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便于研究，先打算在这里初步划定一下讨论时间的上限与下限，并对其版本的流传过程做一简述。
从《陶记》本身来看，其著作上限是十分明确的。文中曾有一处使用了非常婉转的笔调，揭露当时地方官员利用职权在景德镇非法营运瓷器的恶劣行径，他说：
尝记《容斋随笔》载：昔之守令不市陶器，父老所传仅二人焉。呜呼！何辽绝耶？容斋所记可以尽信否耶？何今之未有继也！
《容斋随笔》卷四“浮梁陶器”条：
《彭器资尚书文集》有送许屯田诗曰：“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不。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来做知县不买瓷器者一人，君是也。做饶州不买者—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载许君之名。对照以上文字，《陶记》所引显然是《容斋随笔·浮梁陶器》条目的缩写。
众所周知，《容斋随笔》为南宋学者洪迈的名著。清·钱大昕《洪文敏公年谱》载：淳熙七年（1180）庚子，五十八岁。是岁《容斋随笔》成，序之。
又，《容斋续笔》卷一谓：《随笔》于淳熙十四年（1187）刊于婺州，八月传往禁中[4]。
据此，我们可以确定：作者蒋祈征引《随笔》撰写《陶记》的时间，是绝对不会早于淳熙十四年的。这是因为在这年以前，《随笔》尚未刊行，蒋祈无从得知。因此，把讨论的上限定于1187年就比较保险。
那么，《陶记》是否收入1187至1644年的各届《浮梁县志》？由于南宋—整个明代的志书不传，已无从得知。但检阅明嘉靖三十五年刊印的王宗沐的《江西大志·陶书》与崇祯十年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记述景德镇瓷器生产的篇章以及元、明时代的有关笔记与杂记之类，均未发现征引《陶记》的痕迹。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陶记》在南宋—明代的《浮梁县志》中可能没有收入。但是入清以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们在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宏绪于1712年写自饶州的第一封介绍景德镇的著名书简中，看到了与《陶记》有关的四处。
书简：“据县志的说法，瓷器自古呈绝妙的白色，毫无缺陷，其传入各国者，被称为饶州之宝玉。”
《陶记》：“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
书简：“美丽生辉的白瓷和漂亮的天青色的瓷器，都产于景德镇。”
《陶记》：“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www.xing528.com)
书简：“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
《陶记》：“景德陶，昔三百余座。”
书简：“（在谈到釉灰制备时说）《浮梁县志》上说：除了凤尾草之外，从前还使用过其果实称之为柿子的树木做柴。”
《陶记》：“……石垩炼灰，杂以槎叶木柿火而毁之，必剂以岭背釉泥而后可用。”
从以上的引文来看，殷宏绪所见到的“县志”已经收有《陶记》[5]。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只引用《陶记》来说明若干历史问题，并未把引文说成是元代的史实。
那么，殷宏绪所见到的是哪一种县志中的《陶记》呢？它和今天的通行本——乾隆《浮梁志》中的有何差异呢？就我国现存的《浮梁县志》来看，最早的版本是康熙十二年的一个残本。但这个本子少“物产志”，其中是否收有《陶记》已无从考索。现在，最早收有这一文献的，就要算我们最近才在景德镇发现的康熙二十一年本了。在这个本子发现之前，我国最早刊有《陶记》的《浮梁志》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乾隆七年本。
康熙二十一年刊印的《浮梁县志》（即1682年本）比殷宏绪的信件早三十年，殷氏所引极有可能是这个版本。但它流传不广。而乾隆七年（1742）本中的《陶记》，则与以后历届县志中的基本相同。自乾隆七年本问世之后，康熙志中的《陶记》便少有人知。如果把两志中收录的《陶记》加以比较：除了都把它看作是明代以前的遗文之外，康熙本中的个别缺字和误字在乾隆本中已有更改和填补。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为：
康熙二十一年本题为：“蒋祈陶记附”
乾隆七年本题为：“元蒋祈陶记略云”。
康熙本把它附于明代的遗文之前，显然有断定为明以前的意思，但态度审慎，并未肯定其具体时代，与殷氏引文完全相同，而乾隆七年本则把它定为元代著作，其根据未曾述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以下情况：1.《陶记》的著作上限为1187年。2.现今最早收有《陶记》的文献是康熙二十一年刊印的《浮梁县志》。但二十一年本并未说它是元代的作品。3.由于康熙二十一年以后至乾隆七年以前的这一时期，浮梁没有编修过县志，那么，把《陶记》首先定为元代著作的“始作俑者”，就必然是乾隆七年志的编修者了。本文同意康、乾两本对《陶记》所定的下限——即最晚不晚于元代。但是上限1187—下限1368（元亡）尚有一百八十一年，跨越两个在政治与经济上都很不相同的时代。
在未能确定它的著作时代之前，把讨论的范畴划定在1187年至1368年之间，就似乎是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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