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瓷器胎釉的制备方法及差异比较

众所周知，我国封建时代生产技术的演进速度是异常缓慢的。但是由于地区与行业的不同，其实际情况又不能一概而论。就拿我们近年来对景德镇五代—明代的窑业遗存所做的调查、清理与试掘，以及有关单位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瓷器所做的理化测试来看，这个地区在这一阶段的制瓷工艺的变化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每一个朝代的制瓷工艺，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陶记》曾对当时瓷器的胎釉制备情况有过比较精确的记述，因此，研究这些记述，既有利于我们从工艺的角度来鉴别其著作时代，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生产水平。

关于胎，文中说：“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

关于釉，则有“攸山、山槎灰之制釉者取之，而制之之法，则石垩炼灰，杂以槎叶木柿火而毁之，必剂以岭背釉泥而后可用”。

如果把以上文字和今天景德镇传统瓷器的胎、釉制备方法相比较：其制釉过程的描写极其精确。除烧石灰时使用的植物与今天的不尽相同之外，其他完全相同，几乎没有区别（《陶记》记烧灰燃料用“槎叶木柿”，明代《天工开物》记用“桃竹叶”，清代《陶冶图说》记用“凤尾草’——一种蕨类植物）。

而瓷胎的制备，便与今天的工艺有很大的差异了。

我们知道，今景德镇在制备瓷胎原料时，是把土质原料——高岭土，和石质原料——瓷石（“经过后期热液变化其中之长石部分或全部变为绢云母和高岭石的长英岩或正常长英岩”）的粉末混合制备而成的。即陶瓷工艺界所说的使用“二元配方”法制备的。而蒋祈记制胎原料时只说到“石泥”一种，并未记需要使用高岭土或者需要使用某种与“石泥”的性质不同的原料和“石泥”混合。考文中所列制胎原料的产地：“进坑”在今景德镇市东8.5公里南安公社进坑生产队图2；“湖坑”即湖田（三宝蓬）；“岭背”，为牛角岭背；“界田”即景德镇东南3.5公里的界田村（图1）。这些地方均为瓷石产地。可知他所说的“石泥”，当然是采用某种机械方法（水碓）把上述地区的瓷石（其硬度在莫氏4—7度之间）舂打成粉、经水选而制成的泥料。显然，其时的瓷胎是使用一种瓷石类型的原料制备而成的。

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胎，蒋祈所记是否无误呢？

我们认为蒋祈的记述是完全可信的。因为他能精确地描述当时的瓷釉是由槎叶木柿灰，熟石灰和釉泥三种不同的原料配成（比明人宋应星的记录翔实），如果当时陶工使用了“石泥”加高岭土制作瓷胎的话，他是决不会只记“石泥”一种的。文中不载高岭，只是因为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二元配方”法在景德镇尚未应用而已。

现在的问题是：只用瓷石一种原料是否可以制胎？

从日本学者吉木文平在其《非金属矿物工学》一书中对瓷石所做的研究来看，由于瓷石内含大量的石英，绢云母，仅此一种，完全可以制成瓷胎[6]（景德镇瓷石的矿物组成一般为：石英58%，绢云母27%～34%，高岭土仅2%～12%）；又，中国轻工业部工程师刘秉诚先生见告：至今广东和赣南的许多小窑尚保留着只用瓷石制胎的习惯，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成的瓷胎，在烧成时容易变形，成品的热稳定性差一些。

那么，景德镇陶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二元配方”法的呢？如果把这个时间寻找出来，便可以从工艺学的角度给《陶记》一文的著作时代提供相对下限。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记当时镇瓷制胎过程谓：

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岭）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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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陶记》所列景德镇南宋瓷石、釉泥、釉灰、匣、模原料产地分布图

图2-1 《陶记》所述最佳瓷石产地—“进坑”外景（今景德镇市南安人民公社进坑生产队）

图2-2 宋代刻有“进坑”二字的青白瓷残片（湖田窑出土）

图2-3 宋代刻有“试下项泥”的青白瓷残片（湖田窑出土）

以上记述与景德镇今天的制胎方法完全相同，因而得知：这个地区的陶工使用“二元配方”法制胎，最晚不晚于明代。但是文献记载总是要晚于生产实践的。如果再进一步考察景德镇历代瓷器瓷胎的化学成分，我们便能了解“二元配方”法在这个地区的应用，要比宋应星的时代早得多。

从近年来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等单位对我国古代瓷器瓷胎的化学成分所做的大量的测试工作来看，景德镇历代瓷器瓷胎中的Al2O3（三氧化二铝）的含量是不等的。其变化是有规律的。

一般来说，宋代的瓷胎中Al2O3的含量都在17%左右，元代与元代以后的都在20%或20%以上，显然，从元代开始，这类氧化物在景德镇瓷器的瓷胎中就有显著提高。

如果把宋代与宋以前的瓷胎和今天还在继续使用的瓷石在化学成分上相比较，人们便会发现它们是极其相似的。因而可以确定：景德镇宋代和宋以前的白瓷的瓷胎，是使用一种瓷石类型的原料制成的。和湖田窑出土的刻有“进坑”二字的宋代瓷片相符（图2），也和蒋祈所记完全吻合。

如果再把瓷石和元代瓷胎的化学成分相比较，它们之间便不同了。也就是说，元代瓷胎中的Al2O3的含量比瓷石中的显著提高。那么，元代的瓷胎是怎样制备的呢？由于元、明两代瓷器的瓷胎在化学组分上大体相同，所以得知元代的瓷胎，也是采用了明人宋应星所说的糯米土（瓷石）和粳米土（即高岭土）二者和合制备而成的。由于高岭土中的铝氧比瓷石中的高得多（景德镇地区瓷石中的A12O3一般为14%~17%，高岭土中的Al2O3则多为33%~37%），所以元代瓷胎中的铝氧就比宋代的提高了。与此相应，元代瓷器的烧成温度比宋代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瓷器的物理性能也比宋代的更好了，由此可知，比宋代的制胎方法更先进的“二元配方”法早在元代就使用了。只是元代人没有留下、或者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类记载罢了。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推定：《陶记》所说的制胎工艺不是元代的比较先进的工艺，而是宋代或宋代以前的工艺。由于蒋祈所征引的《容斋随笔》可以作为遗文的上限，元代的制胎工艺又可作为它的下限，那么，它所记述的就必然是南宋中、后期的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