有所谓：“或覆、仰烧焉。”

提到装饰的则有：“印花、画（划）花、雕花之有其技。”

从装烧来看，其时覆、仰并存。装饰则有三种。考蒋祈记述前者时把“覆烧”放在首位，记述后者又首先提到“印花”，显然是因这两项工艺在当时应用得最广。那么，探求覆烧与印花瓷器在景德镇烧造得最多的那个时代，也就必然是《陶记》的著作时代了。

1.装烧：所谓装烧，就是指陶工们把瓷用原料制成坯件之后，再使用某种辅助工具（即所谓窑具）把坯件间隔堆叠起来放进窑室以待焙烧的一段工艺过程。

从《景德镇湖田古瓷窑各期碗类装烧工艺考》（《景德镇陶瓷》1976年第1期）一文来看，《陶记》中所说的“仰烧”，即指把瓷坯正放在匣钵中，再把匣钵相套堆叠装窑的烧法。这类烧法在景德镇开始于北宋初年（北宋初年以前使用“支钉叠烧法”），一直沿用到现在。而“覆烧”，则指把口沿露胎，里外满釉的坯件翻转过来反扣在多级垫钵或支圈内入窑焙烧的方法，这种方法始于北宋中叶、终于元代中叶。显然，覆、仰烧在景德镇并存的时代就是北宋中叶—元代中叶的这一历史时期了。但了解这一点还不够，还需进一步考察覆烧最为风行的那个时代。

据《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考古》1974年第6期）和《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文物》1980年第11期）两文来看，覆烧法在这个地区的应用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北宋中期—南宋早期。景德镇陶工在这一时期覆烧瓷器时，是使用一种叫作多级垫钵的覆烧窑具。由于这类垫钵底小口大，只能装烧由小而大、规格不一的芒口碗盘，且需把这类装有芒口瓷坯的垫钵，再放进桶式匣钵去焙烧，故产量不大。其时的窑业堆积中仍以仰烧法生产的瓷器为主，覆烧芒口碗盘仅占总烧造量的10%~20%左右。这个时期是覆烧开始应用的早期。

第二期为南宋中、后期。由于某种工艺与社会原因（参见本文有关“瓷窑税制”的论述），景德镇在这一历史时期抛弃了原先使用的多级垫钵，采用了定窑发明的“支圈组合式的覆烧窑具”。这类窑具由于具备了支垫与匣钵的双重作用，其堆叠密度比以往的更大，且能装烧规格一致的产品（图7），故窑址上这一时期的堆积中，覆烧芒口器均在80%以上：（仰烧已退居次要地位）。覆烧法在这一时期才成为主导烧法。

第三期为元代早、中期。由于仰烧法在这一时期有所改善并出现了涩圈叠烧法[7]，故堆积中采用仰烧法生产的仅底部无釉的瓷器，和采用叠烧法生产的底心去釉的碗盘增多，于是覆烧芒口瓷器的产量就较南宋时代大为减少了。至元后期已完全淘汰。因此，元代是覆烧瓷器的没落时期。

印证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确定：覆烧法最流行的时代是南宋中、后期。(www.xing528.com)

2.装饰：从景德镇宋、元时代的瓷窑遗址上堆积的瓷片来看，《陶记》中所说的印花，即指把花纹雕刻在模具（范）上，再把湿坯（有塑性的坯件）放在模上压印：使其内壁（或外壁）出现纹饰的一种装饰方法；划花，就是指用较锋利的工具在坯件上刻划出浅、深相间的线条而组成的花纹（阴纹）；而雕花，则指使用具剔除花纹以外的一层坯泥，以使其纹饰凸起的装饰方法（即《营造法式》中之所谓“剔地起凸”法）。

从出土与传世的景德镇瓷器来看，划花始于北宋早期，以北宋—南宋早期最为流行；印花瓷器以南宋—元代产量最大；雕花则流行于北宋中期至元代，但产品极少。元以后，这三种装饰工艺渐渐被青花取代了。既然印花最为风行的时代是南宋中期—元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蒋祈所记究竟是元代还是南宋中、后期的情况呢？

如果孤立地研究装饰方法，几乎无法鉴别，若把装饰与装烧联系起来考察，便能区分。

从发掘景德镇湖田窑出土的瓷片与元大都居住遗址出土的景德镇瓷器来看，印花虽然是南宋—元代景德镇影青和枢府瓷器应用得最广的装饰方法，但是南宋时代的陶工多于覆烧芒口瓷器上使用印花；而元代的印花则多用于仰烧瓷器上（如“枢府”碗盘）。《陶记》在记述当年的装烧方法时把覆烧放在首位，记装饰方法时又把印花放在前面，显然，蒋祈所述的那个在装烧上以覆烧为主、在装饰上又以印花为主的时代，就必然是南宋中、后期，而不是元代（图3、4）。

图3 南宋时代景德镇大量生产的覆烧印花碗及其残片（组图）

图4 《陶记》中所述之“火照”（组图）（景德镇湖田窑南宋文化层出土）

南宋印花残器摹本（施尔才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