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文献证明，在标准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假设下，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会获得比没有贸易或者贸易保护主义更高的社会福利。Samuelson（1939）研究发现，对于一个小国（不能影响世界价格，而且视贸易条件为外生给定）而言，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将会获得高于封闭情形的社会福利。由于Samuelson（1939）的结论是在一个非常一般性的模型框架下（多产品、多要素而且要素供给可变）证明得到的，所以文章一经发表便受到广泛关注，也为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Samuelson（1962）首先通过一个两种产品、两个消费者的简易模型，并且引入效用可能性边界（utility possibility frontiers）这一概念，将Samuelson（1939）的模型进行简化和再阐述。进一步，为了使Samuelson（1939）的结果更具一般性，放弃小国假定，假设存在一个足够影响其贸易条件的大国，通过借用鲍德温包络（Baldwin envelope）这一方法，证明得到，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情形，贸易开放都能使得一国受益。
虽然较多文献聚焦于比较没有贸易和自由贸易两种极端情形下福利的大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假设和现实的吻合度较高，现实中对很多国家而言，所谓的贸易自由化指的是由高关税到低关税的变化过程。Kemp（1962）和Kemp（1968）考虑了这一种更为一般的情形，发现有较少约束的贸易（less restricted trade）相比较有较多约束的贸易（more restricted trade）有更高的社会福利，因此，Kemp（1962）、Kemp（1968）、Samuelson（1962）与Bhagwati（1968a）都在Samuelson（1939）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www.xing528.com)
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大国还是小国假设下，自由贸易都能获得比封闭条件下更高的福利。这与竞争性价格机制（competitive price system）紧密相关，即无论封闭还是开放，帕累托最优性假设都能实现。Bhagwati（2003）对于为什么不存在扭曲的情形下，自由贸易是最优策略，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他认为，如果市场价格可以正确反映社会成本，那么“看不见的手”就可以有效配置资源，因此自由贸易是最优贸易方式；如果市场不能有效运作或者存在市场不完全，那么“看不见的手”在引导资源配置的时候，就会将资源指向错误的方向，因此自由贸易不再是最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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