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解释I:Dixit和Stiglitz(1977)
Dixit和Stiglitz(1977)首次对为什么通过ξ′(x)的符号可以判断市场均衡下企业产出和数量是否最优,提供了理论解释。
由于企业同质,而且假定线性生产成本,则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为:
n(f+cxL)=L
其中,n为市场均衡下的企业数量。
很容易看出,n和x反方向变动。
因此ξ′(x)<0⇔ξ′(n)>0
下面首先解释,为什么当ξ′(x)<0时,[9]市场均衡的企业数量超过社会最优的企业数量。
给定ξ′(x)<0,即ξ′(n)>0时,随着进入市场企业数量的增加,效用弹性逐渐增加,而效用弹性越大说明企业获得的实际收益(u′(x)x)占企业为社会贡献的福利(u(x))的比重越大,因此企业进入市场的积极性提高,从而有更多企业进入,最终导致进入市场企业数量过多(超过最优值),每个企业规模过小(低于最优值)。(www.xing528.com)
同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ξ′(x)=0时,市场均衡的企业数量和企业规模都是最优的;当ξ′(x)>0时,市场均衡的企业数量过少,每个企业规模过大。
(二)理论解释II:Mankiw和Whinston(1986)
Mankiw和Whinston(1986)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在企业同质性框架下,存在两种市场外部性,一种是独占外部性(appropriability externality),简称AE,是指一家企业获得的实际收益低于其产出对总效用做出的贡献,即企业不能独享全部消费者剩余。企业给消费者带来的这种正外部性会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积极性,最终导致进入市场的企业数目过少。这种外部性由的大小衡量,由于>0,即1-ξ(x)越大(越接近于1),则这种正外部性越强;另一种是商业窃取外部性(business stealing externality),简称BSE,是指一家企业进入市场,会挤占已有在位企业的市场份额,同时导致市场价格下降,这种企业给其他企业带来的负外部性会提高企业进入市场的积极性,最终导致进入市场的企业数目过多。这种外部性由的大小衡量,其中ε(x)为需求弹性(demand elasticity),当新企业的进入导致市场价格下降时,需求弹性增加,即所以越大,则这种负外部性越大。因此,两种市场外部性的权衡决定了进入市场的企业数量和最优数量的大小关系。所以,Mankiw和Whinston(1986)认为,当1-ξ(x)时,独占外部性弱于商业窃取外部性,即企业倾向于过度进入市场,导致进入市场的企业数目超过最优,而企业产出小于最优;当时,独占外部性和商业窃取外部性的强度相同,即进入市场的企业数量恰好为社会最优的企业数量;当时,独占外部性强于商业窃取外部性,即企业进入市场的倾向性较弱,导致进入市场的企业数目低于最优,而企业产出超过最优。
(三)两种理论解释的等价性
其实,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出,Dixit和Stiglitz(1977)和Mankiw和Whinston(1986)的两种解释是等价的。[10]
所以,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如果只有制造业一个部门,而且消费者具有多样性偏好,则只有当需求结构为CES,即ξ′(x)=0时,市场均衡和社会最优的企业数量和企业产出才分别相等,即市场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不存在市场扭曲。当需求结构为VES[11],即ξ′(x)>0或ξ′(x)<0时,市场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存在市场扭曲。
那么,ξ′(x)>0和ξ′(x)<0对应的效用函数所代表的偏好,是否在现实中都存在?Dixit和Stiglitz(1977)认为ξ′(x)>0符合现实,也就是,现实中的企业规模超过社会最优的企业规模,而企业数量则少于社会最优的企业数量,因此是不存在Chamberlin(1933)所谓的企业有过剩生产能力没能发挥出来的问题的。但是,Vives(1999,P170—171)却认为ξ′(x)<0更加符合现实。Behrens和Murata(2007)构造效用函数u(x)=1-e-αx,以挖掘促进竞争效应(pro-competitive effect),该效用函数在随后几年被广泛引用,[12]被认为是最常用的可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我们可以证明,该效用函数满足ξ′(x)<0[13],即支持了Vives(1999)。当然,中国消费者的偏好所对应的效用函数究竟是哪种情形,是一个经验问题,需要从中国的数据中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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